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为什么这么牛?

雪后初晴,天地一色,这日景致不错。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一时兴起,给远方的友人寄了一封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好久不见,我是羲之。刚才下了一阵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景致不错。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帮上忙,心里纠结到现在。世上很多事情就是如此无奈,王羲之拜上。我在山阴准备好了,随时恭候您的光临。(一说“山阴张侯”为收信人)

这封4行28字短信写得很随意,就跟现代人每天捧着手机发微信差不多,王羲之大概也想不到,自己随便挥洒的一封书信,千百年后会受到后世的顶礼膜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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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快雪时晴帖》后来成了乾隆皇帝最心爱的宝贝,他特地在养心殿西暖阁内装修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书斋,将其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三幅作品安置在内。书房取名“三希堂”。

每到北京瑞雪初降之时,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赏玩,并一次次写下各种观后感。

有一天,他心情舒畅,便大笔一挥在书帖旁写了一个“神”字;又有一天,他似乎有了新的感悟,写下一个“妙”字;还有一天,他似乎觉得一个字不足以表达心情,干脆来一个感叹短语“神乎技矣”!

就这样,乾隆一生对这件书帖的题跋有73次之多,以至于《快雪时晴帖》展出时,很多人只看见乾隆密密麻麻的题记,差点儿找不着王羲之的那28个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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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上的部分题跋。

01 大写的艺术

真正让王羲之封神称圣的是,一次兰亭集会,一次即兴挥毫。

那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1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褉,饮酒赋诗。王羲之将诸人所赋的诗作编成一集,并即兴挥毫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

此帖本来只是草稿,28行,324个字,一气呵成,快意淋漓,有增删,也有涂改。王羲之回家后觉得涂改过几处的初稿不太完美,重新抄了几次,却发现新抄的稿子,整洁是整洁了,但老感觉不如初稿有味道。

笔下特定时空中书法的败笔大约也是生命的真实吧,即“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所以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这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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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本《兰亭序》,据传由唐太宗时期的书法家冯承素临摹,最接近原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王羲之凭借一手“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行书独步天下,但是他有两个偶像,令他觉得他的字怎么都比不上他的偶像。这可不是高级凡尔赛,因为,他的偶像确实实力很强。

这俩牛人一个是东汉草圣张芝,另一个是曹魏正书之祖钟繇。

张芝的拿手绝技是草书。汉代,“破圆为方”的隶书取代繁琐复杂的篆书,成为了官方通用字体,与此同时还诞生了一种新字体——草书。草书的发明同样源于人们对书写便捷的追求,毕竟草书可以说是书写最快的字体了。如果说草书的面世是出于实用的目的,那么张芝的出现,就把这“实用的文字”变成了一门“大写的艺术”。

张芝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不过他对做官毫无兴趣,他喜好书法,尤其是草书。他从小“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连王羲之都自叹弗如。和一般人为了求快才写草书不同,张芝在忙的时候反而是不写草书的,他说:“匆匆不暇草书”。大约在他心目中,草书是一门大写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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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将军帖》后世摹本刻帖,无墨迹存世。

张芝开创了“一笔书”,“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草书热”。汉明帝和汉章帝都是草书十级爱好者,汉章帝甚至允许草书高手杜度用草书上表奏章以便他私藏。文人士子对张芝草书的痴狂热爱,远胜过对孔子儒学的研习。这群人“不疯魔不成活”的样子,让当时的辞赋家赵壹满脑子问号,贴出一篇《非草书》的文章大加质疑,意思大概是:草书这样的雕虫小技,升学不考,公务员招聘不考,既不能升官,也不能发财,你们天天捣腾个啥呢?

可见,早在东汉时期,以草书为代表的书法已经从“有用”中超脱出来,成为“无用”的艺术了。

到了东汉末年,钟繇横空出世,他的拿手绝技是正书。

所谓正书,也就是楷书,又叫真书,它是现在常见六种字体(甲骨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中最后出现的,却也是最稳定的,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改换。后人把楷书的专利权给了钟繇,尊他为“楷书鼻祖”,这当然不是说他是第一个发明或者使用楷书的人,而是因为他楷书写得好,社会地位又高,加之影响了后世许多书家,所以当仁不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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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繇《宣示表》宋刻帖拓片,后人称钟繇的书法“天然第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王羲之早年的书法老师是卫夫人卫铄,而卫铄正是师承自钟繇,传递了钟繇的笔法。可以说,王羲之见了钟繇得喊一声“祖师爷”。

钟繇的名气很大,但他的真迹今天一件也看不到了。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他的粉丝一个比一个狂热。

他曾写过一份《宣示表》,劝魏文帝曹丕接受孙权的归附请求。之后《宣示表》落到了东晋丞相王导的手里,他很喜欢钟繇的书法,所以在南渡逃难途中,依然坚持把钟繇的真迹带上,缝在衣服内,时不时就拿出来给人显摆显摆。

