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嫂斗法：奕昕终于还是被慈禧玩弄了

恭亲王奕䜣

慈禧

不过，叔嫂合作的愉快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双方共同敌人的存在。若合作双方共同的敌人不在了，合作双方之间很快就会由合作关系升华为敌人关系的！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咋颠也不破的真理。

对于这对叔嫂来讲，共同的敌人有两股，一股来自身边，那就是八大臣，已玩完了；一股来自身外，那就是

太平天国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也玩完了。天朝上下，一片欢腾。当然，大家欢腾的程度与境界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的奕訢，青春年少，正处于我骄傲的小保安状态。他没想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他将成为嫂嫂的下一个敌人。事实上，奕訢也越来越让嫂嫂不高兴了：

第一，太平天国玩完后，奕訢所受的恩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政府因剿灭太平天国论功行赏，奕訢功居首位，赏加三级军功，加授其长子辅国公载澂贝勒衔(时年7岁)、次子载滢(4岁)不入八分辅国公、三子载濬辅国公(生仅1个月)。奕诉包括他的家庭都达到了一生中的最高峰。奕訢本人的声名甚至盖过了皇嫂与皇侄。大家只知有奕訢，不知有其他。慈禧不能容忍！

第二，恭亲王执掌中枢，在满汉大员的任用方面跟当年的肃顺是一个毛病，那就是：重用汉人！封疆大吏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几尽没有。奕訢本人更是与那些被提拔重用的汉族大员打成了一片，他们对奕訢感恩戴德，唯奕訢马首是瞻。这更让慈禧不能容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女人还是头发长见识短了，只算计自家和娘家那些利益，不关注整体利益。当年肃顺之所以重用汉人，原因就在于他知道满人不学无术，大都笨蛋。现在，奕訢重用汉人，才有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大清崛起。虽然这种中兴与崛起有些虚，但是天朝什么时候能实呢？虚撅两下就算不错了。

第三，由于留守北京的机会，使得奕訢成为与鬼子打交道的人。随着交道的增多，奕訢发现中土大国现在所遭遇的夷人比中国传统的夷人厚道多了，他们在条约签订之后，竟乖乖地撤了，对清政府的土地人口及紫禁城里的那把龙椅并没有想法，于是他开始转用礼与信的招术对付夷人。在他是哄夷人玩，在夷人看来，中国这位亲王还比较像个文明人，比他那酋长哥哥要强多了，于是对他尊信有加。这在太后看来很不爽，虽然她支持洋务运动，但是并不代表她喜欢洋人。英法联军进中国，她随夫仓皇而逃的遭遇她记得；丈夫在避暑山庄吐血而亡她更记得。

第四，奕訢经常犯少年得意的毛病，一得意就忘形，比如每次入宫议政，太监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必命也给奕訢献茶。有一次马虎，奕訢竟拿起了案上御茶，虽然马上想到不对，仍放置原处了。但细节决定成败啊！

再比如，奕訢在与太后议政时，有时佯装没有听到，请太后重述一遍。这不调戏嫂嫂吗？每与太后有不同意见时，则高声抗辩。这不不尊嫂嫂吗？还有，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是谁，不经总管太监传旨，不得径入。而奕訢往往不经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就是民间的小叔子，也不能如此闯寡嫂的房间吧？这一切都让嫂嫂不高兴。当然了，主要的原因还是，内忧外患都没了，奕訢又这么有本事，他就是最大的内忧了。于是就发生了下面的故事。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1865年3月30)，恭亲王奕訢照常入值觐见两宫太后。慈禧拿出一份奏折严肃地对奕訢说：“有人参劾你！”奕訢满不在乎地问：“谁上的奏折？”嫂子没好气地答：“蔡寿祺！”奕訢脱口而出：“蔡寿祺不是好人！”

