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5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们为这个家族的显赫人物换上了新的墓碑。这个墓碑的主人，生前有着太多的没想到：他没有想到在他转身的那一刹那，枪响了；他没有想到他的身影永远地停留在了湖北武汉；他更没有想到身后流传着一连串的笑话段子。
一直被传言包围的大军阀韩复榘，后代会是什么样的？2011年4月27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向韩子华的家中。88岁的韩子华是韩复榘的次子，1923年出生在北京南苑的军营附近，那时父亲韩复榘在冯玉祥的部队任团长，母亲高艺珍是随军家眷。
面前的韩子华清雅随和，在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的一篇文章中，韩子华如此描述自己记忆中的父亲：“父亲身材瘦长，40岁以后腰身渐丰，但仍不失匀称。平日里或坐或立，总是挺胸收腹，一副职业军人姿态。他面貌清癯，鼻梁高而且直，下边蓄着一道乌黑的短髭，一双本来就细长的眼睛又总像在眯缝着。他很严肃，不苟言笑。与人谈话时，两眼逼视对方，默默地听着，很少打断别人的话，脸上却全无表情，令人莫测高深。他说话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说话很慢、很简短。”
1938年1月，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武汉被国民政府军委会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处决，这是抗战中第一个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
2011年5月15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们为这个家族的显赫人物换上了新的墓碑。这个墓碑的主人，没有想到自己身后流传着一连串的“韩复榘笑话”。
这些韩氏笑话背后是韩复榘后人的无奈。“父亲是被蒋介石诱杀的，蒋介石政府中的御用文人就制造了很多谣言，编了很多关于我父亲的笑话，流传很广。当然，这些笑话全是假的。”
那么，在家庭中的韩复榘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奔丧
1925年，这年的冬天特别寒冷。韩子华最早的记忆也停留在这年的隆冬时节。
北京毛家湾7号。哭声震天。
旅长韩复榘的祖父韩世泽病逝了。“父亲虽已升任旅长，可是西北军以穷著称，根本无所谓薪水，旅长也不过几十块钱津贴，家中连购买棺木的钱都没有。当时又爆发了讨伐奉系军人李景林的天津战役，父亲已带队经通州开赴前线。我爷爷的后事无人主持，母亲焦急万分。”
送信的催促韩复榘说，“老太爷病重了，你赶快回去吧。”
韩复榘无奈地说，我怎么回去，我现在正带着部队打仗，我不能回去。“爷爷去世时盼着父亲回来，但是没有等到那一刻。仗打了一半的时候，父亲跑了回来。”
祖父病逝后的第二天傍晚，忽听到门外有人大喊：“旅长回来了！”
“我们都往外跑，只见父亲风尘仆仆地从马上跳下来，径直扑到祖父床边，抚尸恸哭，谁都不敢去劝他。”
韩子华已经记事，“那时候我都记得，他一进门，就嚎啕大哭，说我应该回来看看你，见你一面。那时候又穷，老太爷又去世了，怎么办啊。家里又没钱，连棺材都买不回来。”
韩复榘大哭一场后，起身哽咽着对夫人说：“前方正在打仗，我马上就得走，办丧事就找鹿先生吧。”说完，他带着几个传令兵又骑马飞奔而去，身后是一家妇幼眼巴巴的目光。
如果不是战事，韩复榘无论如何是不会走的。祖父韩世泽是个秀才，靠教书为生，“家里人口众多，长年半饥不饱，父亲当营长后，家境才略有好转，但仍脱不开‘穷’字，终生没有享过一天福，父亲感到非常对不起老人。”
不久，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来了。
