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君马者道旁儿

1919年5月8日,北大校长蔡元培递交了辞呈。

四天前,5月4日,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3000余名学子,因痛心于政府未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权利”,举行了游行。部分学生殴打了章宗祥,并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事后,32人被军警逮捕,内有北大学生20人。

学生们出发前,蔡元培曾前来劝阻。他对学生们说道:

“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

队伍中满是嘘声与骂声。张国焘等人将蔡元培“连请带推”弄了出去。

5月4日晚,北大学生群集第三院大礼堂,商讨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众人相顾无言、束手无策之际,蔡元培步入会场,对诸生说道:

“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日起照常上课。”

离开大礼堂,蔡前往老上司孙宝琦的住所寻求帮助。孙在北洋政府中颇具名望,蔡希望孙能出面向当局陈说学生之举纯粹出于爱国热情。事属重大,孙甚感为难。蔡于会客室长坐不去,至深夜12时,孙终于应允次日前往一试。

5日,蔡与北京十四所高校校长集体出动营救学生。众人自警察厅一路拜访至总统府,无功而返。当日媒体报道:

“京中十四校长,赴警厅保释,未允;又赴部、赴院。大学校长蔡元培至愿以一人抵罪。”

6日,蔡元培再往警察厅,与警察总监吴炳湘辩论甚久。鉴于次日乃“五七国耻纪念日”(日本向中国下达“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将举行国民大会,北洋政府遂通过吴炳湘与众校长达成协议:当局承诺释放被捕学生;各校承诺明日一律上课,不让学生参加国民大会。众校长质疑当局承诺是否可信,吴炳湘只得说:

“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7日,学生被释放。蔡元培在操场召集学生训话,请他们对自己的决定“稍为原谅”,略受一点委屈“坚持上课”,希望他们“以后遇事能够坚持冷静的态度。”

在场的学生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说这些话时,他们的校长已写好了辞呈——早在5月4日晚的内阁会议上,执掌内阁的钱能训,便已发出“若蔡鹤卿死,则又何如?”的怒词。故而,在辞呈里,蔡元培如此解释自己为何没有在5月4日当天辞职:

“元培自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奉职无状,久思引退。适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本当即行辞职;徒以少数学生被拘警署,其他学生不忍以全体之咎归诸少数,终日皇皇,不能上课,本校秩序极难维持,不欲轻卸责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业已保释,全体学生均照常上课,兹事业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尸位本校,不特内疚无穷,亦大有累于大总统暨教育总长知人之明。敬竭诚呈请辞职,并已即日离校。”

简言之便是:他放不下自己的学生,见不得他们落入权力之手。必须待学生们被释放,才愿如某些人所愿辞去校长职务。

蔡从来不赞同学生为爱国而放弃学业。他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但他理解学生的行为,曾如此说道:

“五四运动以来,各地学生竞为爱国运动。当政府与民众立于互相反对之地位,民众中之年长而更事多者,又不敢为纠正政府之表示学生迫于爱国之热诚,起而承其乏,诚出于不得已。然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

自清廷至民国,蔡元培政坛浮沉数十年,早看明白了这世界的游戏规则握在中老年人手里,世道也败坏在那些中老年人手里——“民众中之年长而更事多者,又不敢为纠正政府之表示”一句,便含有此。他认同学生的“爱国之热忱”,认同他们的行为“诚出于不得已”,但仍坚持对青年学生们而言,真正的救国之道“还在学术”。

辞去校长之职后,蔡元培还给北大师生们留下了一封公开启事: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

启事里的用典煞费苦心。“杀君马者道旁儿”——骑骏马者行在路上,道旁儿鼓掌叫好。骑马者得意非常,快马加鞭。马跑得越快,鼓掌者越多,叫好声越大。跑了数百里路,收获无数掌声,马终于倒地毙命。这是汉代《风俗通》里的故事。“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百姓已经足够辛苦,是该稍稍得到休息了。这是《诗经·民劳》里的话。

蔡不想做那“骑骏马者”(校长),也不想让自己的“骏马”(青年学子)死于“道旁儿”的鼓掌叫好——他希望青年们的人生轨迹由自己主导,不要受了他人的利用。那些临事时只远远在站在道旁负责鼓掌者,事后毫不担责全无损失者,蔡元培见得太多。同时他也愤慨当局的压迫——那《诗经·民劳》里句子的主旨,乃是规劝周厉王不可过分压迫百姓,否则国家便将会完蛋。

这些话,不适合在报纸上直言,郁在胸中又不吐不快。于是,这位前清翰林在给北大师生的公开启事里做起了“怪八股”。但既然是“怪八股”,自然也会被人拿来利用。“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便被人刻意解读,说“道旁儿”指的是北大学生,“君”指的是北洋政府,“马”指的是曹汝霖被烧的住宅;组合起来,“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便是在指责北大学生不该烧了曹汝霖的住宅。

已悄然南去的蔡元培,见到自己的用心被人如此扭曲,只好又写了一封公开启事,来支持学生: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公开信里说得明白:他爱这些青年学生,认同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的离职,丝毫没有不满这些青年学生的因素。

十二年后,1931年12月15日,因愤慨于政府未能击退日军收回东北,“北平各校示威团”数百人赴南京请愿。前往与之沟通的蔡元培、陈明枢,被愤怒的学生们拖倒在地,一顿痛打。六十三岁的蔡头部遭受棍击,右膀亦被拉伤。

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蔡说的仍是:

“予个人从事教育数十年,今日在场青年之粗暴如此,实为我辈从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故对此亦唯有自责耳。”

这话,既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对青年的理解与恕道,也是一位久历宦海的尚有良心的政治人物,对世道变迁的深刻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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