蔡寿祺当然不是好人。

坏人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进士，曾入翰林院当编修。翰林院乃大清官方的最高学术机构，翰林官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待遇优厚。大诗人龚自珍就因高考成绩不好，进不得翰林而一辈子耿耿于怀呢。但是蔡寿祺不知怎么搞的，当了多年的编修也未受到

皇帝

赏识，于是出京投机去了。

他先窜到了四川，私刻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过分招摇，引起了新任川督骆秉章的反感，命藩司刘蓉(原湘军将领)将他赶回了老家江西。之后，他又投靠正在陕西围剿回民起义的胜保。

胜保，满洲镶白旗人，是辛酉政变得以成功的武力后盾。政变后一直受慈禧重用，手握重兵。太平天国起义后，慈禧又命他主持山东、安徽间的“剿捻”军务。但由于居功自傲、贪污腐败、军功不振等原因引发慈禧不满，又把他调到了陕西督办军务，镇压回民起义。这下军务搞得更不像话了，屡败屡战。再加上他与奕訢关系过近，于是慈禧太后一怒之下派人把他逮问回京。本是奕訢审问的，可是慈禧乘奕訢不注意的当口，把胜保处理了：赐令自尽，家产充公。

蔡寿祺没了主子，就又回了京城，混入宫中，担任起居注官(清代以翰林、詹事等日讲官兼充起居注官，日讲官负责给皇帝讲解经史，起居注官负责录纪人君言行动止)，遂利用职业方便，与慈禧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有了勾结。嫂嫂不喜欢小叔子的信息，他由安德海处嗅到了。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1865年3月21)，他以“请振纪纲以尊朝廷”为名，上折遍参曾国藩等人捏报湘军战功，取巧避罪；指责恭亲王重用汉人不当，图谋使汉人重掌军权，要求奕訢面壁思过，以服人心。

蔡寿祺的这次参劾绝对是试验，看看慈禧如何反应。发现慈禧并没有变脸，于是他放心了，于三月初四(3月30)又上奏一篇洋洋洒洒三千言的折子。这次不再拐弯儿了，而是直接点名攻击恭亲王，罗织的十大罪名有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等，要求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一句话，把恭亲王打回老家。

老实说，如果没有摸准太后的心思，借蔡寿祺十个胆也不敢搞此政治投机。问题是他投对了，慈禧借机开始老戏重演——她又哭鼻子了！

慈禧避开奕訢执掌的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哭哭啼啼地对他们说：“议政王植党擅权，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诸位大臣看见太后这小样儿，傻了，不知太后玩什么把戏，无人接话。于是慈禧鼓励大家：“诸位大臣应当以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逃，应当从速议罪！”鼓励之后，大家还是摸不着头脑，没人表态。

老谋深算的周祖培回复曰：“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厉声反问：“如果什么都要我们太后说话，那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等以后皇帝长大成人，你们能逃过处罚吗？”周祖培看不表态也不行，遂用上了缓兵之计，说：“此事需有实据，容臣等退下后详察”，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合审此案。慈禧准奏。

周祖培和倭仁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还是因为摸不着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而上了一个模糊建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

慈禧看这些老滑头不好好替自己办事，一着急，亲自操刀写上了奏折，可以这样说，老太后统治中国半个世界，亲手写定的红头文件目前发现的不多，除了辛酉政变期间那次，这次应该是第二份了。现在我们学习一下：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又是一堆别字。除此之外，这上谕还有两处别字自行改正了：一处是“用人形政”自己改成了“用人行正”；一处是“谙媚之事”改成了“暧昧知事”。至于“满口胡谈乱道”一句更是挤着夹到字缝里的，整个页面就像一纸小学生作文，涂得乱七八糟。看来，嫂嫂为了煞煞小叔子的威风，都顾不上什么学识与风度了。

慈禧命令这谕旨不必经由奕訢掌领的军机处，而由内阁速行天下，于是可怜的恭亲王只剩下光杆皇子的身份了。

回想政变刚成功之初，叔嫂两个和谐共处，分赃均匀。没成想，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靠，这才几年，所有恩赏就全都没了，老六净身出户！

