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蒋介石缘何与苏联代表鲍罗廷彻底决裂

1 9 2 3 年10月，孙中山委任鲍罗庭（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标志之一是蒋介石的崛起，其对权力的追求不断挑战原有的党内格局，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渐趋恶化，并最终决裂。以往的史料中，多侧重叙述导致蒋与鲍罗廷决裂的得益因素与蒋如何“ 决断”，而《蒋介石日记》则若隐若现地展示出他与鲍罗廷决裂的另外一面，即蒋对鲍个人的观感的变化、蒋在最初的犹豫甚至略带恐惧的情绪及其为驱鲍所采取的策略。

　　蒋介石得益于苏联顾问

　　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在孙中山确定实施“联俄”政策的1923 年秋天来中国。鲍罗廷得到孙的极大信任，被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两个方面得到鲍罗廷的帮助：一是鲍罗廷关心军校建设，多次请求苏联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团，增拨军费与军械支持军校；二是鲍罗廷本人也常去军校介绍苏联红军的组织与生活，帮助军校师生了解苏联的状况。蒋介石得益甚多，对鲍很尊重。

　　孙中山过世后，鲍罗廷被继续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在处置商团叛乱、东征统一广东及处理“廖仲凯遇刺案”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任用。鲍的强势引起部分国民党的反弹，“西山会议派”强烈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虽然未得逞，但鲍罗廷不得不在1926 年2月离开广州，到北方“休假”。蒋介石并不反对鲍罗廷，但他乘鲍离开之时扩张个人权力，发动“中山舰事件”，一度包围苏联顾问团，气焰颇嚣张。4 月，鲍再回到广州时，对蒋介石的行为未予制裁，反而一味迁就退让。蒋介石等人抓住鲍罗廷与苏联方面害怕关系破裂的弱点，继续进逼，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人，鲍罗廷的影响力也受到制约。1926 年7 月，北伐开始，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实力随着军事胜利而扩张，对鲍罗廷开始的态度也不再如从前般恭敬。鲍开始为退让而付出代价。

　　1926 年10 月， 北伐军完全占领武昌，11 月初，攻占南昌。此时，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流域的广州，对未来战事的指挥有鞭长莫及之嫌。蒋介石开始考虑国民政府北上问题，建议“政府常务委员，先来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蒋介石日记》，1926年9 月9 日）。十天之后，他又电催国民党中央速将政府迁至武昌，电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既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蒋介石日记》，1926 年11 月19 日）

　　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的确有利于北伐战事的指挥。但蒋介石提议迁都武汉，却兼有希望能更直接地将党政权力控制于自己之下的目的。鲍罗廷也支持迁都，除了有利于北伐之外，他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够用党政权威来制约蒋介石势力的扩大。同一件事，两人的目的却南辕北辙，各有打算。之后的纷争，都源于此。

　　11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11 月16日，鲍罗廷与宋庆龄等第一批党政要员从广州北上，到达韶关后因铁路尚未修通，便绕道赣州由水路北上。12 月2 日鲍罗廷在南昌与蒋介石见面，对迁都武汉有共识。几天后，他们溯江北上到达武汉。鉴于党政机构的迁移尚未完成，行事不便，鲍罗廷提议在武汉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此一提议得到蒋介石同意。

　　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将随后北上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1927 年1 月3 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蒋从提议迁都武汉转而要求暂驻南昌，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此时蒋介石的势力在江西基本扎稳脚跟。如能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至南昌，有利于其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然而，蒋也意识到他擅自改变党的重要决定，必然遭致强烈反对，将面对压力。故在当天的日记用“精神痛苦”、“心神烦闷”来形容心情，甚至“几难成眠”。

　　果然，鲍罗廷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擅自强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决定，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迁都之争”。

　　蒋介石“蒙羞”欲自杀

　　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蒋介石决定亲赴武汉观察形势，并试图说服武汉方面。蒋介石于1 月12日下午到达武汉，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稍休息后即赴欢迎会，到者约数万人，蒋在会上演讲。当晚，武汉方面为蒋专门举行欢迎宴会。这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场面，却因蒋挑起的“迁都之争”而变得更像是场“鸿门宴”。宴会之后，蒋介石记道：

　　晚，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踰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月12 日）

　　次日，蒋的不良情绪继续发酵，彻夜未眠，灰心丧气，以致动了自杀的念头：

　　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几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13 日）

　　到底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让蒋情绪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要自杀呢？蒋介石并未记下“受辱”的细节。陈公博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讲了个西方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喻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污辱，非常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侮蔑的高度，遂生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以致他在三十年后的1958 年的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17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上说明中央暂驻南昌之必要性，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蒋意识到鲍罗廷是武汉方面的后台，他与武汉方面的矛盾不易调和，便采取隐忍不言的策略，不再公开宣传自己主张。

　　18 日，蒋介石离开武汉。次日，船到九江，他不再隐忍，见到程潜就直言：

　　余与鲍尔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为余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我以谢国民，与已死同志之灵。否则，殆有自杀而已。（《蒋介石日记》，1927年1 月19 日）

　　20 日，蒋介石写下了一大段类似“遗书”的文字：

　　余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为余辱国。今日情况，余惟有一死，以殉国难，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三民主义留精神，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深信其不误，然而来华如鲍尔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知，应驱而逐之。苏俄同志如诚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国际信用破产，应急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复至帝国资本主义之道路，则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则，余虽一死，不足救国，且无以见已死同志于地下，吾甚愿全国同胞速起以图独立自主，不负总理卅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尽，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谢同胞。自知误信鲍尔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也。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万岁！（《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0 日）

