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张作霖对东北究竟做出多少不可抹杀的贡献?

军阀张作霖对东北究竟做出多少不可抹杀的贡献?

  张作霖一生,作为封建军阀他具有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一面;作为统治者,他的多重性格特征是十分突出的;作为东北边疆大吏,他对东北的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更是可圈可点;在对外关系上,他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为重。

  给小兵娶媳妇儿

  张作霖头脑灵活,遇事机敏,他很早就觊觎东北王的宝座。在1916年,他伙同冯德麟巧妙地挤走了奉天巡按使段芝贵之后,得到了大总统袁世凯的信任,被任命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改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大总统徐世昌升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43岁的张作霖成为凌驾于东三省省长之上的东北最高行政长官,成为东北王。

  当上东北王的张作霖不敢疏忽,对部队约束很严。他有个习惯,喜欢微服私访。一天晚上,张作霖手摇纸折扇,头戴瓜皮帽,身穿绸长袍,脚着软布鞋,一身商人打扮,不带副官,不带卫士,一个人悄悄地从帅府南门走了出去。他是要私下查访奉天城内军队的防卫情况。他乘着黑夜,先是突然来到了宪兵司令部,值班军官吓了一跳,没想到大帅会微服暗访。张作霖检查了司令部的值班情况,看到井井有条,很是满意。接着,他又只身来到了第27师师部,值班军官满脸惊讶地接待了大帅。大帅看到师部井然有序,也便悄悄地退了出来。

  张作霖不让任何人护卫,自己溜溜达达地往回走。当时已是午夜2时左右了,街上行人稀少,夜色漆黑一片。张作霖不慌不忙地朝帅府走去,他想从东门回家,慢慢地靠近了帅府东门。大帅府的东门胡同灯光幽暗,大帅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帅府东门的岗亭,并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一个哨兵在站岗执勤。眼看要到家了,大帅轻松愉快地走着。

  在靠近东门仅100多米的时候,大帅突然听到一声严厉的断喝:“站住!”大帅愣了一下,往四周看了看,以为是在警告别人,没当回事,定了定神,还继续往前走着。这时大帅听到了步枪拉大栓、子弹上膛的卡卡声,久经战阵的大帅,知道这是在做预备射击的动作。同时,又听到了一声更加严厉的高声叫骂:“王八蛋,你找死啊!再不站住,我可要开枪送你回老家啦!”张作霖一听卫兵骂他王八蛋,不禁大怒,高声说道:“我是张作霖!”大帅以为只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解除误会,顺利地进门回家了。

  不承想,卫兵警惕性很高,根本不相信大帅的回答,认为是拿假话蒙他,所以继续厉声地呵斥道:“你是张作霖他亲爹,也得快点给我滚开。不然,我这枪可不留情!”张作霖听了先是一愣,小杂种,竟敢骂我。刚想发火,可是立刻冷静下来,想了想,不禁哈哈大笑,并说道:“好小子,算你有种!好,好,我走,我走!”大帅意识到这个卫兵是个极为认真的人。同时,黑灯瞎火的,自己穿着便衣,又没带卫兵,孤身一人,没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一旦对方开火,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当机立断,机敏地立刻转身往胡同东头走去。

  大帅冷静下来,抄近道直奔大南门里路东的教导队机关枪中队部。到了中队部,叫来了中队长王贯三。王贯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么晚了叫他干啥。大帅告诉他往大帅府挂电话,叫卫队连连长出来接他回府。当时接电话的恰好是卫队旅参谋长郭松龄。郭松龄一听大帅从外边打电话叫人接他回来,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不敢怠慢,当即集合手枪连,跑步来到中队部,把大帅接回了帅府。

  张作霖回到帅府办公厅,还没等坐稳,就立刻对郭松龄说:“去把在东大门站岗的那个卫兵叫来,我有话说。”郭松龄不明就里,但未敢多问,就传下令去。不久,由当晚卫兵值勤官禇连长,把一个20多岁的精干士兵带了来。这么晚,大帅召见他,他感到十分奇怪。

  张作霖见了那个卫兵,严肃地问道:“你叫啥名?”

  卫兵不知咋回事,愣愣地高声答道:“我叫李德标!”

