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城管“副爷”：职位很低 管得却很宽

民国的城管，被称作“副爷”，比现在的城管职能要宽得多，权力也大。

今年初夏，去某地出差，偶然邂逅“代孕一族”。

我说的代孕，不是代人怀孕，而是代替别人参加孕检。

我去的那个地方超生严重，从乡村到县城，从农民到教师，大多数夫妇都有不止一个孩子，生了女儿，还想生儿子，生了儿子，还想再生更多的儿子。总的来说，当地两胎最普遍，三胎很正常，四胎五胎也不算太稀奇。

为了刹住这股歪风，当地政府要求生过头胎的育龄妇女定期去计生服务站做检查，每年两次，雷打不动，发现怀孕，强制流产，试图扼杀超生于子宫。但是效果不佳，为啥？因为大家都在瞒天过海：每到该去孕检的时候，就花几百块钱请一个没有怀孕的女士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和孕检通知书去计生服务站做检查，让医生什么都查不出来。鉴于超生的妇女很多，所以就需要很多枪手，所以县城周边那些不想出外打工的青年妇女就有了第二职业——代替别人做孕检，简称“代孕”。

当然，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傻子，枪手的长相跟身份证上的照片对不上号，他们还是看得出来的。但是他们不会揭穿，因为超生家庭除了要给“代孕者”报酬，还会塞给工作人员红包，真要揭穿的话，得罪人不说，也没有红包可拿了。

出差回来，读《你不知道的旧社会》，忽然发现民国时也有过这种事儿。

民国不搞计划生育，老百姓不用雇人做孕检，但是民国搞过强制防疫，有些不愿意打防疫针的市民会雇别人替自己打防疫针。

据《你不知道的旧社会》一书记载，上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医学登陆天津，从租界到华界都建立了民众防疫体系，从此以后，天津市民一年四季都要打防疫针。

那时候跟现在一样，打防疫针是免费的，不用交钱。但彼时国人尚未开化，不理解为什么要平白无故挨一针，政府号召打针，大家根本不响应，警察带着医生上门服务，大多数市民都往外躲。软的不行，政府就来硬的，在街上设卡，查打针证，打过防疫针的都给发一张打针证，没证不让过去。

老天津卫管打针证叫“针票”。平常出门，没有针票，过关卡的时候，给检查人员塞红包，花上几个铜板，检查人员就会放行了。不过这一招儿比较笨，因为关卡很多，从城南去趟城北，得过几百道关卡，一天走上几趟，光塞红包也能把自己弄破产，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雇别人替自己打针。那时候天津街面上有很多小乞丐，随便给几个馒头，就能让他们替自己打一针，弄张针票出来。防疫针有很多种，针票也有很多种，每打一针，发一张针票，上面写着姓名、性别和年龄，只是受技术所限，针票上没有照片。既然没照片，写上谁的名字就能证明谁打了防疫针，拿着出门，通行无阻。

防疫针是病毒疫苗，打得多了，对身体肯定有害，小乞丐也是人，不可能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天天替人家打针。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用天天去打，因为老是做枪手，早就跟打防疫针的工作人员混熟了，进了打针房，一瞧又是熟脸，工作人员会吩咐他们干点儿小活儿，打扫打扫卫生，完了领一张空白针票出去，让“雇主”自己填。

越到后来，防疫针越儿戏，“雇主”们连小乞丐也不用找了，直接从工作人员手里买针票。“最近出门都要哪些针票？”“甲肝、乙肝、丙肝、乙脑、流脑……统统都要。”“给您两块大洋，每样针票给我来一张。”一手交钱，一手交票，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与此同时，官方努力推行的防疫计划轰然坍塌。

平心而论，现在搞强制孕检，民国搞强制防疫，其初衷都是好的，本质上都是好政策。可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好政策却会变味儿，变成工作人员的福利和红包，变成“代孕者”和小乞丐的赚钱工具，变成平头百姓跟基层官吏之间的肮脏交易。

