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下的战时书报供应所（1938—194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各种的战线”，其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各界不但要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同时要开展精神文化层面的动员。

　　全面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下，许多文化团体应运而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在文化层面合作与矛盾相互交织，而成立于国统区的战时书报供应所正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发展演变在文化领域的一个“见证者”。

　　战时书报供应所是中共领导下的群众性救亡组织，致力于前线及后方的书报供应。它在售卖进步书刊、发展中共党员、加强与中共基层组织联系、搜集国民党情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成立和解散与国共关系的演变有着密切关联。

　　目前，学界尚无专门针对战时书报供应所的研究，仅在文史资料中有所提及。本文拟依据现存档案资料，对战时书报供应所的文化抗战活动作一番梳理，以期丰富抗战史的相关研究。

　　一、书报供应所的成立

　　战时前线军民普遍缺乏书报，“在战斗紧张进行时，官兵和民众迫切渴望了解战况，但前线书报缺乏，在战地看一张报纸，一份杂志比凤毛还要难”。在沦陷区，抗日报纸大多绝迹，其他宣传刊物、小册子更是难寻。民众无法获取后方消息，只能从敌伪宣传品中反向推断抗战形势的发展。

　　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书报供应不足的情况也同样存在。在延安，一本书即使封皮脱尽了，仍在各处流转不息。甚至，一些人为了一两本旧杂志而争执不休。当时曾有“书报与子弹一样重要”的说法，足见书报供应的重要性。 

　　面对战时精神食粮匮乏的情形，前线及后方士兵、民众反复呼吁加强书报供应，同时也开始探索书报供应的具体办法。1938年 3月，《抗战三日刊》收到读者来信，“请先生（即该刊主编邹韬奋——引者注）发起一个团体，指定两个集中地点专收读过的书报等一切文化粮食，每日或隔日邮寄前方，指定的负责人员再行分散”。对此来信，编者回复：“最近有好几位朋友有鉴于此，已在筹办‘战时书报供应社’，不久即可正式公告开始工作，完全尽义务性质。”

　　同年 5月，在前线参与战地服务工作的谢冰莹也写信给邹韬奋，呼吁邹为前方将士发起募集书报的运动。邹韬奋就此指出：“谢冰莹女士为前方的精神食粮的呼吁，值得文化界及出版界的注意……战时文化社及战时书报供应所对此事应多尽些规划的责任。”

　　虽然此时谢冰莹并不知晓武汉已经成立书报供应所，但她的诉求反映了前线将士对书报的迫切需求。此外，《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和《新华日报》记者陆诒也请求后方设法展开文化救济。这些呼吁与建议引发了各方关注，尤其在文化界影响甚大。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双方都积极支持和发动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10月，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要在全国范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要求“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努力打破国民党的“统制”与“包办”政策，“用一切方法力争各种群众的救亡团体的公开存在与公开活动，力争救亡运动中共产党的主动性”。

　　1937年底，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汉口成立，负责指导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1938年初，国民政府在军事委员会内增设政治部，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并领导第三厅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第三厅积极发挥组织和宣传作用，成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领导机构。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就民众运动提出：“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

　　在国共合作与文化抗战的影响下，生活书店总店由上海移往汉口，并联合部分文化出版工作者计划成立战时书报供应所，请钱俊瑞任所长，救国会成员闵刚侯任副所长。钱俊瑞1935年由周扬、胡乔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担任救国会党团书记，在长江局领导下工作。他的对外公开身份是著名经济学者，以《中国农村》《中国经济情报周刊》等公开出版的报刊为战斗阵地，在理论战线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 

　　经过一番筹备与动员，1938年 3月底，战时书报供应所在汉口正式成立。随后因战争形势变化，书报供应所部分迁往重庆，并在重庆秘密筹备 4个多月，最终于 1938年 7月中旬在重庆市王爷石堡街五号院内开始工作。

　　1938年 10月，武汉告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各地组织机构，撤销长江局，同时指示周恩来、秦邦宪等组织南方局迁往重庆，继续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武汉沦陷后，汉口的书报供应所宣告收歇，周恩来便调钱俊瑞到南方局从事文化界统战工作。如此，书报供应所便由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继续在重庆从事文化抗战工作。

　　二、书报供应所的文化抗战

　　在汉口时，书报供应所设总务、研究、取发三组。总务组负责同各方保持联络，与各书店、报社、军队驻武汉办事处、后方勤务部及运输司令部等机关团体均有往来。书报供应所西迁重庆后，组织架构重新调整，下设总务、宣传、联络、推广、美术、调查组。

