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日记揭秘》是蒋介石侍从秘书阮毅成之子、台湾著名政论家阮大仁首度深入揭秘蒋介石日记之力作。书中原文抄录225篇首度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内容囊括党务、军事、行政、外交等诸多方面。阮大仁借由蒋介石的日记，征引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电文、信函、谈话记录等珍贵资料，悉心加以解析、评注、诠释，力图揭开蒋介石日记背后隐含的惊人秘密。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背景，他掌握了大量外人不得而知的独家秘闻，使得该书在研究之外更具有独特的口述史料价值。杨天石称其“秘辛独得，掌故独多，良有以也”；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认为该书“把一般历史学者关照不到的地方补起来，使历史的大拼图更接近真相”，是两岸还原真实蒋介石的最新权威著作。
何谓“联合国案”？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发表叶公超免去“驻美大使之职务”，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今沿用蒋中正先生日记中的用词，称此事为“叶案”。“叶案”与其他两个案子息息相关，此即“联合国案”与“外蒙古案”，蒋先生日记中有关此三案之记载，真可以说是通篇累章，比比皆是，抄不胜抄。
“联合国案”即世人所说的联合国内的“中国代表权案”。
“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享有否决权，与英、美、法、苏并称五强。这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胜利时，“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可是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搬迁台湾之后，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领土及人民，“中华民国”乃局处于台澎金马。
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成立，因之就产生了在二者之间，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谁才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之争论。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二者各自属于美、俄所领导的集团，因此中国代表权之争，也成为美俄两大超级强权的外交斗争重点之一了。
在一九五二到一九六○年，美国是由共和党籍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其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是坚决反共者，因之国民党“政府”受到美方的强力支持，在联合国的席次乃得保有。然而已是每况愈下，此因下列三个原因：
（一）亚洲、非洲的新独立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到了“叶案”发生时的一九六一年，联合国会员国从初创时的四十余国已增至一百零一国。这些新会员国合组成第三世界，他们皆为自白种人的殖民地脱胎换骨宣告独立的。而他们原来的“宗主国”如英、法、荷、比、西、葡等等皆是美国所领导的集团之成员，所以这些新兴国家对之不免有“历史性”的隔阂。“中华民国”本来与这些第三世界成员国并无夙怨，此时也多少受了池鱼之殃的了。
（二）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犹要自称代表全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世界强权，实为言之不能成理之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先生领导下，建立了第三世界的革命理论，主张反霸反帝，因之赢取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官民的支持。
这个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年年难过年年过”的代表权之战，本是每况愈下。在一九六一年民主党的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有了“政党轮替”，换上了原来已对“蒋政权”甚不友善的民主党籍外交官，如新任国务卿鲁斯克，与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等人，那就更是“屋漏逢夜雨”。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却发生了“外蒙古案”，使得“联合国案”有了节外生枝的大危机了。
“外蒙古案”对“联合国案”之影响