  张作霖听了李德标说话的口音,分辨出刚才和他邂逅的正是这个卫兵。大帅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正是这小子!”大帅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小伙子,看他生得傻大黑粗,一脸的忠厚相,心里已经暗暗地喜欢上他了。接着却故作严厉地说道:“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进东大门?还说是我爹也不成!难道说,我的话你也不听吗?”至此,李德标才知道刚才被骂一顿,又不许走近东大门的那个人,真的是张大帅。他不知所措,一阵惶恐,知道碰到茬口上了。但是,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用了。怕呢?当然更不济事。要杀要剐,随你便吧。但是,他想必须说明情况,为自己争辩一下,于是,硬着头皮说道:“报告大帅,连长有命令!”

  大帅厉声问道:“什么命令?”

  卫兵高声朗朗答道:“夜间站岗,没有上边命令,不许任何人出入帅府。”李德标强调“不许任何人”,你也是任何人之一。

  “好小子!”张作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禇连长,赞许地说:“看不出你小子还会带兵呢!”说完,满脸放松地询问李德标多大岁数,啥地方人,当过几年兵,娶过媳妇没,以及家庭状况等。原来李德标是辽北法库县人,今年21岁,已经当了两年兵了,因家贫还没有娶媳妇。

  张作霖点点头。有了今晚的实际遭遇,又经过方才的一番口头调查,大帅已经胸有成竹。他决定重奖褚连长和这个年轻的卫兵,以他们为榜样,鼓励其他士兵。

  大帅叫过来参谋长郭松龄命令道:“茂宸(郭松龄的字),升禇连长当营长,升李德标当少尉军官。告诉军需处,赏禇连长500银元,赏李德标2000。这是我私人奖赏给他们的,让军需处先记笔账。”

  郭松龄答应:“是!”

  张作霖意犹未尽,想了想,又说道:“告诉杨宇霆明天早上来见我!”

  大帅还想对李德标做进一步的安排。

  第二天,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来见张大帅,张大帅客气地对他说:“邻葛(杨宇霆的字),我替你介绍一个你们一县的小同乡。”杨宇霆也是法库人。杨宇霆问是谁,张作霖叫来李德标,给他们互相介绍了。介绍过后,张作霖对杨宇霆把昨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杨宇霆听了哈哈笑道:“真是大帅遇上兵,有理说不通!”张作霖极口称赞李德标“有种”,连连说道:“我张作霖就喜欢硬骨头。军人嘛,当然以尽责任听命令为第一,像李德标这小子,严格执行军令,不管是谁,真够冲,真有种!”

  然后,张作霖又嘱咐杨宇霆两件事:第一件,请杨宇霆负责给李德标选择一个年貌相当的大姑娘做媳妇;第二件,马上把李德标送到讲武堂去上学。李德标从此成了东北军上下皆知的有名人物。这个贫苦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自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李德标很争气,进了著名军事学校讲武堂,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军中,李德标表现出色,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已经升为第27师的上校团长了。

  以德报怨,以恩报恩

  当了封疆大吏,手操生杀大权,张作霖也不是有仇必报。他在营口深入基层、视察工作的时候,不计前嫌,通知曾经打过他的那人来见他,那人哪敢来?早闻风而逃了。于是,他恨铁不成钢似的骂了一句:“小样!”继而又摇头叹息道:“可惜呀,你若来见,我给你一官做呢。”

  1912年1月,张作霖回乡祭祖,妻儿眷属、亲兵卫队、幕僚宾客一行浩浩荡荡从沈阳赶回阔别24年的家乡叶家铺。乡亲们奔走相告,有夹道欢迎的,有为张家搭席棚、扎纸活、摆祭品的,祭品从家门口一直摆到坟地。这场面,这气势,更吓得打死他爹的王氏弟兄东躲西藏,不敢露面。张作霖知道后,就跟乡亲们讲:“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官报私仇,那是小人所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长期领导东北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果真没碰王家一根手指头。

  而那位曾经诬告过他的李老恒,当张大帅衣锦还乡时,还不是生怕他翻起变天账,搞打击报复?左思右想,跑也不是,躲也不是,索性硬着头皮,带着老伴一起去张家请罪。史料上没有写两位老人是如何跪在地上作深刻检讨的,也没讲老张是不是赶紧将两位老人搀扶起来,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你们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倒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说着,拿出200元钱,要老两口好好回家过日子,不要害怕。

  当时的2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的二哥剿匪阵亡,慰问金也不过1000元!