“鹿先生一手操办了祖父的丧事。没想到，十多年后又是鹿先生在武昌为父亲料理后事。”
在韩子华的童年记忆里，自祖父去世后，由于韩复榘连年在外打仗，“我就很少见到父亲了，只是听周围的人常说他又到了哪里，又在打什么仗，说得有声有色。我年纪太小，只当是听热闹。”
那时的北京城已经是奉军的天下。韩子华跟着母亲东躲西藏，“一两个月必搬一次家，住遍了北京四城，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30年，韩子华与母亲一道来到了济南。父亲已经先期率军来到了山东。
在山东，韩复榘一家开始了长达7年的平静生活。韩子华对父亲的记忆也永远停留在这7年，“到了1938年初，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南下山东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天下闻名，但是山东旧省府并不奢华。
山东省政府是前清巡抚衙门旧址，经历代巡抚整修，格局已相当可观。民初，张宗昌又大兴土木修建。“我随父母去住时，那里已是一座花园式的大建筑群。省府的房屋相当多，当时驻有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及其八大处、省府秘书处和机要处，还有一营卫队及汽车队、马号等。”
韩复榘喜爱骑马，山东省府里设有一处很大的马号，养有数十匹骏马，马号里还养了一只大马猴。“为什么要养一只大马猴呢？听说是因为猴尿很臊，这种臊气可以保护马匹不得瘟疫。”
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韩子华，经常看到父亲骑马、游泳、踢足球和打篮球的身影。
“父亲行伍出身，怕我们忘本，除经常带我们去骑马外，还要我们练习用驳壳枪打靶。枪靶插在后花园，上面画着十个从大到小的同心圆，射击距离约三十米。当时我们年纪太小，第一次打靶时，连驳壳枪的枪栓也拉不开，子弹也压不进去。”韩复榘见此情景很生气，大骂“蠢货”。
韩复榘全家并不是住在“闹狐仙”的“五凤楼”，而是住在东大楼的二楼。东大楼楼下有一半是第五连的连部和该连一排士兵。每天清晨5点半必听到悠扬的起床军号声，随之是粗犷洪亮的士兵大合唱：“黑夜过去天破晓，旭日上升人起早……”一日三餐，士兵们又唱起《用餐歌》：“这些饭食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先知。”操练声、口令声、劈刀打拳声不绝于耳，直到晚上听到呜呜咽咽的熄灯军号才罢。
“受西北军传统影响，父亲穿着朴素。日常总是一身灰布军装、黑布鞋、布袜子，与普通士兵没有什么区别，遇到重大集会或接待贵宾，他还要系上武装带，打上绑腿，这时再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大兵。”
“打绑腿”是旧时军人的基本技能，要不松不紧，并在外侧折成笔直的一道“人字花”，这只能自己动手，别人无法代劳。“他从没有穿过长筒皮靴，有时去南京开会，他便换上黄呢军装和皮鞋。我只见他穿过一次长袍马褂，那还是在照片上。他不穿裘皮、绸缎，但也有例外：他有一件羊皮军大衣，是他当团长时，冯玉祥先生赏他的；他喜欢用白绸手帕，母亲常对我们说：你爸爸身上最讲究的就是这两块手绢了。”
至于南京方面发给他的那套金光熠熠的上将礼服，韩复榘一次也没穿过，着装照片也没有。这套礼服连同专用的衣箱一起堆放在阁楼上。“一次母亲偶然翻检衣物，才发现礼服早已被虫蛀得面目皆非了。”
在这个阁楼上，一同被弃置的还有装满各种勋章、奖章的一个小箱子。“我从没有见他佩戴过任何一种，这全成了我们小孩子的玩具，以后自然全部遗失，现在想来，倒也可惜。”
虽然，在父亲身边的日子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是韩子华对他的衣食住行印象深刻。
