《大公报》因报道河南大饥荒被勒令停刊三天
1942年，中原河南发生了一次大饥荒。豫中平原，饿殍遍野，尸塞于道。据说，总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河南这次大饥荒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公正而有责任心的媒体率先披露了真相，而最终是被一位美国记者搅得天翻地覆。这个有责任心的媒体是中国的《大公报》。这个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是《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特迪·怀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
河南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灾荒显现在1942年的春天。连续的春旱，使当年的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军人们对农民说，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坚持几个月，秋粮就下来了。谁能想到，这一年竟是夏秋连旱，种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谷子、高粱等等，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野菜、树叶、树皮都成了充饥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
《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奉报馆之命于1942年底驻站河南，刚一到职便遇上这一惨绝人寰的饥馑。面对满目疮痍的豫中大地，张高峰坚定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昭告于天下。张高峰以河南叶县为重点调查地，详细了解饥荒的情况，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写了六千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明白，在惨烈而绝望的事实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现手段;一个精确的事实，胜过喋喋不休的说理和论证：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手捧张高峰的稿子，心在颤抖。他为河南人民心痛，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客观和公正。
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刊于《大公报》上，犹如在重庆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王芸生意犹未尽，又用他那枝酣畅淋漓的抒情之笔，配发了一篇充满着王氏风格的评论《看重庆，念中原!》。
昨天本报登载了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枝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人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吾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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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借题发挥。借河南的灾情，说重庆的奢靡;借赈灾的无力，说政府的拙政，这大概就是《看重庆，念中原!》社评的本意吧!
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大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自然难逃军政部门的惩罚。2月2日傍晚，也就是《看重庆，念中原!》评论刊发的当天，国民党重庆新闻检查所，便派人来到了《大公报》编辑部，送达了“军委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造成了轰动大后方的《大公报》停刊事件。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抓进了监狱，严厉审查。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
《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闭门思过，竟让一位美国记者浑身难受。此人就是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
《时代》周刊的报道引发轩然大波
白修德想知道，河南是否真有灾荒?《大公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政府的停刊令道理何在?白修德想深入河南实地采访，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正巧也有此意，两人便结伴而行，立即向河南出发了。
这两个神通广大的美国记者，搭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离开多雾的重庆飞往宝鸡，然后乘火车由宝鸡而西安，由西安而陕西之东，五天后他们来到陕西与河南的交界处潼关。这里是河南进入陕西的必经之地，也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大站。难民像潮水般地拥向这里，从这一个小小的隘口，挤进西邻之省，获取唯一的生的希望。
白修德是逆着逃难的人群走向河南腹地的，因而，他更能细致地体味难民们的种种行止。又往东行进了几十里，铁路还没有被完全破坏，他们居然搞到了一辆巡道的手摇车，可以在铁路上运行了。在通过一段日军炮火的控制区时，他们拼命摇动把手，快速前进，以免成为日军大炮的活靶子。
一路颠簸，白修德和福尔曼来到了当时的河南省会洛阳。洛阳天主教会主教、一个好心肠的美国人梅根接待了他们。梅根给他们提供了热饭和热水，详细讲述了河南的灾情。白修德听得出，梅根对河南饥馑的了解，要比北方别的人知道得更多。梅根甚至找来了三匹马，陪同他们在河南乡村实地调查。
在马背上旅行了两个星期。河南的灾荒令白修德触目惊心。这是1943年的3月，雨和雪交替着在河南大地上飘落，新的耕种季节即将开始，新一年的收成也许会好一点。河南的官员们说，两三个月之后，新小麦就下来了，那时就有粮食吃了。有一个老农说：“不错，很好。但谁知道到吃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活着呢?”
