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蒋介石为八路军提供防毒面具

抗战初期蒋介石为八路军提供防毒面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加快了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步伐。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加强出征前的军训,积极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然而,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尚不足一年,是“疲惫之师”、“穷困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战无弹药,食无粮草。如何解决给养问题,摆在国共两党面前。

  全国抗战爆发为解决红军的改编和给养问题创造了机会

  1937年7月中旬,再上庐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国民党。

  而国民党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并未理会共产党的宣言,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7月14日,周恩来面会蒋介石,“力争无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4项条件: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有,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蒋抱定“对共党问题解决,但缓发宣言”,私下也未让周恩来等在庐山公开活动。

  双方立场相差甚远,周恩来等便第二天离开庐山,转赴上海。

  在全国抗战之大势下,中共对国民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7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周恩来等,“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方针”。红军高级将领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十分不满,驻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朱德、任弼时、林育英、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于7月26日致电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我们改编3个国防师1个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拒绝谈判,必要时准备将谈判经过公布”,并主张“我们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编为3个师1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应采取必要准备,在部队中动员吃野菜、筹粮,使全体将士了解争取抗日斗争的艰苦,使全国人民了解红军抗日真诚”。27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但因“地方经费,南京必难多发”,“多留地方部队成为不可能”,拟改变计划,将所有原独立军、师一概编入3个师中,出动抗日。显然,为抗日、为民族,中共已做好单方准备,做好不要国民党给养,“吃野菜”、“筹粮”的准备。同时,因恐国民党限制给养,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先多留地方部队的方案。

  7月中下旬,时局的巨大变化使蒋介石沉不住气了。27日,他通过西安的蒋鼎文催促中共在10日内改编完毕,以发表3个师的番号和师旅团长、政治主任的名单,提出以康泽为政治副主任。28日再定改编后的参谋长职人选。

  蒋介石急请红军出兵,使中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中共中央从前几天的义愤中平静下来,要求:“(1)8月15日则编好,20日出动抗日;(2)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3)3个师4.5万人。另地方1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4)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5)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6)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在这6项要求中,首次提出弹药补充,表明中共意识到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之际,红军急需解决的不仅是经费和衣食,而且是直接用于战争的武器弹药。

  为力促红军早日改编出师,7月31日,南京下达3个师的番号,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数及编制改编。国民党西安行营将中共请求补充的物品,电南京请领,并在行营运输处移郑州的情况下,“允设法拨5辆老汽车”,供红军军需物资运输。

  情况在向着中共利好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为此要求部队可下令从8月5日起开始东移。集中后边改编边训练,并要求南京补充给养。以给养补充为出师的前提之意渐有雏形。不久,国民政府为实现全国抗战,迈出实质性一步–召开国防会议,并邀请中共领导人与会。8月1日,蒋介石通过张冲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召开国防会议是中共既有主张,立即受到中共高度重视。3日,中央确定赴宁需解决问题:(1)发表宣言;(2)确定政治纲领;(3)决定国防计划;(4)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5)红军作战方针。4日,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会。

  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的代表姚琮及何应钦、顾祝同、邵力子、张冲等百余人的隆重迎接。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从此公开活动。翌日,在国共围绕《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谈判的同时,周恩来提出“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呼吁“补充器物”。

  阎锡山为争取中共早日出兵,以军需给养、弹药相许

  从地缘上看,距红军最近的抗日战场为晋绥地区。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中共加强与山西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当属必然。

  全国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在日军威逼下,对中共态度积极起来。8月上旬,阎锡山赴宁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委托梁化之等与中共派驻山西代表彭雪枫主动联络,提出请中共部队早日出兵,可帮“筹办工作器具、刺刀、手榴弹、七九子弹等”,“射击装甲车之破甲弹,此间即可购办”。出于对中共部队出师路线沿途供粮的考虑,梁化之告:“经过晋省地区,粮食当不困难,但绥察边境则较缺乏”,意是希望中共部队走南线入晋。8月7日,彭雪枫请示毛泽东:晋方拟补充军需,“每种需要多少,请将数目预先电知,等阎回后即可作最后决定”。为保障部队出动前的后勤给养,他还建议派叶季壮或宋裕和准备在三岔堡、大同、丰镇等处设立兵站预先购粮,并派人预先到绥远购办皮衣以御渐寒天气。毛泽东深感事情重大,当日派左权赴太原,会同彭与阎锡山交涉;派叶季壮赴太原设供给机关;并转询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晋方可为我筹办各种装备、弹药等,每种究竟需多少,即电告。9日,毛泽东在前方报来红军所需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清单共5类19种物品的数目清单后,电告彭雪枫。同日,毛泽东电复彭德怀、任弼时,告知他们在其所开列的清单外,又增列步枪5000支,小钢炮40门(炮弹5000发),皮衣、皮帽、毡鞋各4.5万件(双)。(笔者未能查实所列清单到底多少,但只就增列项来看,应为不小数目。)