　　书报供应所的宗旨，是有计划地将书报供应前方将士及后方救亡团体与大众。供应所编印各种抗战书报，以供前线将士阅读，还提供壁报材料，创设文化工作队，创办小图书室、写作函授训练班等。除重庆总所之外，信阳、洛阳、安庆、武昌、昆明等 20多地都设有分所。各地分所大多由当地救亡团体或个人仿照总所设立。

　　（一）书报供应活动 

　　供应手续上，前方将士、后方救亡团体及个人都可以向书报供应所书面请求供应书报，但需提供确实证明文件或介绍人专函予以说明。供应所接到书面请求后，按照团体性质和先后、缓急、轻重等选配书报。由于经费有限，书报供应所便和各书店、杂志社及报馆接洽，替读者配寄最低价格的书报。如遇团体组织经费困难或工农兵无力购买时，供应所也会酌情赠送书报。

　　供应对象上，书报供应所将书报归置后，除派发前线外，也赠予后方文化团体。从相关统计资料来看，书报供应所共选取 120个救亡团体和 20多个华侨团体按期寄发重要抗战书报，以帮助其增进对抗战局势的认识。书报供应所成立两个多月间，赠送及代办的书报价达 6900元，其中第一、三、五战区、新四军、八路军和游击队托办书籍占三分之一。

　　书报来源上，书报供应所请求各书店、出版社援助，同时登报向社会各界呼吁募捐书籍。1938年 9月 4日，汉口战时书报供应所为供给前方书报发起捐书运动，发动各界人士大量捐送，汇交书报供应所所在地，由该所有计划地转运至前方各部队。

　　书报供应所为引起人们对书报匮乏问题的重视，也积极号召动员民众向前线将士、后方救亡团体捐书。比如，《新华日报》曾刊登书报供应所《为供应战士书报给同胞的信》，指出“多捐出一本书，多增加一份抗战力量，多捐出一本书，早一刻完成抗战建国的任务，精神上的武装，是民族解放的重要武器” 。

　　书报选择上，由于并非所有书报都能纳入供给范围，因此配备适宜的书报供应前线及后方便成为该所工作的核心。国民党曾组织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图书杂志内容进行严格审查，要求书报配备必须遵照国民党当局的既定标准。在确定供应内容后，书报供应所便根据各团体的实际需要作灵活的分类，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抗战实用知识、大众读物等多个方面。 

　　在公开供应抗战所需书报的同时，各地分所均在中共领导下秘密发行红色书刊，传播进步思想，进而影响群众，启发群众。

　　比如，信阳分所在业务上直接与汉口书报供应所联系，经销出售的书报有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以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八百壮士》《新华日报》《抗战三日刊》等进步书刊，成为传播救亡书刊和马列主义著作的一个宣传站。

　　四川阆中分所创办后，建立阆中文化党支部，仅 8个月销售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 7000余册，包括《论党》《抗战手册》《抗战演讲资料》等。与此同时，阆中分所设立书刊借阅处，并通过党组织的联系，把书刊销售到苍溪、南部、剑阁等地。

　　湖南分所主要进行有关抗日救亡理论与实践的各种图书、报纸、期刊的发行、供应工作，至 1939年 7月，共供应书刊报纸33600多册，代办书刊报纸 4200多元，推销《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书报。

　　（二）其他文化活动 

　　书报供应所除赠送、低价发售书报外，还通过提供壁报材料，创办文化供应队、小图书室和写作函授训练班等文化活动来扩大宣传，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推动抗日宣传。

　　1938年 6月 18日，为扩大报纸效用，协助各团体改进壁报内容，书报供应所研究部添办了供应壁报材料工作，如提供书报杂志编目索引，每周时事讨论大纲等。迁至重庆后，书报供应所创办“壁报资料”一种，每周二期，每期七八百字，内容包括时事简述、抗战知识、敌军暴行、英勇故事，形式美观活泼，因无条件供应，受供应者渐渐增多。 

　　此外，书报供应所编有《大家干》与《快来看》两种壁报，每周出刊一次。同时，书报供应所还发起“壁报展览会”活动，参加者有华北宣传队之《都来看》壁报，自强读书会之《火牛》壁报，歌咏研究社之《哨声》等 30余个壁报团体。

　　文化供应队的任务是将战时军事、政治、文化等情形用图书、演剧、歌咏、演讲等文字或口头宣传方式告知民众，使民众明了抗战形势以提高抗战热情，并尽可能地动员民众。1938年
 6月，文化供应队还“在推销抗战书报以外展开宣传工作。由于书报价钱并不昂贵，沿途及当地驻军民众都很欢迎，宣传工作结果非常好”。 

