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九年六月，三十四岁的江苏昆山人葛成，决定干一件大事。
他原是一名普通的纺织工人，已在苏州城艰辛求生多年。
那时的苏州，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之一，丝织品加工业（如染色）也很发达。同为昆山人的顾炎武后来回忆说，明末之时，苏州城中有“机户数千人”——按每部织机需要三名工人操作来估算，那时节的苏州城大概有一千至两千部织机。考虑到嘉靖时代苏州城只有173部官营织机，葛成的“父母官”、时任江苏巡抚的曹时聘又说苏州东城的百姓家家户户都从事纺织业，如此便也可推测，当时绝大多数的织机，是由家庭小作坊在经营。
这种家庭小作坊，抗风险能力很弱。作坊主的利润不稳定，受雇织工的职业生涯也就难免颠沛流离。在给朝廷的奏报中，曹时聘曾如此描述苏州城织工的生存状态：
“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
努力找一份工作，努力让自己和家人活下去，便已然耗尽了这些织工全部的心力。葛成自然也不例外。
但时代往往并不怜惜那些努力生活之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参与制定时代的运转规则。两年前的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一桩新的时代变量，突然降临在了苏州城——一名叫做孙隆的司礼监太监，被万历皇帝授命“带征苏松等府税课”。
孙隆此前的职务是苏杭提督织造，对江浙一带的丝织业情况了解颇深。皇帝让他来负责“苏松等府税课”，便是看中了他比其他人更有办法，可以从百姓手中榨出更多的“税收”——自万历二十四年起，明神宗便以三大征（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朝鲜用兵、万历二十七年播州用兵）为借口，疯狂对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与税使，由这些人绕过官僚系统，替皇权直接对民间百姓进行搜刮。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万历皇帝便利用太监，建立起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新敛财系统。此举史称“矿税之祸”。
万历皇帝之所以更愿意起用宦官，而不再依赖传统统治基础官僚集团，是因为官僚集团内部，总存在着一些“从道不从君”之人，不但不肯切实执行他的敛财计划，还对他多所批评。而且，官僚集团的贪污腐败也让他很头疼，觉得官僚系统在敛财计划中的所得，已远远超出了皇权所得。所以，万历皇帝宁愿让中央与地方官员长期大量空缺，宁愿这种空缺影响政务的正常运作，也不愿任命填补。他更愿意组织一架由宦官构成的新汲取机器。
孙隆，便是这架新汲取机器中的一份子，也就是所谓的“矿监税使”。
那时节，矿监们的核心工作，是代表皇权监督民众开采金银矿。皇权在开采过程中一分钱不出，民众负责所有开采工作和成本，地方官府负责武力防控，开矿所得则由皇权和民众五五分配。矿监们没有兴趣探矿，更没有兴趣下矿洞，他们带着皇帝下达的任务来到后，往往选择直接将敛财额度摊派给地方，到期便须缴足。至于该地有没有金银矿，开采是否顺利，矿监们并不关心。
税使的核心职责，则是代表皇权直接向民间征收法外之税。也就是在原官僚系统控制的税卡之外，另增由宦官控制的税卡。这些税卡巧立名目，时人曾感慨，鸡有鸡税、猪有猪税，过路有过路税，落地有落地税，不产鱼的地方竟也要交鱼税。还有一种手段，便是直接制定敛财额度摊派给地方商户，到期便须缴足。至于该商户的经营状况如何，是赚是赔，税使们毫不关心。
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矿监税使们平均每年要向万历皇帝进奉白银约171万两，黄金约3600两。宦官及其爪牙的所得，则约为进奉给皇帝的3~10倍。如山东矿监陈增麾下一个小小的参随程守训，被查抄时便搜出“违禁珠宝及赇银四十余万（两）”。
孙隆的敛财能力，同样优秀。万历三十八年三月，也就是负责“苏松等府税课”一年之后，孙隆向万历皇帝进贡了内库银3万两。这意味着，他和自己的爪牙们，这一年自苏松等地实际刮取的财富，当在10-30万两白银左右。孙隆的搜刮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他有两项基本手段：
（1）大量起用光棍与地痞流氓。他的参随黄建节本是酷吏，委任的税官汤莘、徐成等，则是苏州本地的光棍。这些人丝毫不在乎地方风评与父老人情，做起敛财工作来不择手段。
（2）大量设置税卡。时人称之为“榷网之设，密如秋荼”。孙隆对外宣称“止榷行商，不征坐贾”，貌似宽厚，实则“分别九则，设立五关”，敛财力度极大。
所谓“止榷行商，不征坐贾”，意思是新设税卡只向外来者征税，不向本地商户征税。但税卡层层叠叠，外地行商不愿自投罗网，随之便引发了连锁反应。先是“吴中之转贩日稀少，织户之机张日减”，没有了外地商人来采购，织户们的丝织品卖不出去，资金没法回笼周转，许多家庭纺织作坊便只能停产。然后，纺织作坊的停产，又连带影响到染坊没有了生意，也只能停产。最后，便是江苏巡抚曹时聘所目睹的结局：
