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中共在东北获得多少日制武器：枪30万炮1600

　　抗战末期，70万日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歼灭后，其武器装备流向，史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坚持认为，苏联将缴获的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了中共军队；中苏论战时期，前苏联曾多次公布交给中共关东军武器装备的具体数字；美国方面也认为，“从东北70万投降日军那里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直接或间接的落到了中共手中。”我国党史界、军史界的相关研究几乎空白，只有偶尔的涉及。由于这方面的资料一直没有公布，学术界也缺乏有权威的研究，人们对这一问题仍处在怀疑猜测的状况。本文拟抛砖引玉，希冀引起同行的深入研究。

　　一、关东军武器装备情况

　　对于提供给中共的关东军武器，苏联方面的数字有4种：第一种是“步枪70万支，轻机枪11000挺，重机枪3000挺，大炮1800门，迫击炮2500门、坦克700辆，飞机900架，军火库800个”；第二种是“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680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区舰队的全部舰艇”；第三种是“步枪约70万支，轻重机枪12000-14000挺，火炮约4000门，坦克装甲车辆约600辆，飞机800架，汽车约2000辆”。第四种是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所写到的：“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将以上四种数字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步枪、机枪、飞机、坦克等项的数据大致相同，而火炮数量则差距极大，《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37000门的火炮数字估计是3700门笔误，但即使按杨奎松的数字，这批军火仍多得令人置疑。

　　对于1945年8月关东军的实力，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有100万人，装备有5000门火炮以及1200辆坦克和1900架飞机”。有人认为有“24个师团约有七十万人，十四万匹马，六百架飞机”，或“31个师团75万人，飞机1200架，坦克160辆”。各种数据的统计都不一致，这与统计口径不一有关。关于人员方面，许多资料都显示东北关东军有24个师团70万人，所谓31个师团75万人的说法是把在朝鲜的几个师团加上去了，100万人的说法大概包括了15万人的满蒙伪军和10万人的伪满警察。坦克飞机数字出入较大，但“160辆坦克”和“600架飞机”的数字比较可信。日苏东北之战只有24天，其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空战和坦克战，因为日军航空部队原在东北有1800架飞机，在苏联对日作战前，大部分转移到本土和朝鲜南部用来参与本土决战。徐焰在《最后的秋季》一书中提到，关东军当时只有“160辆坦克、600多架飞机，但可用飞机只有155架，另有500架是教练机”。日军的火炮数量说法最为混乱，将大炮、迫击炮、掷弹筒一并计算，难分轻重，后二者不属于重武器，当时日军大炮“1800门”的数字较为可信。日军的轻武器装备在当时已不再强大。如果按照日军师团级单位员额最充足的1937年底来计算，一个有22万人到28万人的师团共装备有步骑枪9476支、轻重机枪388挺。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关东军24-31个师团加上其他独立部队所装备的步骑枪也就是30-40万支的样子，连同伪满洲国军装备的武器在内也很难达到70万这个数字。当然关东军还可能会有一定数量的库存武器，但是从1943年下半年起关东军便将其最精锐的部分和大批的作战物资调往南方诸岛，开战前关东军所属各师团均为1943年以后新成立的百字头师团，“武器更是严重缺乏，共缺少野炮400门，机枪235挺，掷弹筒4900支，至于枪支则差更多，有十几万人无枪可持。”为此还曾经将伪满洲国军的武器收缴了一部分。所以，库存枪支不会没有但决不至于多达数十万支。如果按照75万人的关东军装备有步枪40万支计算，机枪的装备数量大约是步枪的25分之一，所以12000挺这个数字是合适的，这也与中国国民政府接收128万日军投降共获得步骑枪68万余支、轻重机枪不到3万挺的比例基本吻合。

