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剿共”经费哪里来：毒品生意里挤钱

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合影

　　孔、宋操纵经济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蒋介石需索金钱“剿共”。委员长的“剿共”作战一向耗费不赀，他依靠两个来源取得经费：一是财政部长，一是从毒品生意挤钱。蒋介石如何设法把鸦片市场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战，同时又义正词严下令取缔吸毒，乃是一个成功的政客说一套、做一套最鲜明的例证。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确立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鸦片协会(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书长抱怨说：“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鸦片之中挤出来供做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由于蒋介石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须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成立全国查缉烟毒总局。他说：“中央政府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发现中央把鸦片税当作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蒋介石的保证根本是空话。从贩毒生意中赚钱是旧军阀的把戏。虽然冯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属下士兵吸毒，据说他一年即可从鸦片生意得到两千万元的收入。基督将军都如此了，蒋介石也不例外。索克思发现，全国查缉烟毒总局“实质上是发放执照的机关”。“也就是说，你付了钱，取得收据，而收据代表你可以携带这些货，因为你已经缴了罚金了嘛！这就是中国人的理论。查缉烟毒总局就这样收下钱，钱用去养部队。”

　　蒋介石保证不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一千七百万元左右所谓的“禁烟所得”。一九三〇年，十三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鸦片，由蒋介石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中国的“鸦片公路”——长江东进。蒋介石当家执政三年，中国生产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国民政府成立鸦片专卖以便逼退竞争者，但新闻媒体群起挞伐，使它放弃此一计划。宋子文以及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都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国极有影响力的记者伍德海德(H. G. W. Woodhead)也支持这个构想，认为这是克服中国经济问题唯一的方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中国即将有一套‘新而实际的鸦片政策’……依据宋部长的说法，‘实际的’鸦片政策不能只讲取缔、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在他的财政部马车上驾驭住鸦片，他或许在未来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国的预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帮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生意。青帮协助上海“清共”之后，蒋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荣誉顾问”，并授予少将军阶。委员长在所谓的“更具体的让步”中，把上海地区的鸦片权利交给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鸦片运输与仓储。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钱。当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桥村修缮的一座古庙落成启用时，八万名宾客登门道贺。除了收到六十万元礼金之外，上海市长、汪精卫，甚至蒋介石本人都送来匾额。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介石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中国官员解释给他听：“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欲望，蒋介石指派他为“上海剿共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政府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债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113］，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现金支付。

　　直到一九三三年，杜月笙的组织都以上海法租界为基地。他每个月从鸦片生意可赚六百万元，其中约十五万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国派了一名海军军官前来调查贪渎，使得这个亲密关系为之叫停。尽管杜月笙派密使携带巨额贿款到巴黎打通关节，中国政府人员也焦虑，希望停止调查，法国当局却决心整肃官箴。新到任的总领事(并不贪污)和曾经出卖过杜月笙的一个前任总警司联名设宴，有好几名赴宴官员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国当局认定杜月笙在幕后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从上海华人地界继续做生意。

　　迁地营业并没太影响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组织，继续大撒银子保护地盘。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围有十家吗啡工厂，他们每个月付国民政府四十万元保护费。一九三二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他垄断全市鸦片专卖生意，他提议愿每月付给财政部三百万元，双方果真达成协议。宋子文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把杜月笙营业大本营所在之虹口特别税局，改划归蒋介石的总部管辖。次月，国民政府委派蒋介石兼管全国缉毒工作。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初，蒋介石的鸦片生意——官方名称是鸦片“查缉”工作——已经运作起来。当年年底，虹口特别税局收到一千六百万元的鸦片税。有个专家估计，国民政府在全国每个月可收到三千万元左右的鸦片税。［114］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批评蒋介石利用鸦片支应政府费用。但是根据美国驻汉口领事的说法，“鉴于南京政府因为蒋介石极大的军费开销，过去几年已经累积巨额赤字，一般不相信蒋介石会只为了推动公共福祉，切断他在鸦片专卖这方面丰厚的收入来源。”

　　有位权威专家说：“在华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几乎每个政府组织都得靠鸦片收入来维持。”他引用某地每担(大约六十公斤，即中国一百斤)鸦片成本四百元为例说明。官员要在这个底价上加征三百二十元的一般税、三十二元的剿共捐、三元二角的中央政府规费、一元五角给地方商会、二元五角给特别货物(鸦片)协会、二元五角给地方女子学校、七元的保护费。在这个总数之上，专卖机关再加上九百二十元。于是乎，鸦片的成本要增加为四倍以上，达到每担一千六百八十八元七角。［115］

　　让西方国家生气的是，南京政府继续怪罪列强政府害中国摆脱不了鸦片。伍德海德说：“我们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报纸上读到一家中国通讯社的报道，它说，今年中国全部已有两百零四名鸦片毒贩被枪决；但另一则报道则说，目前中国仍有三百万名鸦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瘾者；(广西)百色的记者又报道说，有一车队载运一百八十万盎司鸦片抵达该地，暂存于缉烟局，等候缴纳税费。”《字林西报》有一则报道说，九江有一海关官员因走私鸦片罪名被捕；事实上，他真正的罪行是“过分热心查缉走私”。或者以《北华捷报》的说法：“丑闻已经太深，只好非办不可。”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撤销查缉烟毒总局，自任缉烟总督办。但是他很快就与日本发生竞争。日本人把他们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转化为“一大片罂粟田”，提炼鸦片及其他麻醉药品。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委员长颁布严格法令，规定使用这些麻醉药品为非法行为。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长巴帕(Papp)的说法：“中国政府垄断中国各地的鸦片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中国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中国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鸦片，结果造成鸦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税收大增。”

　　蒋夫人对她丈夫涉及鸦片生意是否知情呢？她或许和他一样，颇能小心保持内心的区隔。这种精神上的平衡可以她有关杜月笙的评语作为例证。杜月笙参加孔祥熙府邸的祈祷会之后，于一九三六年受洗为教徒。据说，蒋夫人告诉美国一位主教：“杜月笙已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自从他受洗以来，上海的绑票案已显著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