1940年代的民国城管

《你不知道的旧社会》的作者是一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作家，他在序言里说：“在我们的印象里，旧社会有恶也有善，旧社会有冷也有暖。我们更应该告诉年轻人，旧社会有许多罪恶，而这些罪恶又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新社会不好好治理，这些罪恶也可能重新出现。”我觉得他的话丝毫没有危言耸听。

这本书有一章专谈“副爷”。副爷是吃官饭的，有点儿像现在的城管，但是比城管的职能要宽得多，权力也比城管大，摆摊的归他们管，拉人力车的归他们管，老百姓婚丧嫁娶打街头路过，也得归他们管，连街道两旁开茶叶店的商贩都要受他们管辖。职位很低，管得很宽，不是爷，胜似爷，所以老天津人尊称他们为副爷。

副爷是个肥差，上了班，往街口一站，卖水果的得送给他几斤水果，卖白菜的得送给他几棵白菜，卖酸梅汤的得送给他一碗酸梅汤，要不然，他找你麻烦，说你乱摆摊，扰乱社会秩序，哨子一吹，送你局子里去。旧社会有些拉大车的苦力，几十吨重的大车，几个人使出吃奶力气才能拉起来，中途不能停，一停下来就再也拉不动了，所以副爷最喜欢找他们麻烦，见了大车，摆手让停，说是执行公务检查货物，一耽误就得半天。为此拉大车的苦力必须提前备上一批红包，每看见一个副爷，都得提前把红包递过去，以免副爷喊停。因为每天红包不断，所以副爷都很能赚钱，很多副爷不领工资也要上班，跟外快比起来，那点儿工资算什么啊！

据我所知，现在有些地方的城管就跟旧社会的副爷一样能赚钱。比如说我老家吧，穷乡僻壤，穷山恶水，财政发不上工资，愿意吃官饭的年轻人不多，愿意干城管的却不少。为啥？城管有外快。见了沿街摆摊的小贩，把东西全没收了，拉回城管局，你想要，拿钱去赎，赎了这一回，下回再看见你乱摆乱放，他们就不管不问了。还有街道两边的商铺和饭馆，每月必须打点包片儿的城管，不然罚你钱，而且罚钱的理由很正当：门口有垃圾，招牌不规范，灯箱广告乱放……你要是打点到位呢，他们就不管不问了，你把灯箱广告摆到马路中间都无妨。

旧社会设置副爷这种岗位，是为了维持街面秩序，现在设置城管这种机构，是为了维护城市环境，初衷都是好的。可是到实际工作的时候就变味了，规章制度变成了要挟手段，法律法规沦落为腐败工具。

《你不知道的旧社会》娓娓道来，给我们讲述了旧社会的很多怪象，到了今天，这些怪象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重现，这说明新社会虽然科技发达、经济繁荣、国家安定、人民幸福，但是在某些角落里，还残留着旧社会的余孽，它们就像一贴过期的膏药，紧紧粘住新社会的大胯，暂时还没有被我们甩掉。为什么会这样？我相信读完这本书的朋友一定能找到答案，请允许我卖关子不说。

我只想说说这本书的一个美中不足之处：书名跟内容不太合拍。

本书的标题是《你不知道的旧社会：旧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内容只涉及民国天津，只讲述新中国成立前的天津社会是什么样子。对民国生活史不太熟悉的读者看了这本书，可能会以偏概全，把旧天津的特征当成旧中国的特色。事实上中国很大，一个地方一个样子，就拿副爷来说吧，旧天津的副爷吃得满嘴流油，而同时代云贵高原的副爷却饿得前胸贴后背。我读过薛绍铭先生在抗战前写的《黔滇川旅行记》，当时昆明和贵阳这两座城市也有副爷，每月只能按一折领薪水，加上外快还不够解决一个人的温饱，必须兼做其他工作才能挣钱养家。再如本书回忆天津土匪的江湖规矩，绑票从不绑女性，也从来不撕票，可是同时代的上海土匪就完全没有这种“道义”（参见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这大概是因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还是熟人社会，绑匪若不讲规矩就会遭同行歧视，而上海滩的绑匪山头林立，无需有这些顾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