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25日晚上，对上海最后的940名暗娼来说，是个不眠之夜。
这天，她们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进了通州路418号，专门改造娼妓的妇女教养所。
劳动教养所有1000多平方米，门口并没有哨兵，只有两个门房。白天，这里的大门是敞开的，走进去是一个大广场，可以同时容纳2000人活动。正中高耸着5米高、2.5米宽的大牌子，红字标语很醒目：“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广场两边还新建了4个庭园，一个是干部办公室和宿舍，其余3个是专门为接受改造的妓女们准备的。每个庭园有10间房子作宿舍，每间28张双人叠床，还有活动室。
庭园前面有劳动改造的工厂，后面则是厕所、图书馆、文娱活动室和医务室。
10个月之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下令封闭所有妓院。这群特殊女子的新生，从此开始。
要不要立刻禁娼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之比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1947年国民党实行公娼制度后，上海妓女业更盛，娼妓总数过10万。
前临福州路、北靠汉口路、东邻云南路、西接西藏路的新旧会乐里，是旧上海有名的红灯区。老一辈上海人都记得，100多家妓院林立的四马路(现福州路)，每到晚上，霓虹灯就闪着妓女的名字和电话。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军在丹阳驻扎，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时年36岁的曹漫之，是军管会财物接管副主任。
对都市生活完全不了解的干部们，在丹阳接受了各种知识培训。他们总结出了3个工作重心：一是青红帮流氓集团；二是各种社会腐败组织；三是构成冒险家乐园的各种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包括娼妓、舞女等。
其中，娼妓改造被视为最困难的步骤。因为，这是最底层、最苦难的阶层，又浓缩了最为复杂、卑贱的人性。
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将娼妓问题提了出来。对于接管上海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干部们争论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来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党内外人士座谈，这些人却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上海百废待兴，如果立刻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治病，也没有专门资金安置就业，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使她们流离失所，生活更加悲惨。
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了许久：“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曹漫之随后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让熟悉妓院情况、和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将来作为娼妓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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