  第二天,毛泽东仍不放心,电示彭雪枫强调“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需照所开5类19种物品补充,否则同强敌作战很难收效。考虑到出师的粮食保障,他明示:因陕北千余里缺粮,由洛川直到神府均遭旱荒无法通过,延安南北800余里颗粒无收,而机关粮食还是从晋西与西安购买,所以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这一出师路线,基本采纳了梁化之的建议,虽有曲折,但沿途给养有保证,且途经晋军后方,便于补充正在争取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等。

  当日晚,彭雪枫面见回太原的阎锡山。不料,南京之行使阎锡山增强了对国民政府抗日决心的认识,心中有了底气,怕与中共“私行交易”犯蒋介石之忌,对原许诺中共军需事颇为谨慎,就19种待补充清单答:“小钢炮、水壶、刺刀、十字锹、七九子弹恐一时不能办到,其余各物此间存已无多,但可定做。”最好请周恩来与蒋面谈,待南京有电示,“即可筹办”。作为弥补,阎又主动提出一套解决方案:(1)火速电请南京,确定红军具体任务,然后一切给养补充等即根据任务办理。(2)红军出动地区或在敌侧或在敌之后方,将来运输补充甚困难,应要求南京提出行动兵力使用。(3)钢炮不易得,如要求附属有建制的炮兵部队,则定能办到。(4)作战地区寒冷,必须预备帐篷。事后,彭雪枫电请中央,建议察北沙漠运输工具须预有准备,如载重汽车、骆驼等,另现在就应准备到达目的地后与外蒙联络的人员及部队,以便求得补充。

  8月上旬,中共中央将设计好的出师路线通过周恩来、彭雪枫分别反馈给蒋介石和阎锡山。10日,蒋介石电询阎锡山的意见。阎在危机之际,对中共部队出师求之若渴,当然无异意。于是,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下,八路军出师路线最终确定。

  11月初,太原失守前后,阎锡山、傅作义见战局不利,将一时难以后运的大量军需弹药送给八路军,落个“顺水人情”。其数额可通过以下略有反映:一是11月13日,周恩来、彭雪枫、叶季壮、杨立三在给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的电文中称,太原失守后,晋西形势紧张,现有约30万余军用品急需后运,至迟月底运完,否则有损失之虞。提议用尽一切力量,动员牲口到大宁运转,并派干部到大宁主持工作。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萧劲光,要求用尽一切力量动员牲口到大宁运转。二是11月16日,周、彭、杨再电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称大宁已送平渡子弹30余万发。为防溃兵抢劫,提议须有相当的武装来押解。同时,派一连维持平渡关交通,保护船只安全。由30余万军用品、半个月的运输时间和仅3日即运30万发子弹,再及500头牲口和需相当的武装押解、一个连的渡口驻兵判断,八路军转运出的军需弹药数额是相当可观的。这次补充的弹药,在日后的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勤史》记述:“1937年,国民党军队大溃退时,遗弃大量武器装备,仅临汾兵站收集的武器,就装备了新组建的若干部队”。

  国共就给养、基本军需等达成共识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4日,中共中央将修改后的全面反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国共合作宣言”稿电告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等,力促国民党认可。

  在生存危机和全民族抗日的怒潮下,蒋介石意识到了迅速解决国共谈判,调中共部队赶赴抗日前线的价值。于是,国民党调整谈判姿态,放弃一些原坚持的原则,于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

  国共谈判在战事紧张之下加快了步伐。16日,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后的给养问题迈出了关键性一步,初步核定红军改编后的经费和军需:月饷50万元,由中共包办,西安行营核定数目后约可增至55万元;米津费可按时发给,数额待定;开拔费20万;另先期补充即领帽5000顶、水壶3000只、军毯4000床、绑带5000条、干粮袋3万个。周恩来等对月饷基本满意,但认为军需物资相差甚远,决定继续交涉。因战事紧张,朱德于当日乘车回陕,留周恩来、叶剑英交涉。

  一夜之间,给养问题基本解决。探其原因,国民党的高层有蒋介石自西安事变以来的一贯方针,即对中共“宽给其经济”、“严限其军额”,“示共党以宽大之意,使之知感”;在谈判层有如张冲这样素有民族主义情结者;在底层有大量国民政府爱国者深知中共部队相比其他,应是真抗日者。故此,中共部队才在抗战初期的给养争取上非常顺利。

  在周、叶交涉下,17日,经重新核定,中共领取军毯1万条、水壶3万个、干粮袋3万个、黄色军服(连绑带)5000份、钢鼓帽3万个、行军锅150个。同时,8月份欠领经费,9月份预支及开拔费20万元等,均于三五日内领取并陆续电汇西安。因16日定月饷为50万元,周恩来拟与军政部再交涉,希望按西安行营核定每师月费17.1万元,加军部和直属队等,总数不止50万。同时,周还提出卫生材料及工具材料等,国民党允诺“日内可商”。

  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统辖3个师,任命朱德为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使党与红军取得合法地位,并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和补充器物,使“红军得着必要基础,以便迅速出动,并有效的作战”。为达“党有名、军有备”,毛泽东明确:红军出动日期以国民党发表宣言、发足经费为准。