不过，人气他还是有的。一者老六是个实干家，整个中枢及政府的平衡需要他；二者老六也没啥严重的政治与经济问题。所以，诏书发布后，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对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对。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复职。

惇亲王奕誴，那个生性低俗的道光第五子、老六的五哥、叫慈禧为四嫂的小叔子最敢于实话实说了，他上书说出了两点意见：

第一，关于恭亲王的事情，实属暧昧，仅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小过错，就骤然予以严惩，无以昭示天下。

第二，恭亲王自做议政王以来，办理事物，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劣迹，惟有皇太后召对时，在言语词气之间，有一些不恭，这也不是臣民所共见共闻的；而所参劾的内容又没有真凭实据，若一味坚持罢斥奕訢，恐怕传闻中外，议论纷纷。

吵闹中，相关调查报告也出来了，蔡寿祺所参之事多属风闻，倒是他自己的问题浮出水面了。

他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薛焕与陕西巡抚刘蓉均是贿赂奕訢而得任的，而刘蓉呢，揭穿了蔡寿祺在四川招摇撞骗、惨遭驱逐的事实。调查报告一出，朝野哗然，大清帝国二百多年中，还没有一个人敢用“莫须有”的罪名参劾一个亲王，而这个亲王是皇帝的嫡亲叔父，是为小皇帝的母亲一手完成垂帘听政事业的功臣，更是军机处的领班大臣！

慈禧乃是好女不吃眼前亏的主儿，一看风向不对，赶紧退步。于四月十四(5月8日)召见了奕訢，恭亲王伏地痛哭。

可怜的鬼子六，枉自聪明能干，却因心机不够而处处受人委屈：父亲在位，自己争皇位争不过四哥；四哥在位时，自己大部分时间在家恭着做闲王；叔嫂同治时，嫂嫂玩自己玩得跟猫戏鼠似的！

慈禧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恭亲王伏地痛哭，无地自容，经批评教育，认罪态度较好，所以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小寡妇这么一裁，后果很严重：

第一，把老六的锐气裁去不少！老六的特色就是腹有才华气自高，但四哥与四嫂就是不让他骄傲，就是让他恭着。

现在，他也明白了，本事再大，功劳再大，领导面前也得装孙子。所以此后开始注重传统的礼制，凡事以“礼”和“臣道”为先。同治四年(1865年)咸丰帝奉安定陵，奕訢襄办有功，两宫太后欲嘉奖之，奕訢说什么也不接受。慈禧将奕訢交宗人府议叙，宗人府给出的政审评语是这样的：“惟恭亲王谊属宗藩，首参机务，近来事务巨细，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敛抑。”之后，老六进一步自敛，面奏两宫太后，请求收回对其长女固伦公主的成命，两个寡嫂同意了，改封其长女为荣寿公主。可怜的老六，吃过的东西开始往外吐了。

第二，老六变得谦虚，如果仅是他个人及家庭的事，也就罢了。问题是他这么一谦虚，直接影响的是国事。他比之前更为瞻前顾后了，大清帝国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锋头渐减。所谓的中兴与崛起，就更是水中月雾中花了。

事实上，就在嫂嫂玩弄小叔子的这一年，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首功之臣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之间却有这么一番谈话：

曾国藩：“京中来人所言，都城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也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奈何？”

赵烈文：“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或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然则南迁乎？”

赵烈文：“恐则陆沉，未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从同治四年(1865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果然不出50年！赵烈文真神人也！

还是那句话，大清这种体制，导致真正的人才永远在民间！奕訢算是爱新觉罗家最有才的了，却被一个有权的嫂嫂玩成这样，这家的江山不玩完，天理何在？

当然，禀性难改，江山难移，奕訢虽然老实了一些，但毕竟禀性使然，偶而还会给嫂嫂使坏的。

之一：同治八年(1869年)与慈安太后、同治帝合伙把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给干掉了。慈禧很不高兴！

