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宋子文不供经费被扇耳光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宋子文不供经费被扇耳光

  耳光风波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有言道,两人一好,必有一恼。

  宋子文与蒋介石亲如一家的基础是“财神”,二人的分歧亦是因为“财神”。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这是宋子文复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人常说的一句话。

  实际这句话也是有所指的?所指的就是针对南京政府无计划、无政府、无预算的“三无主义”和蒋介石不顾国力、财力一味地“剿匪反共”。

  从宋子文上台不到7年,蒋介石已经与共产党打了6次大仗了。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4次“围剿”,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决心有增无减。在1930年底到1932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部队;第三次“围剿”,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达50万军队。另外再加上北代,可以不难看出宋子文理财的数十亿元钱哪儿去了?蒋介石由于野心的膨胀,可不管那一套,一个劲儿地“剿共”第一,他不懂财政,只管伸手要钱,也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于是宋蒋交恶的事事在必然,只是时日问题。

  开始,宋子文还是让他几分。可是宋子文也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有个性、有见解、干工作认真的人。他不像孔祥熙那样婉转,对主子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对有些问题还是敢提意见的。在宋子文复出南京财政部长时,他看到政府财政支出没预算,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这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筹措第五次“围剿”。有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做保障。但这次“围剿”要在宋子文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中进行。

  这天,蒋把宋子文唤到自己的行辕,说:

  ;我要进行第五次‘围剿’,方案已定,命令已发。希望你这个财政部长配合,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你说怎么样?”

  “我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宋子文再三解释。

  “南京政府到底是谁的天下?谁在当家?你懂么!”蒋介石一甩袖子:“你不要干涉太多!”

  “我不怕丢乌纱!我是对你负责,对党国负责!”宋子文也扔下帽子,拍起了桌子。

  “就是你对‘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蒋介石寸步不让。

  “噢!你是总指挥,战争没打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国舅据理相争。

  “娘希匹!这是我蒋家的天下,你要不想‘剿共’,滚蛋去球!”

  “你不要这么霸道,不要这样血口喷人!”

  “娘希匹!我骂你,我还要打你这个狗日的!”蒋介石不能容忍,多年来这位自视清高的大舅子对他的种种大为不敬,一齐涌上心头,一怒之下,赏给宋子文一记重重的耳光,一朵“红霞”立刻挂在了脸上。

  “你敢打人?”国舅被这一记耳光打晕了,片刻,反应过来,便抡起凳子,向老蒋砸去。侍从们急忙奔过来拦下,方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耳光风波惊动了宋家两兄弟

  宋子文被送到自己的官邸后,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最先听到哥哥子文被打的消息是子安。当时子安正在银行里查账,秘书小柳过来耳语了一番,子安神情十分紧张,立刻又拨通了二哥的电话,通知了子良,接着就跑出了楼,驱车直奔子文官邸。殊不知,他的车刚到门前,就看见子良的红车已进了院子,先他一步到达。

  在院子里,二兄弟相见后,直奔子文的会客室,正好碰上大嫂张乐怡。

  “大嫂,大哥哩?”

  “在卧室里躺着哩。”

  二兄弟接着噔噔地上了楼,进了卧室,只见大哥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大哥,没事吧?”

  “……”宋子文不答话。

  子良见大哥不说话,又道:“他要欺负宋家,没那么容易!你老大发话吧,我们两兄弟该怎么做,你就直说吧!”

  “嘿,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宋子文对这位曾在上海洋行里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宋子文发了一阵牢骚,守在旁边的妻子张乐怡,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只能暗暗地流泪。

  子安说:“这事我们跟他没有完!”

  子良问:“这事大姐和三姐知道了吗?”

  张乐怡摇了摇头,把一杯水送到宋子文床前:“喝口水吧?”

  “……”子文不说话揭开了被子,吼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乐怡,你给我拿笔墨来,我不当这条狗啦!”

  妻子放下茶杯,脚步轻轻,忙从书房里取出墨笔来,送到子文面前,子文挥笔面景,写下了辞职报告。“让子良给我送去吧。”

  宋子良接过这份报告,沉甸甸的,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便挂电话给美龄,不通。接着又挂通了大姐霭龄的电话。

  “天都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霭龄问。

  “我大哥被老蒋打啦,也不吃也不喝,又写辞职报告,我也没主意了。”

  “到底怎么回事?”霭龄急问。

  “一句半句,我也说不清楚。”

  子良也道:“到客厅,让大哥休息会。”

  “好的。”