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在抗战胜利后，由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派遣“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先生，远赴库伦，就地监督，由外蒙古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后才宣布独立建国的，国民党政府也立即予以外交承认。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后，立即片面宣布废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撤销了对外蒙古的外交承认。
一九五○年代，外蒙古曾申请加入联合国，被国民党“政府”在安理会中以常任理事国之身份使用否决权而阻止了。到了一九六一年，外蒙古卷土重来，再度申请加入联合国。国民党“政府”扬言，将再次行使否决权以阻止之。但这次与上次不同的是：
（一）前次美国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外蒙古案”与国民党“政府”立场一致。可是一九六○年美国有了政党轮替，新上台的民主党之肯尼迪政府有意与外蒙古建交，并不反对其入会。
（二）那一年，非洲有一个新独立的毛里塔尼亚国也申请入会，苏俄乃扬言，若国民党“政府”否决外蒙，那苏俄也将否决毛国，以资报复。
（三）与毛国同为非洲法语系的十一个会员国乃扬言，如果毛国因之不能入会，则彼等在“中国代表权案”中将集体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对国民党“政府”报复。
因之此时“外蒙古案”乃与“联合国案”成为绑在一起的两个案子了。如果国民党“政府”不顾此十一个法语非洲国家之警告，而仍旧在十月二十五日予以否决外蒙入会的话，那一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表决可能会出现如何之场景呢？
在十月二十五日安理会投票前四天，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改变否决外蒙入会之原定决案时，“外交部代理部长”许绍昌“政务次长”在会中报告：“截至现在为止，经接洽结果，支持我国代表权者四十五国，反对者四十五国，弃权者五国，态度未决定者六国。”（此见先父《中央工作日记》）
更有进者，当时美国为了“一劳永逸”，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中提案，将“中国代表权案”列为“重大决议案”。这个提案只须过半数票同意就可以成案。而一旦成案以后，中国代表权之改易既然是“重大决议案”，就得要三分之二的同意才能成立了。
因之，如果国民党“政府”放弃否决外蒙，那十一票自反对国民党“政府”转到赞成这边，由各得四十五平票，变成了五十六票支持国民党“政府”、三十四票反对。如此则不但在一九六一年稳住了阵脚，更可以帮助美方所提“重大决议案”之通过。
细考蒋中正之日记，在十月二日之前，他对否决外蒙入会一事是下定决心的。到了十月二日才开始松动，乃因有了下述“第二管道”的出现。
“叶案”之起因，便是在十月二日蒋先生改变心意之前，叶先生公开反对使用否决权去阻止外蒙入会。
美国在此时是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案”中使用否决权，而支持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会籍，反对中国共产党入会的。所以叶先生的主张是与美方相同的，而在蒋先生的眼中，叶先生就成为一个“反对政府立场”的“内奸”了。
九月十一日蒋先生的日记说：
本日接到美国来息，尤其是公超对各方威胁恫吓，如我不能依照美国政策要求，而否决外蒙入会，则美援皆行停止。
正午，当昌焕临行来别时，余告以我政府只有否决外蒙，乃为死中求生唯一道路，令其转告廷黻与公超，切勿再有犹豫余地。
由此引发的“叶案”
父亲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在我弃笔从商之后，曾告诉我有关“叶案”之内幕，即：
（一）叶先生是犯了“欺君之罪”。
（二）陈“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为叶先生缓颊，代为安排出任其“内阁政务委员”之经过。
蒋中正日记中对叶先生“奸诈罪行”、“欺上”之指责处甚多，而且认为是“累犯”，并非仅限于在“外蒙古案”之言行，即父亲所告诉我的那一次，今列述如下：
（1）以前所犯之罪行
十月十五日蒋先生日记有文字如下：
一、当四十七年十月底，“中美共同宣言”中，我以不凭借武力光复大陆，而叶竟以不使用武力允美方，并谓全照我意定稿。及其发表，完全与我凭借之意相反之痛心事，叶想又重演一次诈欺乎？
对此点我的看法是，中文中“不凭借武力”与“不使用武力”是不一样的。不过国际条约中文本只是仅供参考而已，此处是要以英文本的文句为准的。我手上一时没有资料，尚请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提供意见。
不过以当时国民党“政府”之重视对美外交，我认为这个宣言绝非签字者，亦即身为“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先生可以一手遮天，一人独断而决定其文句者。一定是经过“外交部”、“总统府”以及蒋先生本人之认可，才能定稿。在多年后去怪罪叶先生欺骗蒋先生，混骗过关，是难以取信于人的。