之二：同治十二年(1873年)，亲政后的同治准备给太后重修圆明园，奕訢开始时支持，最后不支持；表面上支持，实质上不支持。也让慈禧不高兴。

之三：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派太监给自己娘家送东西，因事先敬事房没有向守门护军传旨，太监被护军阻拦，太监不服，双方殴打。太后偏听太监诬陷守门护军的一面之词，欲廷仗护军，置其死。奕訢率领全体枢臣“力争不奉诏”，说廷仗乃前朝虐政，不可效法。引得太后大不高兴，大声质问：“你事事与我为难，你到底算什么人？”奕訢毫不示弱，昂然道：“臣是宣宗(道光帝)第六子。”太后说：“我革了你的爵！”奕訢回答：“你能革臣的爵，却革不了臣的皇子。”奕訢等人的抗辩，终使护军从轻发落。慈禧太后更不高兴了！

慈禧不高兴，老六更不高兴，只不过后者境界比前者要高许多罢了：

之一：同治五年(1866年)，奕訢上折请求在专教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同文馆中添设天文算学一馆，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西方自然科学。招生范围，拟由原来仅限于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而扩大到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等五贡生，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及翰林、进士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少年聪慧者。顽固派们闻听大哗：天底下有这么侮辱读书人的么？斯文扫地啊！

先说什么叫正途出身，最简单的说法，就是科举出身。具体来讲，五贡、举人、进士、制科在各种入仕途径中都属于正途。五贡系府、州、县由自己的生员(秀才)中选出的、赴京师国子监深造的优秀学生，名为贡生。因选送方式不同分五种类别：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通称五贡，也就是秀才中的佼佼者。举人呢，经乡试产生。乡试因在秋天举行，所以也叫秋试，每三年一次，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进士呢，经会试和殿试产生。会试和殿试因在春天举行，所以也称春闱。凡举人即可会试，会试过关称贡士，贡士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然后得进士，进士就是科考的最高峰了。一甲进士三鼎甲，也就是状元、榜眼与探花可以直接进入翰林，其他则需经过朝考、皇帝钦点才能补进翰林。所以翰林乃是中国传统士人的最高境界。至于制科，乃是乡试、会试之外，皇帝根据特殊需要而特诏举行的考试，也叫特科。虽然地位最尊，但偶尔举行，不成惯例。

总之，让正途出身及最高级文人也去学鸟学，拜鸟师，对顽固派来讲，那绝对是一种侮辱。所以恶心老六的手机短信立即传得漫天飞舞：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奕訢“鬼子六”的绰号由此而来。

老六改革来改革去，把自己改革成传统士人眼里的汉奸了，你说老六能高兴不？

大清的主流士人也真是奇怪，一直没有正常的耻感。外侮越多，他们越骄傲，越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大众更是不堪。严复在《救亡决论》里对这种症状概括如下：“……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都不问是非利害。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人积粟，遂禁子弟不复力田。”鲁迅概括得更妙：“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健康，我偏生病……这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老六对面站一群什么样的人？用梁启超的话来讲，挑战四万万群盲，全国皆我敌！

之二：光绪二年(1876年)在军机处当值的资深重臣文祥病故。文祥与宝鋆，乃是奕訢的左膀右臂。所以文祥之死，对奕訢是很大的打击。文祥既开明，支持洋务运动，同时又有传统的一面，在维护传统与推进洋务之间尽量把握平衡。文祥死后，沈桂芬代替了文祥的角色，他以洋务见长著名，积极推行洋务，在军机处与以传统“正学”自居的帝师李鸿藻就有了矛盾！老六夹在中间，左右不讨好。

