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保平不争胜

　　人物小传：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甲午事迹：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指挥者，战后代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在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大家又一次谈及李鸿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断发生变化。理解和温情虽然不是历史的全部，但是还原历史环境似乎一个观察者最基本的素质。

　　李鸿章被洋人捧为“领航员”，他自己则自嘲为“裱糊匠”。在绵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仿效西方，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却又一败涂地。

　　回望甲午，我们很容易指出李鸿章的种种失误，但是，在一个满洲人统治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缺乏现代国家观念的帝国里，李鸿章被日本人打败，似乎是一种对他个人较好结局。

　　这个位子得之不易

　　在剿灭“发捻”之后，曾国藩权倾一时，他身边不少人劝其自立，但他选择了退隐江湖。继承曾国藩政治军事遗产的是他的战友左宗棠和弟子李鸿章。尽管左宗棠和李鸿章在“洋务运动”这个大方针上并无分歧，但谁也不服谁。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争取清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换言之，左宗棠多吃一口，李鸿章就得少吃一口。

　　同治一朝，平回乱、收新疆，左宗棠占了上风。他以西征为由，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的军费。朝廷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胡雪岩就帮着“借洋债”， 洋债以海关税抵押，这下就把清政府最大的一笔“流动资金”弄走了。左宗棠借此还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李鸿章这下着急了，有限的资源被左宗棠弄走，自己就啥要搞不了了！因此，他抛出了“海防”与“塞防”之争。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1874年，李鸿章提出日本这个大威胁：“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倭国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提出组建北洋水师，并明确其战略对手就是日本：“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倭国起见。”但是，李鸿章挡不住左宗棠的西征，况且左宗棠的楚军很争气，真的收复了新疆。最终，中俄双方签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同年，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

　　左宗棠和李鸿章争夺资源十几年，互有得失。直到中法战争之后，左宗棠病逝。李鸿章才逐渐崛起。他在北洋创立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他的淮军几乎就是国防军主力。因此，李鸿章被梁启超称为“庸众中的杰士”，于近代中国关系极大，关联极广。但李鸿章自成体系，为朝廷所忌惮。慈禧太后为防淮系独大，有意扶持了张之洞，以南洋制北洋。李鸿章登上这个位置不容易，保住这个位置同样不容易。李鸿章自然明白得很！

　　动态平衡中的掌权者

　　甲午战前，日本人评出当世五大伟人，分别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废奴总统林肯、中国大臣李鸿章、意大利统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居于顺位第三，力压伊藤博文。

　　对此，梁启超给出的合理解释是：“日本像伊藤的人不下百人，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很显然，物以稀为贵。我以为梁启超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大清朝的制度框架之下，只能有一个李鸿章，最多有两个，多则必乱。”试想如果晚清蹦出几十个李鸿章，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谁听谁的？中国政治从来就是集权和一言堂，结果就是只有一个人“说话”，就他一个聪明，其他任不能超过他，否则就是自己找死。这就是专制体制下大清国的政治基因。

　　李鸿章的位置是在一种动态平衡中存在，在这种动态平衡中，朝廷就能时时刻刻控制着大局，以平衡之术左右之。李鸿章既不能稍有懈怠，也不能一家独大。

　　我们很清楚，李鸿章的资源就是淮系。他的淮军，以及围绕淮军建立起的近代化军工体系、近代交通、运输、通讯、矿物企业等等，还有那只名震天下的北洋水师，支撑了李鸿章在大清国的地位。正因为淮系是李鸿章生存的基础。因此，李鸿章是一个极讲派系的人。所谓国家利益，或者说大清国的利益只能放在第二位。

　　这和爱国主义没啥关系，因为当时国家观念尚未形成，李鸿章心里能装着太后皇上就对了，装好多国家啊！人民啊！岂不是要造反的节奏！

　　李鸿章的核心利益就是保全淮系，并且以此为基础步步高升，掌握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大的荣耀。这是一个做臣子的本分。对于李鸿章而言，在他心里谁是敌人？自然不是日本人，他把日本当做“假想敌”无非是想引起朝廷的重视，分享更多的资源。李鸿章的敌人是左宗棠、是张之洞、是翁同龢。对于慈禧太后和大清朝廷而言，李鸿章是能臣，他最好能稳住大局，保障爱新觉罗江山万年，并且千万别太积极了，你一个汉人太积极了，你想搞什么？所以，朝廷就需要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们平衡李鸿章。

　　战败或许是次优选择

　　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但是，他一个外国人怎么懂得，这种精神状态正是朝廷最希望看到的，如果真的有几十个李鸿章，摩拳擦掌要搞一番大事业，慈禧太后还不疯了！

　　所以说，东学党起义引发的朝鲜危机，在李鸿章眼里是“危”，我苦心经营二十年，就是为了大局稳定，现在乱了；对日本人来说这就是“机”，千载难逢的攻打中国的好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矛盾在朝鲜爆发，并且马上就要上升到一种军事冲突的边缘。此时，李鸿章绝对不想打仗。

　　现在说的比较多的有以下三条：第一条， 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不能被打一场仗来搅和。这是中国政治的最本质的那一部分，就不想打仗。第二条，他深知中国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襟的破屋，实际上不足以战胜倭国。第三条，他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自己的实力。

　　实际上，即便甲午年没赶上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李鸿章的淮军战斗力足以打败日本人，他的损失是可控的，李鸿章还是不愿意打这一仗。当时，李鸿章已经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他还是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肃毅伯爵，已经是位极人臣。如果李鸿章大获全胜，慈禧太后用什么赏赐他呢？你懂的！

　　李鸿章最希望的结局就是“平局”。如果李鸿章顶住了，像左宗棠收复新疆或者中法战争的不胜不败那样，最好！朝廷的稳定大局保住了，自己又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功，或许还能得到一些新的荣耀，扩展一下自己的权力，多得到一些资源。再过四五年，告老还乡。那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因此，李鸿章还没开战就想着这么调停、和谈。即便打输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大清国还不至于杀了自己，最多是如自己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提前点退休。所谓“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也是很不错的结局。最糟糕的结局就是大获全胜。当初，太平军攻克金陵，咸丰皇帝发狠说：“谁要是克复金陵，不论满人汉人，直接封王！”等到曾国藩兄弟打下南京城，两宫太后假装忘记了自己老公的话，曾国藩更是完全不敢提醒一下那二位美女，“封王之事”。不仅如此，他还赶紧把军队裁撤，争取早早退休回家。

　　如果李鸿章大破联合舰队，把日本彻底消灭。问题可就大了，慈禧太后肯定不是“喜”而是“忧”。在满洲贵族统治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清国，一个汉人大臣如果获得不赏之功，他的下场很可能是吴三桂或袁世凯。

　　因此，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李鸿章那里已经是次优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