当然，蒋先生有权指责叶先生没有达成争取我方要求的任务，可是宣言全文一定是经过蒋先生的同意及授权，叶先生才会签字的，也就是说蒋先生在一九五八年时是同意“不使用武力”这五个字的。
（2）此次所犯之罪行
至于在一九六一年的“外蒙古案”中，蒋先生指控叶先生为美方虚张声势，恫吓内部，要把美方提案蒙骗过关，在其日记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过都是在十月十三日叶先生奉召返“国”之前。
在叶先生返抵“国门”后，双方之交涉已由后文所说的第二管道进行，此即经由双方特务单位之首长，美国CIA驻台站长克莱恩与国民党“政府”之蒋经国先生两位负责，以私人名义所进行之洽商。叶先生当时人在台北，虽然参与，只是一个助手，协助经国先生的角色。而且连双方已达成的秘密协议，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由后文所引之美方谈判代表克莱恩对白宫的报告可知也。因之，叶先生也不再有对蒋先生作欺骗之言行的资格了。
蒋先生在十月十四日与叶先生面谈，询其意见，叶先生乃表示美方白宫不会同意蒋先生所要求的，以书面保证其为了确保“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之席次，将会不惜动用否决权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入会。叶先生并不知道在前一天肯尼迪经由第二管道，已经口头同意此事。蒋先生在十月十五日，也就是叶“大使”回到台北的二天后，其日记中有文曰：
十时后召见公超（岳军在座），问其昨拟对美方案，在秘密保证中不敢提其使用否决权，在其公开声明中（连中华民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之惟一合法政府），亦不敢要求，则尚有何意义？彼始终认为美必拒绝也。
我认为这是叶“大使”判断错误，并非“卖国”。
至于父亲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即在一九六一年之后大约二十多年，蒋、叶两位都早已过世后，所告诉我的叶先生此次所犯的“欺君之罪”如下：
父亲说叶先生奉召回“国”之前，去了白宫与肯尼迪见面，十月十三日回到台北后，蒋先生在十四日及十五日与之见面时，问他在此会中，肯总统有何说法。叶说，肯尼迪讲只要“中华民国”放弃否决外蒙入会，美国将会公开宣称支持我方反攻大陆。最后在十月二十一日肯尼迪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中，只公开宣称，美国一向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惟一合法之政府，蒋先生乃大为失望，责问叶公超。叶氏答之以，此即美方确认“中华民国”之主权涵盖整个大陆，因之我方有权反攻大陆。蒋先生怒道，这还需要他们美国人来作承认？你是中国驻美“大使”，还是美国驻华大使？
在蒋先生的日记里，对此事虽然没有明白记载，却有蛛丝马迹可寻。
叶先生是十月十三日回到台北的，十四日上午蒋先生即予召见谈话。十五日亦予召见，那一次见面时张群亦在座。而在十五日的日记上，即旧事重提，如前引所述之文句说：“当四十七年十月底，‘中美共同宣言’中，我以不凭借武力光复大陆，而叶竟以不使用武力允美方，并谓全照我意此稿，及其发表，完全与我凭借之意相反之痛心事，叶想又重演一次诈欺乎？”
此即本节前文所述叶先生之欺上旧行，在十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蒋先生忽然旧事重提，而且与其当天日记之其他部分无关。我认为此即在十五日召见叶先生时，叶先生提出了肯尼迪将公开宣称支持“反攻大陆”一事，蒋先生此时已有第二管道与肯尼迪私下联系，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是将信将疑的。他固然希望是真，但是怎会在第二管道方面丝毫没有半点儿踪影，因此才会说“叶想又重演一次诈欺乎”。
因为依附录所抄蒋先生日记所示，在十月十三日叶先生回到台北以后，到他十一月十八日被免职，蒋先生对他所作的新指控，只是在说他不敢向美方提出两项要求。这都不能算是“叶又想重演一次诈欺乎”。可见十五日这条日记之记载，当为另有所指，其所指责者为何事？只是蒋先生没有写出来而已。
有趣的是，叶先生的说法有没有道理，亦即美国公开承认为“中华民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即是公开支持国民党“政府”有权反攻大陆这个论题，我在二○○九年内曾一对一地分别告诉了沈克勤大使与郭岱君博士，他们两位各自想了一想，分别告诉我说：“没错呀！叶先生没有欺骗蒋先生呀！”
父亲是法律学家，他在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是脸带微笑的。我想以他之深知蒋、叶两位，他是在笑叶先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吧。
叶先生是外交家，以国际法之合法性，以及国际舆论之支持为重。蒋先生是军事家，讲究实用的有形物质之人力、物力、财力之支持也。
我认为叶先生是有些存心在做误导，但不是欺骗，哪知道这引起了蒋先生的新仇旧恨，叶先生就成了一个“欺上”、“卖国”的“内奸”累犯了，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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