  美龄和子良、子安和乐怡刚在客厅里坐下,门外一阵车鸣。“是大姐来啦!”子良告诉美龄。接着,四人迎过来。

  “大姐。”美龄叫道。

  “美龄,你也在这?”霭龄道。

  “我也是刚刚来。”

  “你来了就好了,这老蒋太不像话了!你采了我们宋家的鲜花,还打我们宋家的人!我们不给他算账才怪哩!”霭龄嗓门很大,一串话像打机枪似的。

  “看看你大哥去。”

  霭龄在美龄、子良、子安、乐怡的陪同下,到了子文的卧室。

  “子文啊,你感到怎么样?需要不需要看医生?”霭龄心疼地问。

  “……”子文仍是不吭气。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乐怡出来劝道。

  “美龄,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账不可!让他的官当不好!”霭龄此话说给小妹听,更多的是说给子文听的。

  在客厅里,霭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悲伤。要保重身子为重。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是,话说过来,你是委员长,他是财政部长啊!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这叫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我现在怕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霭龄说到这,把目光投向了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吧,有小妹在,我量他是不敢的!”美龄软中带硬。

  “有你保证,我们兄妹就放心了。”其实,霭龄心里也很复杂,蒋介石曾放出风来,让祥熙接任大弟的财政部长,即喜又悲。她们姊妹既然上了蒋家的车,谁也离不开谁了,共同的利益,把她(他)们连在一起了。“哎,这个世界也真复杂啊!?

  宋美龄“大闹老蒋”

  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闹得老蒋不能入睡,非要老蒋说个清楚不行。老蒋一个劲地向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怨我,我不该抽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不对,这就完了,没这便宜的事!你还得保证,有成见,今后不加害于他!”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娘同胞,我姓蒋的是疯子还是傻子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那就立字为证么?”宋美龄抓住不放。

  “好好好,立字斟句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也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国舅一直留有情面。

  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决裂,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批准。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离去只是工作的需要,另有要职安排,表示两人继续合作,共图大业。宋子文听了也心平气和。

  说起宋子文的辞职来,自从他抛开血浓于水的二姐宋庆龄后,与蒋介石结成君臣关系的7年间,就先后提出过4次辞职报告。

  且说第一次辞职是1929年8月6日

  1929年8月1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万人,但会上又增至80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

  宋子文自1928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月7日,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子允允许复职。8月13日,宋子文在上海宴请银行界,商讨再发编遣公债5000万元,由海外华侨认购1000万元,其余的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当天晚上,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

  宋子文第二次辞职是1931年12月20日。

  这次辞职,是配合蒋介石下野的一个行动。此前,1931年5月,国民党已经分开,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九一八”事迹后,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上,宁粤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实现宁粤统一。但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才去南京。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党政府主席等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宋子文于12月20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1月30日,改组行政各部,财政部长由黄海梁代理。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黄海梁代理财政部长后,最感棘手的就是财政。当时的财政,孙科说过这样一段话:“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4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1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行,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照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每月须1800万。”自宋子文下台后,黄海梁派员接收国库,未得分文现金,而子文还拖欠银行界1000万。黄本人在财政界既无资历,又无特定银行做背景,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他曾到上海想筹款1000万,经多方设法,才搞到300万,照当时军政费每月2000万元计算,仅够4天开销。由于财政无法解决,黄海梁只代理了20多天的财政部长于1932年1月29日辞职。孙科的行政院长也担任了不到1个月时间,1月28日改由汪精卫担任。孙科下台后,对蒋、汪十分痛恨。1932年2月,孙科在上海出资办了一个《民众周刊》,由王昆仑主编,写文章把蒋、汪骂得一塌糊涂。

  孙科和黄海梁下台后,1932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个重新合作。

  宋子文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

  这次辞职是因“剿共”军费问题引起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安安内”的政府,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准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

  6月3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

  这时,蒋介石将驻在上海的19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19路军。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19路军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宋子文还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他说:“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倘若他们在政、军、经几方面做到合理的对待,那么即使并非洋洋大观,他们岂不将报之以较好的反响吗?……对于这些问题显然不该由一个财政部长来解答。”

  宋子文的这些诘难有些哗众取宠,但可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是完全赞同的。

  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7月12日,宋子文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实际上,宋子文仍在为蒋介石提供“剿共”军费。

  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

  只有这次辞职报告在10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

  在宋美龄的活动下,事实上,宋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而是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委委员;

  1944年12月,兼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辉煌。

  宋子文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此职无经济实权、无经济实体,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协调机构。任内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孔祥熙进行一些经济建设。帽子大了,名字高了,宋子文也不失明智之举。

  随着时间的延伸,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渐渐淡忘在人们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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