“父亲对吃饭十分随意。平时他在自己办公室单独用餐，每餐两菜一汤，都很平常。”韩复榘是河北省霸县人，特别爱吃烙饼、饺子之类的面食。“母亲带着我们以及家庭教师在东大楼用餐，每餐四菜一汤，冬天多个火锅，逢年过节才有鸡、鱼之类。”“有一次，我弟弟馋了，自己跑到厨房去要点好吃的，厨子问他想吃什么，他想不出任何菜名，便说：来个肉丝炒肉片吧！在省府大院中，大家就拿这个逗乐了。”
虽然韩复榘对吃饭无所谓，但是对酒情有独钟，最爱喝家乡河北酿造的“老白干”。“有时他来东大楼过夜，只要听到楼下门口站岗的卫兵那雷鸣般的吼声：‘立正，敬礼！’那准是他来了。母亲迎他上楼，在大客厅内与他隔着写字台对坐吸纸烟、谈家常。随之必端来酒菜，他慢慢自斟自饮。下酒菜永远是两小碟，一是香椿炒鸡蛋，一是小葱拌豆腐。父亲酒量很大，每次饮半斤白酒一点醉意都没有，但他一般也就喝半斤酒，我没见他醉过酒。”
“父亲的烟瘾也很大，而且只吸大号哈德门牌纸烟，当时这是很普通的一种烟，有钱人都吸绿炮台牌的。他吸这种烟也未必是出于节约，这可能是他在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他持烟的姿势也很有特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纸烟的中部，并使烟头向上翘着，这样似乎有点笨拙，其实是为了不使烟熏了手指。”（西北军严禁吸烟，冯玉祥经常检查官兵的手指，若发现有熏黄的痕迹，轻则罚跪，重则打军棍。韩复榘日久成习，难以改掉了，就以这种姿势吸烟了。）
有一次，韩子华随父亲去泰山普照寺看望冯玉祥。“父亲见冯玉祥，还像个当兵的样子，很端庄地坐在那儿，不敢随便动。冯玉祥身材魁捂，比父亲高出半个头，穿一身蓝布裤褂，腰上扎着粗大布带，戴一顶草帽，完全是北方农民的打扮。父亲则是军长打扮，在冯玉祥面前像一个大兵，在一旁恭坐，非常拘谨闲谈着。”冯玉祥突然说：“向方，你就吸支烟吧，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抽烟，你早就在抽烟，叫你戒烟你戒不了。”韩复榘立刻站起来回答：“报告先生，我已经戒烟了。”韩复榘与冯玉祥又谈了一会儿，实在烟瘾难耐。“父亲说去方便一下，刚迈出门槛，副官当然明白，急忙给他递上纸烟。”
西北军练兵重视体操锻炼，其中翻单杠难度最大。一次，韩子华看见父亲漫步到省府五连驻地看士兵练单杠。他一时兴起，冷不防跳上单杠，来了个“鹞子转回”的动作，士兵们齐声喝彩，连长怕出事担待不起，忙不迭地把他从杠子上“请”了下来。
有传言说韩复榘爱打牌。“我从未见他为消遣而去‘竹城雀战’。他上牌桌一般都为陪客，纯粹是应酬，心不在焉地打上四圈，故意输点钱，随即找借口匆匆而去”。
韩子华还知道父亲不喜看戏、看电影，“除非陪客，他自己从没有进过戏院”。但有一次韩复榘为水灾募捐，邀请梅兰芳、金少山、杨小楼等著名演员来济南义演。“开场第一天，父亲一直坐到散场，还不时鼓掌助兴，但以后就再也不露面了”。韩子华记得梅兰芳到济南当天，乘汽车到东大楼拜客。“那时我们虽然年幼，也久闻梅先生的大名，就跑到汽车旁去偷看。梅先生隔着车窗向我们微笑，又出乎意外地做了个鬼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韩子华说，父亲从来不肯乘人力车和轿子。他认为人拉人、人抬人最不平等。他讨厌“老爷”“少爷”的称呼，严禁家里的佣人称我们为“少爷”。
这让佣人们感到为难，怎么能直呼韩家少爷们的名字呢？“他们挖空心思地想出个称呼，分别称我们为‘大学生’‘二学生’‘三学生’。这称呼似乎有点滑稽，但也想不出更好的称谓，大家只得默认了。”
韩复榘不让子女去上小学，“上学的地方离省政府很远，而省政府里面就已经很大了，需要走很远，而我那时候才7岁，还得有人送。父亲还怕我出去学坏了。”所以，韩复榘说：“小学在家里学就可以了，中学再到外面学校。”
于是，韩复榘聘请教师在家里教子女读书，到一定年龄才准许子女去考初中。“我们共有四位家庭教师。一位是从北京请来的前清举人，姓桂，名保，字燕生，都称他桂老夫子。”