之三：李鸿藻是帝师，深得两宫太后的好感，地位甚为显赫，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保守的翰林、言官，形成一个有政治倾向的“清议派”(或称“清流党”)。沈桂芬感到势单力薄，于是召王文韶入军机处作为自己的支柱。光绪六年(1880年)，沈桂芬死去，王文韶随后也被李鸿藻排挤出军机处。老六更加没劲了。

之四：光绪七年三月初十(1881年4月8日)，比慈禧小两岁、身体一向健壮的慈安皇太后猝死，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骤然变成慈禧一人独享。因此，对于东太后的死因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她的猝死与慈禧联系起来。虽然官方资料证明，慈安乃正常死亡，可是大清特色下，谁相信官方呢？民间谣言满天飞，最流行的谣言是慈安吃了慈禧进献的小饼而暴死，关于慈禧杀慈安的原因，更是五花八门：

有说，是因为咸丰密诏事。慈安拿有咸丰皇帝临终前给她制裁慈禧的遗诏，上写：“咨孝贞皇太后：懿贵妃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尊为太后，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予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诛死，以杜后患。钦此。”慈安生病时，慈禧尽心服侍，感动得慈安就把这诏给拿出来了，给慈禧看后，即当面烧掉了。慈禧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却起了杀机。既怨咸丰偏心，又嫉慈安独得宠信。

有说，是因为东陵致祭事。说光绪六年(1880年)两个寡妇到东陵祭奠她们共同的丈夫咸丰，却因为位置的排列起了争执。慈安以咸丰在位时慈禧只是妃嫔为由，不让其与自己并列，并命慈禧退后拜祭。慈禧认为还是并列而排的好，两人当众吵了起来。

最后慈禧胜利了，但她很不高兴，认为慈安是羞辱自己，遂起杀机。有说，是因为李莲英事。说慈安乘辇路过某殿，李莲英与小太监角力中，对慈安的大驾路过视若无睹，慈安大怒，欲杖责之，并到慈禧住处教训慈禧一通。慈禧不服，心生杀机。

有说，慈禧有不成体统之事。慈安去看慈禧，发现一个姓金的京剧演员躺在慈禧床上，这让老实本分、言语木讷的慈安气愤不已，痛数责之。慈禧认了错，赐死了金姓伶人，但却对慈安动了杀机。

真正的谣言难免弱智的一面，也就是说，没有宫廷生活常识的人，造出来的谣破绽百出，问题是，再破绽，也有大量人相信，很简单，这些人也没有见过猪跑，缺乏宫廷生活常识。

现代专家根据翁同龢日记，得出慈安死于脑出血的结论，应该是正解。

不管怎么死的吧，反正慈安之死对政局还是有影响的。有慈安在，一方面，可以对慈禧构成一定的制约，慈安毕竟是正宫皇后，在那个时代还是挺管用的；另一方面，对奕訢是一种支持！

奕訢与慈禧有了矛盾，常以“嫡庶之分”为由，通过支持慈安压制慈禧，慈安也多倚重和信任奕訢，无形之中，奕訢和慈安形成一种联合力量，来共同对付慈禧。慈安一死，奕訢就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真正的“后”援团，在慈禧面前更加缩手缩脚，抖擞不起精神了。

当然，慈安之死还让十岁的小皇帝载湉伤感不已，慈安太后可能是后宫中唯一能给他母性之爱的人了，所以小皇帝每天都要到东太后的灵棺前痛哭不已。据帝师翁同龢日记载，慈安死后一月有余，小皇帝读书还静不下心来，三月之余，一提东太后，还泣然流涕。可怜的孩子——不该死的人死了，该死的人却一直活着！

之五：由于李鸿藻“清议派”的势力与压力，导致奕訢的被动。奕訢更大的精力是在主张改革的“洋务派”和主张保持传统的“清议派”之间寻求平衡。寻来求去，改革的步伐就成了毫米推进，奕訢再也不能像原先那样大刀阔斧，许多近代化的设想也因碍于守旧舆论而被搁置或者废弃。但是列强环伺，外辱日盛，奕訢还得硬着头皮招架！