　　蒋介石痛恨鲍罗廷，但他深知鲍对国民党与政府有着重要的影响，且鲍的背后的苏联援助也是蒋所需要的，以蒋当时的实力，驱逐鲍罗廷并无把握，说不定是自寻死路。所以蒋既要有勇气，也需要策略。他开始是有些惧怕，敢怒不敢言，“消极异甚”，无奈之下，也数次夸张地想到以死来“唤醒”国民党人的觉悟。

　　然而，蒋并非等闲之辈，在经过一段犹豫彷徨后，他决定以攻为守，驱逐鲍罗廷以除后患。在策略上，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在江西的国民党官员支持。1月27 日，蒋介石不顾痢疾重病，在南昌连续与谭延闿、戴季陶等商谈驱逐鲍罗廷事。蒋提出，“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然而，蒋的提议并未得到众人的响应。何香凝、顾孟余等认为驱鲍事关重大，“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对此，蒋甚为失望，叹曰：“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7 日） 两天后，蒋再与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谈驱逐鲍罗廷事，结果仍是意见纷呈：戴季陶怯弱、张静江强硬，而谭延闿则默不作声。蒋极不满，认为戴等“皆有病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9 日）

　　戴季陶、谭延闿等人不赞成驱逐鲍罗廷，主要是怕因此与苏联搞僵。戴等人劝蒋忍耐，不可贸然去鲍。蒋介石不听人劝，却又难以说服同僚，无人支持。他万分苦恼，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消极灰心怠惰骄矜，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环境之怯弱，干事之无人也。惟能立于革命地位，则外闻之揣测怀疑，可以不顾也。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30 日）

　　这里“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一段，实际上是蒋介石自己对“联俄”与“驱鲍”关系的认识，即驱鲍不会破坏联俄事业，而是为了更好的联俄革命。他叹惜其他人无法理解他的“想法”。

　　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的恶化，被英国报纸所察觉，大肆报道，以期分化。蒋介石见此报道，有所警觉，反而决定暂停驱鲍举动：“见英报挑拨余与苏俄感情甚烈，余本决心去鲍，见此报，则适中帝国主义者之计，故虽欲急去，亦惟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这反映了蒋介石对当时局势的判断，即与鲍罗廷的矛盾，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事情，而帝国主义则是主要的敌人。为了反帝，他考虑将与鲍罗廷的矛盾暂时搁置。2 月1 日，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商议“党务及鲍事”。蒋主动提出，“吾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诽笑，宁屈己卑思，以求革命之发展，故放弃（驱鲍）主张”，并愿意将政府迁移至武昌，以平息“迁都之争”。（《蒋介石日记》，1927 年2 月1 日）。

　　蒋介石决意分裂

　　然而，由于时局发展快与沟通不利，蒋介石决定退让之时，武汉方面没有回应，反而步步紧逼。一系列针对蒋介石的“反独裁”宣传，让他甚是不解、委屈与愤怒。2 月17 日，蒋介石记道：“汉口联席会议定‘反革命罪条例’，以及各种宣传，对余与静江兄攻击几无完肤。名余为独裁制，名静为昏庸。……本党党员之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恶罪比敌尤甚也。呜呼，党团其亡乎？”（《日记》，1927 年2月17 日）2 月21 日，武汉方面自行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蒋认为，这是武汉方面目中无人，“不胜愤激”。他针锋相对地于23 日下午在南昌召开临时政治会议，“声明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武汉不得另行办公”。（《蒋介石日记》，1927 年2 月23 日）

　　蒋介石认为武汉的行为由鲍罗廷操纵，将所有的愤怒归罪于鲍罗廷一身：“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奸党之计毒极矣，鲍氏之肉，不足食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3 月10 日）此时，蒋介石一度搁置的驱逐鲍罗廷的念头再度抬头。

　　2 月23 日，蒋介石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即胡定康）会谈，他公开摆出与鲍罗廷势不两立的架式，径直地向维经斯基发问：共产国际是要国民党团结呢，还是要国民党分裂？是主张国民政府驻武汉，还是驻南昌？蒋介石告状说，国民党现在所有纠纷，“皆由鲍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横暴卑污，思之愤恨”。蒋并扬言，“政府迁期乃待第三国际撤鲍之电与已回去方定”。这等于是要胁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几天后，蒋介石又操纵南昌方面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要求撤回鲍罗廷。然而，莫斯科支持武汉，拒绝蒋介石的要求。

　　蒋介石本想凭借北伐战绩来逼迫莫斯科让步，不料这一招受挫，他倍感压力，被迫同意在江西的党政要员去武汉。失望之余，蒋再次想以退为进，以辞职来争利益，他记道：“处境困难已至极点，似有非辞职不可之势，革命至此，痛心盍极。”（《蒋介石日记》，1927 年3 月8 日）

　　3 月10 日至17 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没有参加。会议在“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的精神下，通过了许多鲍罗廷赞成的主张，对蒋介石的权力进行限制，蒋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职被免，只保留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实职。这也把蒋介石逼上绝路，他决定利用掌握的军队最后一搏。蒋记道：

　　武汉形势险恶，谋害益烈，海军恐亦为其利诱，败类奸党全部动员，合国际共产之力量以倒余。处置虽困，而精神不倦，希望益大也。（《蒋介石日记》，1927年3 月24 日）

　　自此，蒋决心走上了与中共与苏联决裂的不归路。不到一个月，他就在上海等地“清党”，大批屠杀共产党人。4 月18 日，蒋介石等人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共产党首要，而名列榜首的，就是蒋恨之入骨的鲍罗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