秘书王一箴教算术和现代语文以及写字和图画。“父亲是‘司书’出身，书法很有些根底。他直接过问我们的写字，并布置作业，规定每天必须写几篇大楷和若干小楷，虽公务繁忙，仍不忘检查。首先检查数量，完不成就罚跪；然后就要看字写得如何了。”有一次，韩子华写“远”字，上下都写捺形，受到痛斥。他说：“你们老师怎么教的，一个字不能写两个捺都没有给你们说过吗？”韩复榘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让韩子华至今不忘。
韩复榘的英文秘书兼翻译陆先生担任韩子华他们的英文老师，武术老师是山东省府参议李景林先生的大弟子于化行，“他属于太极门，但也教我们行意拳和八卦拳，还教刀、剑、枪、棍等兵器”。
西北军很注重武术，士兵们劈刀、打拳是必须课，韩复榘也深爱武术。一次在山东全省童子军大会上，韩复榘应邀讲话，还脱去军服上衣，在台上打了一套“小洪拳”。韩子华也经常表演武术。
“遇到有贵宾来访，父亲常叫我们去表演武术。有一次，副官又来叫我们去表演，只我一人在家，我只得硬着头皮前往。到了会议室前院，才知道是蒋介石先生偕夫人来了。”
韩子华一进会议室就看见蒋介石正背着手看会议室墙上的巨幅照片，韩复榘在一旁对他说着话。“父亲见我来了就说，你把刚学会的那套太极拳练给委员长看看。我精神过于紧张，本应节奏缓慢的太极拳被我打得飞快，几分钟就完事了。蒋介石还一边点头一边说，不错、不错。父亲瞪了我一眼，又命我再练一套大刀。那是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很有点分量。这次我不敢再偷懒，认真练下来，累得浑身是汗，没等父亲摆手，我便逃之夭夭了。”
有传言说韩复榘不准公务员留发，要一律剃光头。“留光头，指的是军人，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因为打仗的时候，伤口感染，容易处理。解放军也是这样。”
韩复榘断案
“父亲管理极其严格，以致人们都说父亲爱杀人。”这其中饱受诟病的就是“韩复榘断案”。
对此，韩子华没有断然否定。“刚去山东的时候，父亲什么案子都审。父亲是穷苦人出身，觉得老百姓太可怜，他要像包公那样当一个清官，替天行道，为民做主。在他那里，老百姓和当官的打官司，当官的占不了便宜。他什么案子都审，法院就不干了，案子你都审了，还要法院干什么？”
韩复榘也觉得事有不妥之处，有些案子不问了，但有三种案子，韩复榘还是要亲自审理：一是土匪案。二是贩毒案，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对于抽大烟的人，父亲采取的是第一次抓着打一顿，第二次还是打一顿，第三次就枪毙，事不过三。贩毒的人抓住了，直接枪毙。有很多日本人贩毒，也被枪毙了”。三是贪官污吏案，韩复榘建立了高级侦探队，每个机构都有这样的侦探。“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直接送到父亲那儿，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常常被监禁或枪毙”。
韩复榘办案公开透明，速审速决，或生或死，或打或罚，一言而定。
韩复榘之孙韩宗喆，长期查阅和研究爷爷韩复榘的档案和资料，他认为祖父不是审案而是判案，“审案其实都是军法处的事情，他们审过了，祖父来判案。军法处报告案情，由我爷爷做决定怎么判。”
在民初，老百姓依然不愿意到法院去。韩宗喆说，“爷爷听说，穷人没有钱，请不起律师，不会写状子，不能到法院告状。爷爷就说不要律师了，专门设立几个人，记录老百姓的案情，老百姓怎么说就怎么记，什么土话啊方言都行，这些都要原汁原味呈给他看。后来，有些土话方言我爷爷也看不懂，觉得这样也不行，还是请律师吧，如果请不起律师，直接告也行。当然，这里面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法律为准绳，个人的一些因素就带进去了，冤假错案也就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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