  张作霖被招安后,驻军新民府,尽管被封为虎威将军,门岗有哨,营棚有马,出门有兵,巡游有旗,那鲜艳的“张”字大旗高高飘扬,可他老觉得一个营还不够威猛,便私自扩编,人马一多,军饷哪里够哇!不够咋办?不能收保护费了,更不能打家劫舍,就只有打白条,向商会借,月月借,年年借,那白条自然是兑现的少、积压的多。

  一天换防,军号已吹响,部队已出发。听到外面人欢马叫的,商会会长姜雨田急了,冲上大街,迎面就将骑马走在队伍最前头的张作霖一拦,说什么不还钱就不让走人,光天化日之下,丝毫不顾及维护军民关系的大局,引来路人侧目和种种非议,后来,经过多方劝说和一再承诺,他才闷闷不乐地、万般无奈地松开了手,侧过身让一彪人马绝尘而去。

  等到张作霖入主奉天,姜先生才知道,自己投资了一个极有潜力的长线股。那时,沈阳城里,由于东洋商人勾结不法分子抵制奉票,致使市面紊乱,兴业银行多次遭到挤兑。面对如此险恶的经济环境,张作霖以上马能杀贼、下马能治国的文韬武略,首先杀一儆百,枪决吃里扒外的银行行长,极大地震撼了那些投机倒把的奸商,然后,他又不计前嫌,用八台大轿,将驳过自己面子的姜先生从新民请到沈阳,要将兴业银行行长这一重要岗位交给他。

  姜先生一听,又惊又喜,当年的投资终于没有白费呀,但自己一个小小的商会会长,干得好大城市的金融工作吗?万一辜负了张作霖的信任怎么办?张作霖看出了他内心的担忧,十分亲切地鼓励他大胆去干,对他说:“想当年,你老兄竟敢在大街上拦我的马,还怕当行长?!”

  从此,小会长变成大行长,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对仇人,尚且以德报怨,那么,对自己的恩人就可想而知了,凡滴水之恩,张作霖都必涌泉相报。

  他在营口被追杀的时候,有位姓傅的义士,十分豪爽,借了他一头毛驴,让他远走高飞了。想起当时苦,不知多心酸,大冬天的,破棉鞋里没棉絮,就把包谷叶胡乱往里面塞,现在坐稳江山了,该知恩图报了,于是快马送信,请义士速来奉天。

  那姓傅的一到门前,开口便喊:“张矬子!张矬子!”

  张矬子,是以前别人见他身高不过1米58给起的绰号,而他却丝毫不介意,十分亲热地迎出门外,说:“我的老疙瘩啊!那头毛驴还不上了,老子还你一个奉天城公安局长,干不干?”

  借毛驴,还局长,还是公安局长,哪有不干的!

  三哥钟恩并不是他的亲哥,是他的结拜兄弟。盗亦有道,不能乱来。张作霖刚入伙时,当“把子”,负责看“票”,每当喽啰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绑来一群肉票,特别是绑来一群哭哭啼啼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他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看不惯,人心都是肉长的呀,这种勾当,非大丈夫所为,也不是长远之计,乃跳槽单干,自己拉起一帮人马,以保险队的旗号为大户人家保驾护航。

  万事开头难,难在没地盘。弟兄们整日里为收保护费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说起来,呼啸山林也甚是快活,但这种流寇似的游击战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根据地呢?

  恰在这时,钟恩出现了。钟恩,何许人也?一小掌柜,在新民县境姜家屯卖大米。这天,他出外办事,经过城门口,看见几个持枪的团丁喝令一支杂牌武装停下来:“站住!干什么的?”对方那领队的,倒也和气,上前作揖道:“在下张作霖,我的弟兄们累了一天,能否借个光,在此歇歇脚?”