　　按照上述分析，再考虑到战斗毁损，苏军最终缴获飞机不超过600架，坦克不超过160辆，大炮1800门以下，步骑枪不足50万支，机关枪有12000挺以下。

　　二、大部分轻武器通过苏军流向中共

　　中共在争取东北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苏军的帮助，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些已公开的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通过苏军取得武器的时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1945年8月到11月。最先进入东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克林部从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军火库里运出了2万支步枪、1千挺轻重机枪、156门迫击炮、山炮和野炮，抗联的周保中在接受了长春大本营的军火库后，先后共运出了步枪5万多支、轻机枪2千多挺、重机枪8百余挺、掷弹筒5百余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周家美部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将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的大批武器弹药交给卫戍司令部，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各种子弹500多万发。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说“枪接受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1945年11月29日，陈云、高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对我援助是秘密的，有限的，枪10万，炮3百”。从军队实力统计上看，1945年底，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部队总数为107959人，拥有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挺、掷弹筒59个、追击炮64门。1946年5月底退到北满时的实力统计为：人员324571人、长枪160881支、轻枪机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半年内多出长枪12万多支、轻重机枪3500余挺、各种炮400多门，这期间战斗损耗多，缴获少，多出的部分应为苏军援助所得。

　　第二阶段为1946年4月到7月。1946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来到旅顺口，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司令部向驻旅顺口苏军当局要求，将苏军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转交给民主联军。苏联旅顺口驻军军事委员会决定满足这一要求，并对转交工作进行了精心的组织。仅用一周的时间，就将存放在大孤山的15车厢的武器转交给肖劲光。1946年6月底，在大孤山又转交给民主联军一批新的武器弹药。

　　到1947年4月即夏季攻势前，东野实力统计为：人员462867人、长短枪237910支、轻机枪7768挺、重机枪1495挺、各种炮1219门、坦克25辆，比1946年5月多出长短枪7。7万支、轻重机枪4500挺、炮650门、坦克25辆。这期间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共歼灭土匪10万余人，缴获步骑枪51835支、轻重机枪1430挺、坦克9辆、山炮32门、野炮15门；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战果是歼敌5。6万，缴枪2万支；另外截止1947年2月，朱瑞领导的炮兵部队还通过“捡洋落”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可见中共在这一时期通过苏军得到的武器主要是弹药，枪炮的增量主要来自于战斗缴获。

　　第三阶段为1947年6月至1948年8月，也是获得武器装备最多的一个阶段。东北局军工部长何长工通过与苏联代表卡瓦洛夫谈判，以“一吨换一吨”的方式，将囤积在满洲里准备运往乌拉尔去炼钢的大批苏军缴获的日式装备接收了下来。1947年6月，朱瑞第二次赴朝，经多方努力，并通过当年克拉辛炮校的同学关系，与苏方达成口头协议，苏方每天夜间向我军发送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我方则用农产品折价交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苏军经图们向我方运送了数十列车的日军旧武器、火炮和弹药。以上相加，物资装备数已超过了以前的援助之和。这些装备也可以通过东野的实力变化推算出来。1948年8月，即辽沈战役前，东野发展到兵员总数1039737人、长短枪435486支、冲锋枪12960支、轻机枪15582挺、重机枪3136挺，拥有重型火炮660余门、高射炮116门、迫击炮987门、六零炮2890门，比1947年4月多出长短枪20万支、机枪9000多挺、各种炮4000多门。这一期间，东野共歼敌30万，缴获长短枪10万支左右，缴获山炮、野炮、榴炮等重型火炮约250余门。前文曾提到，1947年2月，朱瑞领导下的炮兵共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其中，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300余门，两者相减，东北我军从这次援助中获得了至少200多门重型火炮。如果不计战斗缴获和损耗，东野净增长短枪20万支，当时东北军工还没有如此大的生产能力，这些增长只能是来自于日军的原有武器。

　　总计中共军队通过苏军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日军装备应有步骑枪30万支左右、各种炮1600多门（含迫击炮、掷弹筒）、坦克20辆左右。

　　三、小部分武器装备散落民间

　　关东军在瓦解过程中，实施了旨在破坏一切的“第四号计划”，例如在东满地区，1945年8月9日至10日，日伪撤退时炸毁了西车安、西鸡宁的火药库、油库，车安被服厂内所存可供一个师团一年穿用的被服全部付之一炬，而贮存粮食足够一个军吃三年的林口粮食厂也被付之一炬，藏匿和毁弃了大量武器弹药。由于行动仓促，难以统计其中数字。

