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及其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它是一种外力刺激下的、被动型的适应模式。亦即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伴随武力而带来的西方先进的器物和制度层面的进入，与中国古老的文化形成巨大的反差。先进的人士逐步开始了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的现代化进程。作为晚清重臣、洋务运动的开先河者，曾国藩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

　　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或者说他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及其动因，既有当时社会历史的原因，也首先基于他的学术价值选择。在传统社会，由于科举取士的缘故，官员的学术价值取向往往也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曾国藩作为理学家，虽然其学术宗旨主要是以理学为归依，甚至曾经一度“一宗宋儒”，于“考据之学，吾无取焉”，但随着晚清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汉、宋之学的烦琐、空疏、于国计民生等社会现实无所补益，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一宗宋儒”转而“汉宋兼采”。他这样评说汉宋之学：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故言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对于他以前崇奉的程、朱之学，也有了新的看法：“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之隘。”[1]6-8至于汉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之碎”[1]6-8。那么曾国藩自己的态度若何呢?他说：“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1]6-8

　　因之，曾国藩对于学术的看法，也有了新的见解：“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2]8曾国藩学术思想的转变，对后来他的中西文化观的发展也极有影响。可以说，他以后所取的“中体西用”态度，乃是“汉宋兼采”的逻辑发展。

　　曾国藩的学术，无论是“一宗宋儒”的时期，还是在“汉宋兼采”的境界，都有经世的特征。治宋学时，“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但于义理中探求经世之术；倡“汉宋兼采”时，更将经世之学的探求求诸于经、史、典制之中。其志并不在做学问家，而希望以学问来完成经邦治国的“治国天下”、“澄清天下”的大志。曾氏学术的这种经世特征，主要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力东渐、西学东渐这一“千年大变局”之时势使然。在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之中，汉学的繁琐、宋学的空疏，乃至兼采汉宋之长，其实都无救于时。而从小就有廓清天下之志的曾国藩，目睹时艰，乃致力于经世之学，这确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符合于近代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曾氏的这种经世学术特征，对他开眼看世界，正视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现实，进而倡洋务，开中国现代化之先河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说，曾国藩倡洋务，乃是他“守道救时”的经世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龚书铎先生曾说，经世致用之学乃是沟通古代学术与近代学术之桥梁[3]106，揆之曾氏学术，确乎其然。经世学者强调学术的致用功能，这就使他们具有面世的态度，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后，能冲破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藩篱，以较为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与世界，认识西方在器物层面上的先进性，进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想法。所以说，曾国藩在19世纪60年代萌生的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意识，乃是其学术思想的必然体现。

　　促使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在19世纪60年代指向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意识的，是当时的社会实际。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在与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曾国藩认识到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先进，看到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在器物层面的落后，因而得出要进行“自强”，亦即向西方学习先进工业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结论，由此导引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开展。

　　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早期作战中，特别是湘潭、岳阳之战，曾国藩就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湘潭之战前夕，湘军在靖港之战中大败，曾国藩羞愤之余，欲投水自杀。幸而湘潭之战获胜，才使其逃脱失败的命运。而湘潭之战的胜利，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实赖洋炮之力”，反观太平军，则是失去了对洋枪洋炮的利用：“……渠（指太平军——笔者注）得我之战船洋炮，并不作水战之用，以洋炮搬于岸上扎营……”[4]在此后的岳州之战中，曾国藩再次体会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因此他产生了购买乃至制造洋枪洋炮的想法：“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5]。于是乃有购买洋枪洋炮之举。虽然曾国藩最初购买洋枪洋炮是有对付太平天国起义的现实需要，但同样具有抵抗西方侵略的动机。他说：“洋人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复削之阴谋，隘我商民之生计。军兴以来，中国人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之日盛，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要听洋人行盐,则商场运败之生计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计穷矣；听洋人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计穷矣。”[6]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认识到必须“自强”；自强之法，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7]；“明靖内奸,暗御外侮”[8],“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9]。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曾国藩的这种抵御外侮的思想日益明显，他从“阿斯本舰队”事件中进一步体会到“自强”的必要和迫切。使他感到“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因而主张自己制造。他说，购买洋枪洋炮，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如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10]。因此，他率先创办了安庆内军机械所，又与李鸿章一道，倡导设立了江南制造局。不仅如此，曾国藩并不满足于仿造外船外器，而希望探求西方先进技术的奥秘，因而选派容闳前去西方各国购买“制器之器”以逐步形成自己的近代工业[11]。可以说，正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与西方列强交涉的过程中，曾国藩形成了他的“自强”的思想，从而成为引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开先河者。