  “想得美!快滚!不知道这方圆几十里都是谷瘪子的地盘吗!”团丁们仗势欺人,横蛮地端起枪。那支疲惫的队伍,也不愿硬闯,把事情闹大,便主动调头,在夕阳的余晖中失望而归。

  而在旁边看热闹的钟恩,一听“张作霖”的大名,眼睛顿时一亮,早就风闻这位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的绿林好汉,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只见他个头不高志气高,眼睛不大目光亮,斜背一把鬼头刀,腰插一把盒子枪,满身的风尘,掩饰不住勃勃的英气,十分仰慕。于是,三国、水浒中那种好汉相遇、义结金兰的情景又在这里出现了。

  等他们的身影被白桦林遮挡之后,钟恩快步赶了上去……

  当天夜里,张作霖的队伍从米面铺后门悄悄摸进屯子里,一网打尽正在赌钱的团丁,并顺手牵羊,夺了马贩的50多匹蒙古快马。姜家屯是这一带有名的大集镇,比较富裕,谷瘪子连这样的重镇都丢了,很被人看不起,而张作霖则名声大振。自此,他以这里为根据地,纵马扬鞭,驰骋在广袤的辽西大地上,势不可当。

  当然,没有钟恩做内应,就凭他二三十个人、十几条枪,哪打得下戒备森严的姜家屯?连进村休息一下都不成呢!吃水不忘掘井人。为了报答钟恩,他重回姜家屯,问钟恩想干些啥?庄户人家出身的钟恩,想了想,说俺还是卖大米吧。于是,张作霖个人投资,大兴土木,在当地组建了与沈阳、营口等地粮栈连锁经营的“三畲”集团,由钟恩出任总经理。

  难能可贵的是,张作霖地位变了,身份变了,感情没有变,仍像过去一样,每次见到钟恩,都亲切地叫他“三哥”。他总是这样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以前我有两位兄长,现在我又有了一位兄长,那就是钟恩,他就是我的三哥。”

  钟恩既然成为他三哥,也当然是孩子们的三伯。逢年过节,除了送钱送礼以外,张学良等晚辈还要向钟恩行跪拜礼。

  不识字,懂道理

  张作霖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因为他得回家拾柴,帮母亲做饭打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傳逹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他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就算咱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这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連宝的大名,成何体统?”秘书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傳逹室看成了傅連宝,当成了人名。

  还有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方酒会。那时候,东洋人占了辛丑条约的便宜,有驻军东北的特权,但东北军对他们不屑一顾,还曾主动开火,当场击毙硬闯演习封锁线的十几名日本军人。这一次,号称“中国通”的日军将领土肥原,以为张作霖不识几个字,想当众羞辱他,就假惺惺地请他赏题一幅字画。

  其实,张作霖平时没事就练字,水平也还行。他见对方捧来笔墨纸砚,便不假思索,挥毫就题写了一个遒劲有力的“虎”字,只是在落款时,一不小心,将“张作霖手墨”写成了“张作霖手黑”。土肥原便得意地狂笑起来,说:“张大帅呀,你的果然写错了字呀,手墨的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啊!”那些在场的日军也跟着起哄。

  然而张作霖处变不惊,他大义凛然地掷笔回敬道:“本人就是手黑!本人自拉杆子那天起,就知道抢地盘的重要性!我这是写给你们看的,当然不能带土,这就叫寸土不让!”

  缺点变亮点!这段佳话,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张作霖的大智大勇,更进一步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麻将桌上是非多

  挥师关内,美梦成真,张作霖终于成了北京城的主人,但盛极必衰,转眼间就走了下坡路。张作霖这边磨刀霍霍,那边的曹锟政权却是纸醉金迷,还弄出个“贿选总统”的丑剧。吴佩孚则打着“武力统一”的算盘,到处树敌。张作霖看着复仇的时机成熟,挥兵跃马,向曹锟发出挑战书,声称将由飞机问曹三爷起居。吴佩孚冷冷一笑:“手下败将,何足逞勇。”他也太托大了,以为可以一举荡平奉军,连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都没有,就匆匆领兵上阵,战至正酣处,直系大将冯玉祥却因为与吴佩孚的矛盾而暗中和奉军勾搭,阵前反戈,发动“北京政变”,由于变生肘腋,曹三爷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束手就擒,成了阶下囚。这一突然变故,让吴佩孚猝不及防,直军战线也就此土崩瓦解。张作霖好解气、好得意,敲着得胜鼓,再度进京,一个马贼,竟然成了北京的主人。