“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万历二十九年，人祸犹存且正变本加厉——孙隆欲完成敛财额度，而苏州等地经济已因之前的搜刮严重衰退，孙隆便只能扩张爪牙规模并增加敛财力度，天灾又至——该年“大水无麦”“丝价甚昂”，水灾不但让苏州百姓粮食减产，还影响到了本地的蚕丝供应。粮食减产，米价便要上涨；蚕丝减产，丝价也要上涨。前者严重加大了纺织、印染工人的生活成本；后者严重加大了纺织作坊主的生产成本。于是乎：这一头，工人们越来越难找到工作；那一头，工人们的生活成本却还在直线上升。
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
咨尔下民亦何辜？仰天天高不可呼！
杀禾杀麦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
四月的洪水毁了麦子，五月的洪水毁了稻子，所有的田间小路全成了茫茫河道。天啊，我们这些底层百姓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仰头问天，可天那么高，根本听不见我们的呼号。洪水杀麦杀稻也就罢了，却还有那税官，竟也要一起来杀我们！
织工们仰头问天“我为什么这么惨”的时候，孙隆也正头大如斗。他已然完不成今年的敛财额度，但他又必须完成今年的敛财额度。于是，他做了三件事情：
（1）挪用资金。“暂借库银挪解”。从地方官府的库银里挪用了一笔银子，来补足给皇帝的敛财额度。
（2）加大搜刮力度。派黄建节、汤莘、徐成等十二家税官下到基层去查税，“擅自加增”；时人称“无赖尽入其幕”，只要是进出苏州城，一只鸡、一束菜都得纳税。
（3）增税。“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每纱一匹，税银两分”——该税率看似很低，实则是在每一匹缎、纱在运出苏州时已须由行商缴纳高额税收的前提下，又对织户做重复征收。
“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借自分饿死。”
“吴人罢市，行路皆哭。”
织户与商人皆不是傻子，知道继续营业只能亏本后，自然会选择关门歇业，甚至转行去做别的生意（时人称“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他们歇业后，靠着以前的积蓄，或多或少还能支撑一段时日。依靠他们的雇佣过活的纺织工人们，却就此走到了穷途末路，时人称“众闻大惧，谓且罢织，人人饥死”——饿死，已成了他们可以预期的命运。
六月三日，当众人“均苦之，莫可为计”之时，葛成召集了数十位织工圈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城内的玄妙观开了一次会（也有材料称葛成只是众多起事头领之一，并非最高指挥者）。会上，众人决定在第二天起事，“杀棍逐孙”，杀死那些由地痞流氓充当的税官，并将孙隆逐出苏州。葛成愿意做起事的首领——自然，这也意味着他极大概率在事后被当成“首恶”遭到诛杀。葛还要求众人不可波及无辜，一切举动“皆视吾手中芭蕉扇所指”。
葛成率两千余名织工来到黄建节掌管的税卡时，黄正在盘剥一名卖瓜者。此人入城时已经缴纳了瓜税，卖掉瓜后在城内买了四升米，出城时又被要求留下一升米充当米税。织工们见状，“遂共击建节，毙之”。随后，又转往其他税卡，击杀了徐成等人，并纵火焚烧了汤莘等人的房宅，“凡税官之在地方者皆殴杀之”（有材料称被杀者还包括这些人的家属，且有裂尸泄愤的行为）。
最后，队伍包围了织造衙门，葛成则单身前去拜见苏州知府朱燮元，表示“愿得孙税监而甘心”。苏州官场无人敢交出孙隆，只能一面安抚纺织工人，一面帮助孙隆迅速逃往杭州。
起事后的第三天，税官们已被织工惩治殆尽。第四天，织工们在城内六门张贴榜文，称“为民除害”之事已毕，“四方居民各安生理”，已可恢复正常生活。第五天，地方官府开始动作，下令逮捕“为乱者”。葛成于是主动前往自首，称：
“倡义者我也，以我正法，足以。若无株连平民，株连则必生乱。”
葛成遂因此入狱。地方官颇受感动，为其改名“葛贤”。时人称，葛成入狱之时，“哭泣送之者万人”。
此后，葛成便长期被关押在了狱中。这种处置，或许是因为官府考虑到判决葛成死刑并即刻执行，可能会再次引发骚乱——为了杀鸡儆猴，孙隆后来杀了一个回马枪，将参与玄妙观起事盟誓的机户王秩和牙人敖祯指为领袖。王秩当时年已八十，遂死于狱中；敖祯被流放充军。
十余年后，葛成碰上“肆赦”（朝廷偶尔举行的大规模特赦）出狱。当地绅民并未忘记他，多以“葛将军”作为对他的敬称。有一位叫做程尚甫的新安富商，或许是看葛成孑然一身，还赠了一名“艾姬”给他。葛收下后，又将之送还了母家。
崇祯三年，葛成去世，享年六十三岁。人们将这位伟大的明朝底层百姓，葬在了另五位伟大的明朝底层百姓的旁边——那五位百姓，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扬、与马杰，曾痛殴锦衣卫、痛骂魏忠贤，然后引颈就刃，慷慨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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