　　曾国藩之形成现代化意识，还有他的幕僚的影响。我们知道，曾国藩的幕府，堪称晚清人才之渊薮。曾在曾幕中呆过的容闳说，曾国藩在安庆湘军大营时，“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任两江总督时，“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之精华，汇集于此”[12]74-76。正是那些具有西学背景的幕僚，对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藩开办洋务之先河，颇赖于幕宾的出谋划策。办安庆内军械所时，曾国藩“愤西人专揽制器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谋于徐寿父子和华蘅芳，他们为之出力颇多。江南制造局成立后，徐寿又向曾国藩建议，必须开展对化学、机械及造船理论的研究，“以探索根抵，不受西人居奇”。曾国藩对此十分欣赏，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尤要”，遂设立了翻译局，嗣后又设“格致书院”，以谋西学研究[12]74-76。

　　对曾国藩现代化意识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容闳。容闳是近代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他是一个在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曾经一个时期，容闳曾把实现自己向西方学习、建立强大的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领导人身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农民领袖们虽然赞赏他的计划，却无意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实现其梦想，只是给予这位洋博士以“XX义”的封号。于是，满怀报国之情的容闳转而投奔了曾国藩。曾国藩果然没有让他失望。曾国藩多次与他长谈，探讨中国自强之道。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建造各种机器厂、派遣留学生、设立兵工学校、开采矿产、禁止教会干涉词讼等建议[12]74-76，曾国藩对此亦选择采纳，派容闳出国购买机器，并奏派了一批幼童出洋留学。

二

　　 作为早期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先河者，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以及开办的现代化企业，不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且把它放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过程、成效等一系列现代化指标中来考察和分析，仍然是有值得借鉴和可以思考的意义。

　　 如前所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外力刺激下的、被动型的适应模式。但是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方面，其形式却是多元的，其可能性是有或然和必然之分的，而其效果也是有高低之别的。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上，近代历史已经表现出，或是存在三种路向。一是具有殖民性质的“移植”式的现代化路向，即西方列强为了便利于它们对中国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对原料的掠夺，使其利益最大化，在中国修铁路、开矿山、办企业以及创办各种新式的文化教育事业，乃至施加各种压力包括武力威胁迫使清政府改变传统的政治体制，建立适应西方列强利益需要的各种政府机构和运行机制。这些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从而使中国出现了现代化的因素。我们知道，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由于欧美国家率先踏上现代化之路，因而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化后发国家，其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就必然具有“西化”的倾向，虽然“西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和惟一。但在19世纪中期，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就是“向西方学习”。所以，由西方列强具有殖民性质的移植式的现代化路向，就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主义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由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13]因此，这种现代化路向如果在特定时期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的话，它也只是西方列强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客观现实，而决不是它们的初衷。它是无法导致中国走向独立、繁荣、富强的现代化道路的，即使如亚洲某些完全殖民地国家在它们取得独立之前，也不能说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较高层次，而只是宗主国的附庸。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深层原因。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第二种路向是清政府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和经济奴役以及文化渗透的面前，清政府一部分开明的人士，逐步认识到闭关锁国无益于国家、民族的进步，更无益于巩固自身的统治，于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清政府自身现代化的进程。清政府自身现代化的进程经历了两个时期：器物层次的现代化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器物层次的现代化严格来说开启于林则徐、魏源。他们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做了思想的先导；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洋务派官员们，只是林则徐他们的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当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洋务派们的思想和实践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不但有了近代的军事企业、按照西方军制建立的新式军队，也有了民用企业、火车、轮船，更有了近代的学校、留学生、近代的外交机构，尤其重要的是有了现代化的意识，有了对自己固有文化的反省，因而就有了迈向现代化的进步意识。应当说，洋务派开启的器物层次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以成功或失败来进行判断。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它是必经的初期阶段，是有成效的。虽然今天某些论者诽议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不堪一击，也没能阻止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沉沦，但近代历史上的耻辱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解释清楚的，本文也不打算在这里就这样复杂的问题作出简单的判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器物层次的现代化，奠定了中国现代化早期的基础，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为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了铺垫。同时也应当看到它之所以步履缓慢，就在于清政府制度方面的自身现代化的严重滞后和清廷、满族贵族的极力阻扰。清政府制度方面的自身现代化始自于20世纪初年。在经历了义和团时期的动乱和八国联军的侵略之后，西太后迫于危机四伏的国内形势，也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开始了制度上的变革。先是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改革，今人谓之为“清末新政”。这些新政措施虽然在不同地区实行的程度不一样，但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近年来史学界已经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然而立宪派和其他社会力量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制度现代化的关键问题——“预备立宪”的推出，特别是“责任内阁”的出台，彻底暴露了清廷和满族贵族维护自己集权的目的。因而它被随之而来的辛亥革命浪潮所推翻，清政府自身所进行的现代化变革道路也走向终结。从这一进程来看，无论人们怀着怎样的心态惋惜这种结局，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清政府自身的现代化路向也是走不通的。