  8月19日,彭雪枫为要求南京方面补充军需品事致电毛泽东,提出补充军需品,首为炮、枪、刺刀、水壶、弹药之类,余如工作器具、军毯、炸药、子弹袋、手枪弹袋等,如南京一时赶造不及,可电请南京转饬晋绥当局代为定制。对此,毛泽东电告叶剑英交涉:晋阎锡山及各将领渴望红军参战,并受阎节制。……阎意关于红军钢炮、步枪、刺刀、水壶、弹药等之补充,应要求南京发给。接电后,周、叶于第二日起进一步督促交涉“款及一切资材的补充”。

  20日,叶剑英将领取的七九弹30万发、七九机弹20万发、驳壳弹20万发、迫炮弹620枚、手榴弹1.5万颗,另有土工器具及爆火材料,连同卫生材料及被服通讯等材料,送政府交通部门,全数车运西安,由叶季壮接收。21日,周、叶致电毛泽东等,报告8月份军费及开拔费已发88万元,补充品正领取中。此电后,周恩来离宁,顺便带上了军饷50万元(法币);叶剑英专赴军需署查询账目,发现7月份有5万元没发,遂当面交涉。国民党方面急忙解释:所查7月份5万元已并入昨日汇西安的27万元中,未及时划账而已。

  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命令。26日,蒋介石命拨防毒面具6000套交叶剑英。

  5日晚,抵山西的周恩来与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要求催南京方面“速解决棉衣问题,能领得发票,到西安领,我们在此借款领”。7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赶往山西代县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面会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入晋作战问题。就给养事议定由第二战区给八路军补充物品,晋军兵站帮助运输。

  9月8日,叶剑英、博古等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并转周恩来:9月份经费10日才能领取;皮衣费、毯子费及米津在审查中;棉衣能发多少未定;电台如库中有存可发给。周恩来觉得国民党方面多有推诿,遂直接致电何应钦:八路军正开赴抗日前线,准备长期作战,请速解决粮饷和武器。同日,他遵照中央批示电催蒋介石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给予陕甘宁边区合法名义,以便第一二九师立即出动。

  11日,叶剑英、博古补领9月份八路军经费32万元,于翌日经西安行营拨汇30万元,其余2万元留南京用。同日,因南京方面只发八路军编制数4.5万人的冬衣,致后方编外人员冬衣无着。毛泽东指示林伯渠:后方27000套衣服无着,现天寒已冻病了许多人,不能再迟不做。请从开拔费内借用一部分作订货费,以便立即开始做衣。3天后,毛泽东为此事再电催:请速问南京,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工作人员、残废人员共27000人的被服问题如何解决?

  9月13日,国民政府批准皮大衣、皮帽共3万套,每套9.5元,折大洋28.5万元,日内即领。博古、叶剑英就此报中央:国民党官员谈,你们以总数领下,不够之数以后续请补领,现棉衣3万件、毯子3万5千床,说我方已经与阎锡山商定在太原领取,此事请查复,不够之数另在南京补领;米津未批下。第二天,博、叶建议中央:为便利以后交通运输工作起见,请在潼关境设联络站,以免以后军需用品运至西安又转托回潼关之手续,同时可以减轻运费。

  9月16日,因对日作战不利,阎锡山自知晋军难以周全,遂顺水人情地送八路军50万发七九子弹,中正子弹50万发,冲锋枪、机关枪200支,备汽车供办事处运输用。阎还向彭雪枫建议,在华北不断败退之际,以八路军会合晋绥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周围建立根据地。请询毛泽东、朱德等人,望尽早回复,以便预先存买粮食、衣服、弹药之种种准备。

  9月19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并转叶剑英等:南京原发子弹50万发,后加20万发,阎锡山发50万发,黄绍竑发30万发,共150万发。一二〇师带不完,准备留一二九师东来补充。中共在弹药方面的努力,应当说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9月中旬,国共就修改《合作宣言》渐有共识。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但接下来围绕边区的谈判却没有前面的那么顺利!显然,蒋介石等关注的是如何尽早促成红军改编、出师,为此可向中共提出的军饷、弹药等让步,而对边区地位问题并不急于解决。与此同时,山西战局变化迅速,中共对一二九师持之不动也有道理,而前线的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均已进入作战部署状态,特别是一一五师不久取得平型关大捷,故国民党对一二九师出师之事也不再过多纠结。

  9月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蒋介石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2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建议一二九师速开正太线南北地区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扩大队伍,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28日,八路军军部也电请一二九师应即出动,暂以娘子关南北为目的地。在前线将领的建议和国民政府发表了谈话的情况下,毛泽东电令第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往太原补充衣、弹后,往正太路集中,受朱德、彭德怀指挥,投入对日作战。

  从全国抗战爆发至9月下旬,国共就八路军及编余人员的给养问题你来我往,头绪众多,终暂时达成一个并不明了的默契!国民党方面为促成八路军改编、出师,有所让步,在编余人员问题上又有所保留。中共为争取合法身份及平等待遇有所争取,预期虽未完全实现,但还是边努力边依战局出师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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