　　桂林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期间有从钦州来的流动文化供应队，他们挑着六七担图书在城门口摆卖，给围观群众散发许多抗战宣传品和图书目录。不少民众争相购买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萧军、司马文森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及曹禺、田汉、吴祖光的剧本。后期，也有群众寄钱到桂林文化供应社邮购图书。总所西迁重庆后，文化供应队每周至重庆市近郊宣传两次，乡村中宣传一次。宣传内容除通俗演讲外，并有歌咏杂技表演、抗战照片展览等。 

　　为进一步满足民众对抗战报刊的需求，书报供应所还成立了一批救亡图书馆。然而限于经济条件，最初只在武汉城乡成立了 20个救亡小图书室，以供需求迫切的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使用。

　　小图书室尽管规模不大，但工作人员却有志使其“成为文化堡垒，担负起民教的责任，办识字班、编壁报，组织歌咏队……将来做保卫大武汉的宣传工作”。

　　据《新华日报》报道，小图书室广受群众欢迎，“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小图书室挤满了小孩、工人、小市民，饥饿的眼光到处在搜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企图得到些什么” 。

　　书报供应所迁至重庆后，利用募集的书刊及各方捐助的款项成立小型救亡图书室 6所，其负责人多为中共党员，作用在于为中共扩大宣传工作。这些小图书室成为流动的文化供应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阅读需求。

　　此外，书报供应所还创设了阅读和写作函授班，以加强民运干部的认识与写作能力。其招生章程指出：“战时书报供应所特招收阅读组学生 100名，写作组学员 200名，凡爱国青年参加抗战建国工作者均欢迎。”

　　函授班三个月一期，规定三民主义、时事研究、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民众运动、军事常识、日本研究 7门必修课及民族问题、现代思潮、中国社会经济研究等 14门选修课。

　　在汉口时，曾聘请钱俊瑞、邹韬奋、茅盾、张友渔、温田丰等数十人为导师。在重庆时，函授班班主任为共产党员闵刚侯，负责主持班内一切事务，班内分阅读与写作两组，并设有干事一人，班内导师有潘梓年、柳湜、沈兹九、邹韬奋、谢冰莹、沙千里、薛暮桥、钱俊瑞、许涤新等 44人。

　　昆明分所的阅读与写作函授班则分为两组，一组阅读哲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组读文艺理论与写作实践。他们定期按照专题讨论，两组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可交叉学习。由总所发给讲义，习作由总所批改。

　　三、党的情报站与联络站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政治打压与文化管控，中共在国统区无法进行公开的文化宣传与情报搜集工作，书报供应所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群众性救亡组织，也在党的组织联络和情报搜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中共战时书报供应所支部建立，书记为熊宇忠，属南方局领导。由于日军不断轰炸重庆市区，供应所经过多次搬迁后搬到学田湾、枣子岚垭。

　　供应所工作重点之一是搜集整理国统区的情报材料，钱俊瑞负责搜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材料，包括四川实力派刘文辉，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实力派张发奎等人的材料；薛暮桥负责大后方农村调查，保管和整理机密材料；闵刚侯则通过其岳父柏文蔚获取到不少国民党内部材料。

　　1939年 1月下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反动组织，通过蒋介石手订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文件。

　　闵刚侯从柏文蔚处搜集到这几项秘密文件后，连夜翻印，将其迅速送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抵抗国民党制造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中共将这些反共文件予以公布，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张发奎、刘文辉等人的讲话也经整理送至八路军办事处。

　　此外，1938年下半年昆明书报供应所成立，钱俊瑞要求进步人士孙克定等人在昆明为第三国际开展情报工作，要求将云南地方势力的政治、经济情况及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矛盾情况调查清楚。昆明开展情报的工作者有汪季琦、孙克定、汪敏之等人。

　　与此同时，书报供应所还借买卖书刊的便利加强与国统区中共基层组织的联系，掩护了党的一些秘密活动。1938年 7月，书报供应所湖南分所在长沙成立。分所主任由中共湖南省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张迈群担任，工作人员中有共产党员、进步文化人士等。同年 11月初，受战局影响，分所迁往邵阳并在其他地方设有办事处。