之六：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奕訢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想轻易开启战端，因为他们更知道政府的老底。但是清流派不这么看，由于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更由于认为光靠摇唇鼓舌就可以打仗，所以他们交章弹劾奕訢等人。正好清军在前线溃败，慈禧太后同醇亲王奕譞合作，以“委靡因循”之名，将以奕訢为首的五军机大臣全部罢黜，停奕訢亲王双俸，命他“家居养疾”。又命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处，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并命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奕譞商办。慈禧太后这次改组军机处，因发生在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

这下可好了，本来大清这个破车是靠奕訢这俊马来拉的，现在换上了三头蠢驴，大清只好朝着死亡之路狂奔而去，拦都拦不住！奕訢彻底灰心，以养病为名躲到北京西山的戒台寺，隐居起来了。

之七：光绪十七年(1891年)，恭王的老部下，与他一同遭贬回家的军机大臣宝鋆死，奉诏入祀京师贤良祠。奕訢在仪式举行前先往阅视祭器、祭品，想起两人共事时的谐趣，黯然神伤：

某日军机处将散值，宝鋆先往如厕，许久才返。奕訢嘲笑他：“往何处撇宝去？”“撇宝”是当时市井谐语，与“如厕”同义。但“撇宝”的“宝”与宝鋆的“宝”同音，奕訢此话就是调戏宝大人呢。宝鋆随口答称：“哪里，是出恭。”这“出恭”的“恭”与“恭亲王”的“恭”同音，两人斗个平手。

又一日，恭亲王自太庙出，指着庙碑下面的屃(赑屃，古代一种神兽，龙生九子其中之一，形似大海龟，常见于驮碑)对宝鋆说：“你看这个宝贝。”以“宝贝”暗指宝鋆，奕訢当然意在其龟形。可宝鋆回曰：“啊，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嘛。”恭亲王兄弟一共九个，宝鋆这么回，巧妙极了。所以两个人又是平手。

两个人之间的这些谐趣，既反映了双方的机智与亲密，更反映了恭王的宽厚与随和。现在，亲密战友一个一个地走了，国事一天不如一天，作为宗室亲王，老六如何不悲伤呢？

之八：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败再败的局势下，奕訢被重新起用。九月初七(10月5日)太后单独召见恭亲王奕訢，而且一天内连召四次。

说明老太后还是挺英明的，深刻明白没事的时候用庸臣，有事的时候用能臣。不过，此时的能臣、她那曾经年轻气盛的小叔子已变成年过花甲的老叔子了，暮气沉沉，或者是因为身老体衰的缘故，或者是因为10年冷板凳的缘故，但更多的是体制的弊病与人事的难为。

总之他出山也不行。他把希望放在了和谈上，甚至希望给英国2000万两银子，以期中英结盟。英国当然不傻，给我2000万，我就给你当马仔，拉破船，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啊。奕訢的希望落空，只好眼睁睁看着战争失败，眼睁睁看着《马关条约》签订。

亲王知道，自己在世的时日不多了。而且大清这艘破船将驶向何方，他这个局中人可能看不清楚，但是他能感觉到，朝政明显失衡了——当权的满洲人全是平庸之辈：

军机领班礼亲王世铎，除了拍马屁还是拍马屁，他最大的政绩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的高潮阶段，把马屁也拍到高潮，前方打得多热，他在后方给老太后办六十岁的生日大典就有多热。当然，这个人还有个特点就是没有脾气，跟谁都没有黑过脸，没说过重话，所以宫内左右都说他是好人。这好人每日入值最迟，散值最早。遇事则模棱两可，毫无措置。

总理衙门领班是庆亲王奕劻。十年前奕訢被罢免后，奕劻担上了总理衙门大臣之职，封庆郡王。海军衙门建立后，又会同醇亲王奕譞帮办海军事务，由于给老太后办六十岁生日大典有功，晋封庆亲王。也成了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他所谓的有功，就是会同奕譞挪用海军衙门的经费给老太后修颐和园。