  张作霖管理一个东北还能勉为其难,管理一个国家就露出了马脚,他在北京城里,每天只是三件事:听戏、喝酒、搓麻将,许多军国大事都是在酒席桌上、麻将桌上办成的。

  一天,张作霖在下榻之地又摆上了牌局,他想把财政部抓到手里,已经内定了原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段永斌为部长,于是将他邀来,想问问情况。

  出席牌局的还有财政部总务厅长朱有济,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另外,冯玉祥、段祺瑞也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个朱有济是日本留学生,与留日的杨宇霆有一面之交,他也觊觎部长的肥缺,听说已经内定了段永斌,不禁心中焦急,于是带着重礼找到了杨宇霆。

  杨宇霆这个人可算是摸透了张作霖的习性:“张大帅一生好赌,你得在牌桌上让他高兴,这时候他就特别好说话。”朱有济记住了这句话,这场牌他只盼输不盼赢,不断地拆牌喂张,冯玉祥在一旁看得明白,张作霖玩得兴起,撸起了裤脚,露出了一块拳头大的伤疤:“本帅当年在赌局里被人捉老千,输得一塌糊涂,一着急,拿刀子割下来这么长的一条子肉,当场就把他们吓晕了,乖乖地都把银子还给了本帅。”

  他边说边比划着。朱有济不停地在拍马屁:“大帅战场上英雄无敌,牌场上也是英雄无敌。”说话间,张作霖又是一副大牌叫听,单吊孤张白板,坐在对家的段永斌也早听牌,他手上也是一副大牌,偏偏却摸到了白板。段永斌为人做事认真,也有点抠门,只听他喃喃道:“孤张不能打,打了要包的,冒险不得。”

  于是忍痛拆了一张牌。这副牌摸到底谁也没和成,张作霖很是懊恼:“我就差一张白板,否则又是一副大三元。”段永斌却不识相,摸出了手中扣着的那张白板:“幸亏我没有冒险呀。”张作霖当时就把脸拉了下来。

  牌局结束后,段永斌一行打道回府,屋中只剩下冯玉祥。只见张作霖拿过委任状,吩咐副官,将段永斌的名字抠下来,换上朱有济。冯玉祥不解:“不是决定了吗?怎么换人了。”张作霖没好气地道:“这个姓段的,把钱看得像命一样,哪能做大事?”冯玉祥心里一阵凉,他转过脸来对刚捧出来的临时执政段祺瑞道:“国家大事怎么能如此儿戏?”

  张作霖眼一瞪,他早就想和冯玉祥闹翻,正想把他赶出北京城,于是对段祺瑞说:“芝老,我有些事情还得同您商量,不过,有些人不能参加,比如说我们花钱雇的帮工,这种人可没权指手画脚的。”

  原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为了拉拢冯玉祥,曾花了一笔巨款,作为军饷赞助了西北军,所以他话里带着刺。冯玉祥扭头就走,回到军中,说了刚才受的窝囊气,鹿钟麟当场跳了起来,此人是西北军的一员猛将,有勇有谋。“我早说过,与那个马贼是无法共事的,他想着独占北京呢。何不乘着奉军主力还在关外,北京城里都是我们的人,先下手为强,将他干了!”

  别看冯玉祥也是久闯江湖的,但论其处事果断,手段毒辣,他大概还要略逊一筹,连连摆手,生怕惹出大麻烦收不了摊子。鹿钟麟急得大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冯先生怕惹乱子,将来都推到我身上,你只要签了这道调兵的命令,一切由我来办。”鹿钟麟草草地写下两行字,让冯玉祥画押。冯玉祥被逼不过,绕着桌子而躲,鹿钟麟则跟着后边追,这一幕,冯玉祥后来曾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显然很后悔当时的不果断。张作霖就没有这般优柔寡断,待奉军大举入关后,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

  少养五万兵,也要办教育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27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校舍。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人均为奉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惟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

  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做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教授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看来,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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