离开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三人。有心的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计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洒满了白糖。白修德说，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还没有离开河南，白修德就按捺不住了报道的冲动，他立即动手撰写稿件，从郑州走到洛阳时，他已经完成了为《时代》周刊所写的特稿。他不想等到回重庆，而是直接在洛阳找了家商务电台拍发了出去。按照当时国民政府战争时期新闻管制的规定，所有外国记者采写的稿件，在向他所服务的媒体发稿时，无论在何地发报，都需先发给重庆，由有关部门审查后，再行发往国外。这一次，鬼使神差，白修德的报道居然没有绕道重庆，而直接由洛阳发往了美国。也许是洛阳的这家商务电台的工作人员疏忽了政府的有关规定，也许是发报员良心发现，有意让白修德未经审查的稿件直接传向海外。
不管怎么说，这次，白修德撞了大运。《时代》周刊收到了他写自河南灾区的现场报道，并迅速刊载了出来。3月22日，《时代》周刊用这样的标题和文字，回报了白修德艰难而危险的河南之行：
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中国的麻烦简直持续不断，中国痛苦的历史更是循环反复地出现着战争、洪灾、饥荒。《时代》的记者白修德上周根据他的第一手材料予以报道。他刚刚结束为期两周的对河南饥荒地区的采访。他报道说：我的笔记告诉我，我只是在报道我所见到的、所证实的事实，甚至至今我还难以相信它们是真的：狗在路上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荒芜的村庄望不到边，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像着了魔症一样，满脑子全是河南的灾情。他最为关心的是，迅速启动救灾机制，赶紧让军队停止征粮，赶紧派出赈灾车队，将粮食运进灾区，以解救那些奄奄一息的灾民。白修德去找了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去见了宋庆龄、孔祥熙等。国防部长何应钦知道了白修德对河南驻军的非议和微词，点着名要白修德去见他。会面时白修德情绪激动，与何应钦大吵了一通。何应钦拒不承认从外省运去河南的救灾粮食被军队抢走。白修德坚持说，他与被抢走粮食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给国防部的汇报都是假的。
蒋介石的侍从室心腹陈布雷也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李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立法院长和四川省政府主席都告诉白修德，在中国，你找别人都是白找，没有用。只有蒋介石说话，才能起作用。
见蒋介石是不容易的。白修德已经得罪了宋美龄，只好去找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帮助。
宋庆龄迅速投入行动，为白修德面见蒋介石四处联系。蒋的侍从室传回话来，说委员长长时间外出视察后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天。宋庆龄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丝毫拖延不得。为了让这次会面达到打动蒋介石、立即启动救灾的目的，宋庆龄直截了当地对白修德说，我建议你向他报告情况时，要像你向我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对此负责，甚至人头落地的话，也不要畏缩。否则，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宋庆龄努力了五天，蒋介石终于接见了白修德。
那是一间阴暗的办公室。蒋介石面色严峻，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挺直着瘦长的身子，坐在高靠背椅子上，听白修德讲述河南灾情。白修德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在开始听取他的报告时，带有明显的厌恶情绪，似乎他是一个不得不见的令人讨厌的客人。蒋对白修德的召见，带有勉为其难的例行公事的味道。在白修德叙述过程中，蒋介石颇觉无聊，甚至向他的一个助手发感慨：
“他们(指灾区百姓)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
白修德不理会这些。他向蒋介石申明，军队的强征军粮让老百姓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救灾物资根本就没到灾区;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几百万人饥饿而死;在受灾最重的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蒋介石眉头一蹙，赶忙打断了白修德的话头：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说：“我亲眼看过狗吃人!”
蒋介石又否认：“这也是不可能的!”
话已至此，白修德只好将等在办公室之外的福尔曼叫了进来。福尔曼的手中，拿着他们在河南灾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摊在了蒋介石面前。有几张照片清楚地显现，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蒋介石震惊了。白修德注意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此刻，蒋介石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相信了白修德和福尔曼的报告，他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认真地做记录。他让白修德提供救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并要求白修德和福尔曼写一份完整的报告交给他。蒋介石郑重地向两位记者表示感谢，说他们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会见持续了二十多分钟，然后，蒋介石将他们客客气气地送了出去。
无论蒋介石事后对他的属下怎样暴跳如雷，摔杯子，拍桌子，大骂“娘稀匹”，但是，在这个中国一号人物的强力干预下，河南的救灾行动还是迅速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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