　　关东军骤然覆灭，伪满洲国树倒猢狲散，东北地区许多地方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一些未被苏军控制的军火仓库遭到哄抢。啸聚山林的土匪胡子乘机抢军火、拉队伍，人数最多时达到25万人左右，为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总人数的二点五倍，北满三分之二的大小城市实际上操纵在土匪手中。土匪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武器装备精良；大股土匪中还含骑兵，并配有坦克、装甲车和迫击炮。

　　即使中共从苏军处获得的日军武器弹药，在运输中也有遗失现象，李运昌部奉命将沈阳获得的武器运往锦州时，由于担任运输任务的新部队在国民党军到来之前即发生叛变和逃亡，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1945年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东北局组织李运昌部“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9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皮鞋、帽子各3万，大衣1万，棉裹腿10万。另由北面运去12000支步枪，机枪300挺”，“自离沈阳并把物资西运后，总部已空无所有”。但是各部队并没有得到。经调查后李运昌承认：“由叶柏寿及马三家运锦之枪弹物资，在中途就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查清。当时山海关失守，文年生、黄永胜两部枪未得手。又应付战斗情况，曾发机、步枪2000余支，其他物资本来准备全部补充黄（克诚）梁（兴初）师，后因该部来到，锦州已失，大批物资（7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又偷去、私拿一部。”

　　对散落于民间的日军遗弃武器，中共军队通过“捡洋落”“挖窑子”等方式，收集到一部分。例如东北炮校将上千名干部分散到苏蒙边界苏日作战地区找炮“捡洋落”。炮校师生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中寻觅。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个人就搜集20多门，被命名为“搜炮英雄”。至1946年5月，共搜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此外还有大批火炮零配件和其他器材。再如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他们从深山老林挖掘出被日寇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乡野追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车上的飞机轮胎；航校终于拥有4架初级教练机和10余架高级教练机。

　　为解决原料问题，解放军组织了“挖窑”（日本地下军用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期间建造了许多地下仓库，里面蓄存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些仓库非常秘密，都是钢筋水泥铸成，存放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不靠墙，不沾地，都放在架子上，保存得非常好。通过“挖窑队”，挖出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能使用的武器弹药送往前线，军用物资由军工部统一分配。“挖窑”解决了解放军相当大的困难。

　　中共军队还通过剿灭土匪武装收缴部分武器，至1947年4月，东北匪患基本消除，东北解放军共歼灭土匪10万余人，缴获长短枪5万多支。

　　四、大多数重武器运往苏联

　　苏军缴获的关东军武器装备，尤其是飞机、坦克、重炮，在东北解放战争史上，几乎难觅其踪迹，其援助中共或流向中共的观点颇令人怀疑。长短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弹药确实支援中共不少，但也难以达到前苏联所公布的数量。其中原因，可能是出于论战需要，故意夸大相关数字，以标榜自己对中共的贡献，也可能由于统计数与实际数一开始就存在较大差距。有些学者认为，苏军的统计数字“估计是苏联缴获关东军的文件获知关东军总共的武器数量，在论战中，就把这些数量当作全部援助中共的数量了，因为苏军堆存在边境的关东军武器器械都是一堆堆露天堆放的，枪支也是这样，不可能一支支清点好了，只有体积概念，而不会有具体数量概念”。当然如果苏军缴获确实有其公布的那么多，各类重武器运回国内回炉炼钢的可能性最大，苏联为了拆运东北工业设备，强词夺理地声称那是“战利品”，强行拆走包括钢铁生产、有色金属冶炼、机器制造以及水泥、化工、橡胶生产等共约合189934947美元各类机器设备。在拆运过程中，也会把有较高回收价值的飞机、坦克、重炮运回一部分，否则，不是战利品的物资运走了，真正的战利品却不运走，苏联的做法恐难服人，毕竟苏联在公开场合一直声称“所缴日本武器已扫数运回俄国”。国民党方面比较严肃的史书也推测苏联“在东北所获足以武装八十万人的装备，约有四分之一分批交给了中共”，给中共的武器“以轻武器及少数火炮为主，重武器则大部运回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