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最大败笔就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明王朝之所以衰亡，最通俗地说，是由于它丧失了危机意识。皇帝倡导无为，凡事只找容易的对付，道学家们一味空谈扯皮，因为道学的核心也是讲”天道无为”，所以对于一切变革，他们都是要反对的，尤其对于建立农民的基层组织，自然是上下同声都是要拒斥的。而一旦离开了对”危机意识”的警醒，任何对于明亡的讨论都找不到真正的方向。

　　大家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关于明亡之经验教训的大讨论，是在1944年即明亡300周年时展开的，也就是说，它发生在抗战即将胜利，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展开之前，而且是国民党首先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这场讨论的核心和归结点，其实也就是围绕着如何建设新中国，以及建设怎样一个新中国而展开的。

　　今天看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据说还曾由陶希圣捉笔修订)一书虽然穷尽全力，但是，它最大的败笔，就是在抗战全面胜利还未到来之时，而表现出的胜利者姿态和自居正统意识，即表现为危机意识的荡然无存。特别是，蒋介石仅仅是简单地将明亡归咎于”外寇”与”流寇”，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寇”和”流寇”显然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共产党，蒋介石甚至还认为，明不是亡于”外寇”，而是亡于”流寇”。他说：”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征服中国呢?——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与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覆灭了。”实际上，正是蒋介石的上述观点，代表了长期以来对于明亡经验教训的简单化和通俗总结，而他一贯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论，竟然也就是基于保守派学者们所总结出来的所谓”明亡之教训”。例如，1940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就说：”其时对流寇常以抚议而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而不得言和，遂至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而这明显不过的微言大义，无异于公然主张投降日寇而镇压共产党。而与其观点相同者，更有傅斯年《论建州与流寇相因亡明》之论。

　　今天看来，蒋介石对于中华民族500年不断走向衰亡的诊断，虽出自仍被时人所追捧的”大儒”和”国学大师”之手笔，但实际上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这却是十足的道学见识，它不但没有涉及到500年来”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没有涉及到不事生产的商人势力在漫长历史上的消极作用，更没有涉及到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垄断问题，这种对于明亡教训的总结，即使在当时也没有经得住学术界的驳斥。而这众所周知，郭沫若的文章所最鲜明地表现出的，就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也是这篇文章为毛泽东所激赏的原因。尽管郭氏的文章也没有从世界经济史的背景，结合白银引进的问题，触及明国家能力衰竭的根本原因，但是郭沫若立论高远，毕竟触及到了中国历史为什么难以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循环，特别是在物质生产、市场经济双扩大的情况下，国家行政能力、财政能力和社会团结能力反而持续下降的问题–也正是他的文章促使我们去不断思考打破这种循环的办法。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柳亚子先生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