　　湖南分所不但组织领导省内各地的救亡小图书室，大量发行抗日书报杂志，而且与基层党组织积极联系。当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后，湖南分所便利用买卖书刊的机会进行秘密联络。期间，大量难民因战争逃离家乡来到邵阳后，分所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对难民进行救济，为救亡小图书室购买书报，同时加强了支部与上级的联络。如此，书报供应所便扮演着县委通讯联络部门的角色。

　　信阳分所的工作人员则以卖书为名，负责接待来自各方的工作人员及搜集情报，党派往陕北的青年也曾中途到书报供应所住宿。同时，信阳分所也是信阳县委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协助县委从事合办游击战士学习班，培养干部，发动群众，收编土匪等工作。由上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时期一些书报供应所在文化宣传功能之外，还充当了“党的联络站与情报站”的角色。

　　四、国民党的压制与书报供应所的撤销

　　随着活动的展开与影响力的增强，书报供应所引起了国民党的警惕与注意。1938年，钱俊瑞等人主编的《救亡手册》因“触犯审查标准”，被国民党中宣部查禁。1938年 6月，国民党信阳县党部右派势力查抄了信阳分所的部分书报，所内人员不得不转移他地开展活动。9月，国民党与当地驻军 44师政治部没收了该所的全部书报。透过国民党对钱俊瑞活动的阻挠及对地方分所的查禁，可以看出，书报供应所始终面临着紧张的外部环境与生存局面。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共双方的磨擦与冲突日渐扩大。1938年 10月武汉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逐步消极抗日，不断制造磨擦，破坏抗日统一战线。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加紧对大后方革命文化团体的钳制清理。

　　国民政府对民众社团的防控中，文化团体是其重点目标。1939年 4月 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出：“无论任何社团，应先办理立案手续后方准活动。目前各地各种灰色社团，如青年、文化、救亡、流亡等团体，凡未立案而擅自活动者，各地党政机关应即按照整理民众团体办法切实取缔，勿稍宽纵。”

　　随着国民党反共活动的愈演愈烈，中共南方局及时提出隐蔽组织、转变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的指示。1939年 5月，周恩来作出《秘密工作决定》，要求各地党组织从之前半公开的形式转为秘密形式，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

　　就在南方各地中共党组织转入地下之时，国民党对这一地区中共领导下的文化社会团体的管制也更为紧迫。7月 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进一步要求“规范”社会团体的活动，颁布《抗战时期文化团体指导工作纲要》，指出所有文化团体均应在当地主管官署呈准立案后，方得正式活动。

　　8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报了重庆文化救国团体及共产党人活动情况，认定“战时书报供应所为共产党基本外围团体之一” 。由此，国民党对书报供应所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一是要求限期登记以完备手续，二是限制邮寄，三是派特务对书报供应所的活动进行公开的监视与暗地盯梢。

　　1939年 8月 22日，国民党社会部密函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称若书报供应所尚未备案，“应即会同当地军政机关迅予取缔”。8月 31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认为书报供应所“负责人多为异党份子，专以宣传共产主义麻醉青年为目的，际兹抗战期间，此种非法活动若不严予取缔，影响殊大”，并密令市警察局“迅予取缔”。

　　9月 21日，警察局以书报供应所迁渝后并未向市党部及市政府登记备案为由，派员取缔该所。钱俊瑞对重庆警察局的指控进行辩驳，然而卫戍总司令部并不理会，于 11月 8日仍执意密令重庆警察局“切实取缔”。迫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断打压，书报供应所工作渐渐难以开展，只得逐步收缩。最终不得不宣告停止工作。

　　除总所被迫撤销之外，各地分所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惮和压制。1939年上半年，书报供应所湖南分所终因处境艰难，各项工作无法开展。1940年春，分所的各个办事处也在此前先后撤销。

　　在云南地区，1939年 7月 26日，为进一步取缔进步文化团体，国民党社会部致电云南省党部，认为“昆明生活书店、战时书报供应所云南分所等或则公开发售违禁书刊，或则暗中从事异党活动”，要求云南省党部“应切实注意，严密防范”。

　　可见，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不仅在军事、政治领域制造磨擦，在文化领域也是极力钳制中共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五、结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斗争，而且高度重视文化工作，通过多种措施进行思想文化宣传，而前线士兵和后方民众的文化需求直接推动了书报供应所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书报供应所作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售卖进步书刊、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发展中共党员、搜集国民党情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争取了进步文化力量，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了国统区广大民众参加抗战。

　　然而，随着国共关系的变化与战争局势的发展，包括书报供应所在内的很多进步团体组织受到国民党的钳制与打压。从战时书报供应所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管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宣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之一斑，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历史演变。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