甲午战争后期，这些满洲庸臣都站在老太后一边，由原先的不反对主战转向了主和；至于汉族大员，除了李鸿章，其他人大都站在光绪帝及其帝师翁同龢一边，做了铁杆主战派。奕訢为此忧心，他认为翁同龢势力过大，对光绪的影响过甚，慈禧太后对此也很不满意。于是他与太后合谋，弄个有能力的满人入值军机，对翁同龢进行牵扯。最后他们相中了两个人，刚毅与荣禄。

怎么说呢，刚毅作为一位满洲大员，在汉族士大夫眼中是一个笑话，说话的时候满口跑江湖，跟个黑社会似的，却老想掉书袋，一掉一堆错别字，引得大家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比如“追奔逐北”，他愣给人改成“追奔逐比”，认为敌人逃跑的时候，不可能只往北跑，为什么就不能往东西南三个方向跑呢？于是奕訢与老佛爷选中了荣禄。荣禄是满洲官员中最聪慧的一位了，但他的聪慧却更多的表现在明哲保身方面。他不想蹚军机处那浑水，更不想卷进南北清流之争和满汉之争中去，超然局外的李鸿章就是他的榜样，所以他自己要求做直隶总督。奕訢与太后满足了荣禄的愿望，只好派刚毅同志入值军机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亲王病殁，临终前，忧心忡忡地要求亲临省视的载湉侄儿远离广东小人，同时大骂甲午战争中力主开战的帝师翁同龢：“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说明，老六还是比较清醒的。

之九：家事也一塌糊涂！

奕訢死后又光荣了一番。一方面，谥号曰“忠”，配享太庙，入祀贤良祠。另一方面，赏亲王世袭罔替。这回他再恭，也没法拒绝了！而清宗室中，能谥个“忠”字的，也就另一个著名的小叔子多尔衮了。但这一切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死前的奕訢，内心凄凉，国事一塌糊涂，家事也没好到哪里去，儿女们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儿女多早殇，侥幸活下来的却又不争气！

他有4个儿子，长子载澂、次子载滢、三子载濬、四子载潢，其中三、四两子俱幼殇，长子载澂袭贝勒，自小天资聪颖，擅长诗文，稍大后却胡作非为，甚至领着同治逛窑子。兄弟两个竟成性病病友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载澂病死。载澂发病期间，奕訢甚至不愿进屋看他一眼。下人用父子情面哀求，奕訢进了屋，可是一看快要气毙的儿子依然一身外出寻欢的黑衣，黑衣上绣着成群的蜘蛛，顿时火起，对着儿子大骂：就这样子，还是死了的好！

乃父如此一骂，载澂立马儿蹬腿而死！享年28岁。可怜的孩子，做高干儿子也是“杯具”啊！

另外一个儿子载滢，过继给了奕訢的弟弟——老八钟郡王奕詥，袭贝勒爵位。他还有四个女儿，其中二女幼年早丧，大女儿被封固伦公主，后辞去“固伦”名号，改封荣寿公主，长在宫中伺候老佛爷，人称大公主。

据说，奕訢生前曾多次发过“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之叹。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钦差大臣都统胜保，住东城方家园。籍没后，赐与承恩公桂祥。”所以奕訢所谓的方家园，乃慈禧娘家代称，暗指慈禧。

奕訢发出这种感叹也是正常的。他是爱新觉罗家最优秀的男性代表了，斗了一辈子，也没斗过方家园的这位小女人，大清气数尽了！而他自己，死得也太不是时候了。如果多活两年，第一，对于广东小人康有为的一路狂奔能有所遏制。第二，对于义和团乱中华、八国联军进中国也能有所防备。当然，个人之长难补组织与技术之短，天朝命数已尽了。

老六的一生只不过说明，天朝运作的机制就是劣币驱逐优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