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作者和大家聊了贵州省与西南各地之间区划调整的故事,这些区划调整基本上都与鄂尔泰有关。其实,在雍正皇帝在位时期,鄂尔泰还调整了四川与云南的区划格局。在鄂尔泰的强力推动下,四川省的3个府、合计7个县和厅,划入了云南省管理。那么,7个县的区划,如何划入了云南省呢?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聊聊云南省的基本情况。云南省是我国西南地区的省份,以地形结构复杂而著称,普遍为山地、丘陵、丛林等为主。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大环境下,交通和通讯是非常不方便的。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云南省的交通早就已经大大改观,铁路、公路建设逐步完善。按照2020年七普的统计数据,云南省总人口4700多万,在西南各省中,这样的人口基数并不算少。
2021年,云南省的GDP总量达到了2.71万亿,处于非常不错的水平。云南省下辖了8个地级市、8个自治州,合计16个地级区划,分别是: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昭通市、保山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德宏自治州、怒江自治州、迪庆自治州、大理自治州、楚雄自治州、红河自治州、文山自治州、西双版纳自治州。
云南省的区划格局,截至清朝雍正皇帝在位时期,才基本形成。因为在雍正皇帝在位时期,云南省与四川省出现了区划调整。至于云南省的区划格局,先后历经了好几个阶段的变迁。在元朝之前,我国长期沿用了州县两级区划。1279年,元朝统一全国以后,疆域面积空前庞大。依靠唐宋两朝的州县两级区划,根据无法有效管理各个地区。
在这样的情况下,元朝借鉴了金国行尚书台的经验,设立了行省制度。把全国划分为10个行省,例如河南江北行省、湖广行省、云南行省等等。其中,云南行省组建以后,管辖范围与现在的云南省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1368年,明朝建立以后,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并且进行了完善和调整。由于明朝拥有南北两个都城,进一步形成了南北直隶13个省的区划。
当时,云南省的大体区划格局形成,但滇北地区的情况仍然很复杂。17世纪中期,清朝逐步消灭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南明各个政权,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清朝在明朝各个省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形成了18个省的区划格局。清朝确立自己的统治以后,与之前的一系列王朝一样,都需要面临西南土司割据的复杂情况。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西南地区的土司问题,困扰了历代各个王朝。土司类似于部落首领,西南地区的各种部落、寨堡相互杂居,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土司。土司们向朝廷效忠,定期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粮。如果朝廷需要,土司们甚至可以出兵助战。例如在明朝统治的后期,西南各地土司出兵,千里奔赴江浙抗击倭寇。
但是,土司们把自己的控制范围,视为私产。严禁朝廷的官员,进入自己的地盘。土司们控制了大量的人口、耕地,对于当地情况,朝廷并不掌握。一旦朝廷计划削弱土司们的力量,西南各地土司就会发起联合叛乱。从秦汉到明朝,历代中原王朝的主要精力都在北方,抵御游牧骑兵大举南下。因此,对于西南地区的各地土司,则是以赏赐安抚和相互制衡的策略为主。
例如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唐宋元明等各个政权,都是以安抚、册封等政策为主。土司并不是在某一个省,而是散落在西南各地。在四川、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等一系列省份的部分地区,都生活了大量的土司部落。
其中,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地区,情况最复杂。首先,这一地区的地形复杂,朝廷鞭长莫及。第二,这些地区的土司桀骜不驯,屡屡对抗朝廷。在清朝统治的前期,主要忙于肃清外部威胁,例如吴三桂叛乱、西北准噶尔部等等。顺便说一句,在吴三桂叛乱期间,西南部分土司协助吴三桂,土司们的战斗力,让清朝八旗、绿营印象深刻。
1722年,雍正皇帝登基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内政方面,并且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例如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等。这一阶段,雍正皇帝发现了年轻有为的官员鄂尔泰,对鄂尔泰的提拔非常快。鄂尔泰在担任云南科举主考期间,针对云南各地的土司问题,先后提出了《敬陈东川事宜疏》和《改土归流疏》,鄂尔泰认为西南各省的土司割据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根治的地步。
在奏折中,表示:“西南土司,虽依例输粮,其实占据私享者不止十数倍……自元迨明,代为边害。”雍正皇帝早就有削弱西南土司们的想法,发现鄂尔泰的出色能力以后,先后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后来,直接特批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不得不说,雍正皇帝确实喜欢特批官职,另一位心腹重臣田文镜,被特批为河南山东总督。
鄂尔泰迅速崛起,成为了雍正皇帝的三大心腹重臣之一,与李卫、田文镜齐名。在西南期间,鄂尔泰采用了恩威并施的治理策略,全面推进改土归流政策。对于那些愿意接受改土归流的土司,保留地位、财产和耕地。特别积极的土司,可以赏赐爵位或者官职。土司们的子弟,还能前往京城或者其他地区为官。
对于那些负隅顽抗的土司,则会调集各地官军联合镇压。尤其是,云南与四川交界地区的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府等地,这些地区隶属于四川省管理,但与云南各地土司的交情非常深。为了打击两省交界地区的土司部落,鄂尔泰联合四川总督岳钟琪,南北夹击。不过,鄂尔泰随后的操作,直接“背刺了岳钟琪一刀。”上述3个府的情况复杂,地形更加复杂。
雍正五年,鄂尔泰上奏,鉴于川滇两省交界州府的情况复杂,出于各方面考虑,建议把四川省的镇雄府、乌蒙府、东川府,划入云南省管理。一口气划走3个府,鄂尔泰的建议遭到了四川各级官员的强烈反对。双方反复争论,最后,请雍正皇帝裁定。雍正皇帝自然是偏向于鄂尔泰,在奏折中直接批示:“自然就近归滇为是,题到有旨,卿只管奉此旨筹画料理。”
随后,还勉励鄂尔泰的工作:“朕心中嘉悦,竟至于感矣,有何可谕,勉之……是极,通极,当极,此朕之本意,谆谆告诫近边督抚者不计其数矣。”就这样,在雍正皇帝的支持下,四川省的镇雄府、乌蒙府、东川府,包括了巧家县、会泽县、恩安县、永善县、镇雄州、大关厅、鲁甸厅等7个县、厅,划入了云南省管理。
事情还没有结束,鄂尔泰认为乌蒙府这个名字不雅,认为“乌蒙不昭不通之者甚也,举前之乌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蔽者,易而宣通,易名昭通府。”把乌蒙府改为了昭通府,昭通府就是昭通地级市的前身。这些地区划入了云南省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云南省现在的区划格局。
认真的说,鄂尔泰在西南期间,大力推进改土归流。随后,兴修水利、河道、开边学校,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改土归流地区设立的义学已达148处,占全省义学562处的三分之一。水路、陆路交通开通以后,云南省“往返倡道,民、夷大忭,贾客云集。”
雍正十年,朝廷褒奖鄂尔泰:“大学士鄂尔泰节制云、贵、广三省以来,对于所属苗疆悉心经营,运筹调度,致使疆域开拓,边境安宁,特授一等伯爵。”后来,乾隆皇帝对鄂尔泰的评价是“封疆楷模。”清朝诗人袁枚,对于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功绩十分推崇,认为:“改土归流一事,非君臣俱有大本领,而又深相知合者,不能办到。”我国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认为清朝的改土归流“在湘西、云、贵、四川各省,则颇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
关于我国各地区划调整的一系列故事,还有很多。作者在以后的文章中,和大家慢慢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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