　　历史证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其前提必然是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即使是欧美国家，它们也是在战胜了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干涉，建立起近代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民主以后才开始工业化道路的。在一个封建主义政治体制下，没有人民的民主就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即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所需要的自由的人力、资本和市场。同样，在一个没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只能成为强权的附庸，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第三种路向，乃是争取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所谓独立自主并不是闭关自守，而是主权不受干涉地决定自己现代化道路的正确选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选择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尽管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但也只是促使清政府自身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成功的政治运动。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建国方略。并且实际领导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的斗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目标。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继续为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和民主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获得了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实现建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虽然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历史和现实证明，获得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的正确选择。

　　从以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曾国藩在中国现代化运动早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显然，曾国藩是清政府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开先河者。作为清政府的大臣，作为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封建官吏，倡导学习西方的长处，创办近代的军事工业、倡议派遣留学生、培养具有近代知识的人才，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机器工业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它是与封建的生产力相对立的，机器工业的建立和引进，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西书翻译和传播，必然引起新的观念的传播和新思想的产生；而留学生的派遣，新的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新一代，又必然对现存社会产生异己力量。当然，这些是曾国藩始料未及的，也并非曾国藩的初衷。

三

　　作为清政府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倡导者，又由于去逝过早，因而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和实践还是初步的，也是存在局限性的。曾国藩是第一个真诚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人，但他更是封建文化的真诚而坚决的维护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檄文《讨粤匪檄》中，就强烈地表达了对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的担忧[14]，也强烈表达了要维护纲常伦理的愿望。因此，曾国藩倡导学习西方，其核心仍然是“中体西用”，即以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军事技术乃至一切先进的知识来维护封建统治。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时期的洋务派的共同文化价值选择，也可以看作是清政府自身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选择。所以，曾国藩在主张学习西方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维护封建的文化价值观。例如，在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的问题上，他认为，学问应“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他在奏立出洋留学章程时就规定，留洋学生到国外去学习西方先进的“制艺之学”，必须同时“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9]158，这样才能使出洋学生不致忘记中国的传统学术，使其能够将学到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运用到维护封建统治上来。这体现了曾国藩的“自强”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9]158与同期的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比较，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和实践也是初步的。自然，左宗棠所经历的时间较长一些，因而所从事的洋务活动要多些，在思想上也逐渐胜过曾国藩。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发展到后来带有了早期改良思想的特征。表现在他主张进一步学习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特别是主动商办企业和设立近代银行。这样，可以“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力”[15]。至于李鸿章，因其活动的年代几与清朝相终结，他的现代化实践乃是曾、左不可比肩的。此乃时势造成，非人力所能及。

　　在近代中国，现代化问题是与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紧密相连的。如前所述，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具有“西化”的价值取向，但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化”也不是现代化的惟一价值选择。所谓“西化”的价值取向是指当时的西方代表着先进的工业技术、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先进生产力，以及优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是近代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但是，这并不是西方列强带到中国来的全部，伴随而来的还有中国主权的逐步丧失、殖民地化的加深。实际上也是独立的、自主的和完整的现代化的障碍。因此，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之一。只有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才能阻止中国的殖民化进程，从而开启现代化之路。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证明了的历史现实。作为清政府自身现代化开先河的封疆大吏，曾国藩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器物，但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的认识是不足的。面对西方的侵略和自身的孱弱，他的采取的还是“羁縻”的老办法。他说：“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15]所以，他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要言忠信，行笃敬，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厚，敬者谦。无论其顺或逆，我常常守此而勿失”[15]。虽然曾国藩说过，要学习制造洋枪洋炮，“使彼之长处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但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且不说隔于对西方列强的本性的认识，曾国藩的想法是幼稚的，究其本质而言，无疑是一种妥协的表现。在面对强敌时，一味主战，并非爱国；然对相信对列强“忠信笃敬”即可安心“自强”，岂非痴人说梦？曾国藩后来处理的“天津教案”，不就说明了问题吗？曾国藩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他的时代还沉溺在“朝贡”的天朝邦交体系的观念中，近代外交对于清朝的官员们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虽然如此，曾国藩对外的主张仍然是存在可以非议之处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曾国藩在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中的局限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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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3[M].清光绪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