去到江南后,《宣示表》传到了王羲之手里,这可让王羲之高兴极了,常常拿出来临摹。再后来,王羲之把它借给了他本人的粉丝王修。王修也很喜欢,爱不释手,他去世后,把这件书法带到了棺材里,狂热诠释“死了都要爱”。现在能看到的《宣示表》据说是王羲之的临本,也有可能是临本的临本。

王氏一门,善书者很多。王羲之的第七子王献之也是一位书法大家,王羲之被称为“书圣”,王献之则被称为“小圣”,与父亲并称“二王”。王献之在父亲去世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名声大震,甚至还超越了其父,传为一时书坛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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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代表作小楷《洛神赋十三行》碧玉版本局部,原石藏于首都博物馆。

在今天,夸一个人写字写得很好,都喜欢说他是“书法家”;但在魏晋时代,如果有人称“二王”为书法家,他们未必乐意。当时的文人把书法当作文化修养的重要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而已。他们的主业是从政或者创作诗文,而不是书写,张芝的学生魏国侍中韦诞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

韦诞擅长各种书体,其中最擅长楷书,宫中的匾额都是他题写的。魏明帝曹叡曾修筑了一座高峻的凌云台,可是阴差阳错,字还没有写上,工匠就把匾额钉上去了。皇帝只好让韦诞坐在一个筐里,用辘轳把他拉上去,在空中书写。据传这匾额距离地面有二十五丈(约83米)之高,韦诞大概有点儿恐高,吓得魂飞魄散,颤颤巍巍地题了字,下来后须发尽白。回到家里,他烧掉了题字的毛笔,同时严戒子孙再也不许写榜书大字。

到了东晋,有人请王献之为新建的太极殿题写匾额,王献之就以韦诞的故事为由拒绝了。

由此可知,古代文人不愿被视为专业书法家,一旦专业就成了工匠,有损文人的尊严和声誉。这或许是魏晋文人偏爱行书的原因,一则行书不能用于书写官方文件,二则不能用来题写宫中匾额。它笔势流动,姿态随意,更能展现个性,是文人圈子里通行的字体。

总之,对于魏晋文人来说,书法是一种高雅的艺术,而不是一项实用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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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中秋帖》。

02 盛唐法度

书法发展到了唐朝,诸体皆备,书家林立。盛唐更是在魏晋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一个书法高峰,呈现出蓬勃、博大、雄健的气象,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精神。

唐朝书法的开山人物是欧阳询,不过他人生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南朝和隋朝度过的,入唐时已经是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了。

幸好大唐帝国的最高话事人李渊,是欧阳询当年在隋朝任职时的至交好友。凭着好哥们的照顾以及自身业务能力过硬,身为降臣的欧阳询直接荣升为唐朝给事中,到唐高祖李渊身边备策顾问。不久,李渊交给欧阳询一个美差,为当时全国新发行的货币题字——这就是开元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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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通宝铸币,辽宁省博物馆藏,图源:图虫创意。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后的岁月中,随着大唐国力蒸蒸日上,开元通宝成为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欧阳询笔法中的庄重、隽秀、挺拔,也通过“开元通宝”四个大字,流通天下,传遍海内外。

据说,欧阳询的字流传到了东边的高丽国,高丽国派遣使者来唐朝时,还专门求购欧阳询的书法作品。这事惊动了李渊,他感叹道:“没想到欧阳询的名声之大,连远方的人都知道!他们看到欧阳询的笔迹,一定以为他是个形貌魁梧的人吧。”

高丽使者果真点名要见欧阳询风姿。当欧阳询如猿猴般的身躯立于使者面前时,对方被吓得差点晕了过去,人家压根儿没想过人不如字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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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画像。

唐高祖退位后,新上台的唐太宗也对欧阳询推崇备至。

贞观六年(632年)的盛夏,天气炎热,唐太宗来到长安郊外的九成宫避暑,在一片灌木丛下发现了一泓清泉,尝起来甘甜可口,消暑神速,于是赐名“醴泉”。兴致之下,他命魏征作赋、欧阳询手书以示纪念。这便是后世著名的《九成宫醴泉铭》。

那一年,欧阳询已经76岁高龄。他颤巍的手使得敕文的书写颇具挑战性,但《九成宫醴泉铭》仍尽显欧体“险劲瘦硬而不失婉润”的意境之妙,一笔一划均谨守法度,工整规矩,难怪被后世封神,誉为“天下第一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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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晚年的代表作。

欧阳询和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初唐三大家”,他们生前死后书法都很出名。然而,另一位大书法家颜真卿却很不一样。他生前与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以书法出名。他的书法在当时还不算第一流,因为他最初是以忠臣闻名天下的。

颜真卿身历玄、肃、代、德四朝,德高望重而仕途坎坷,但他真正出名是在安史之乱中。安禄山起兵后,河北诸郡纷纷陷落,地方官要么挂冠远遁,要么望风而降。当时被外放到平原郡当太守的颜真卿首举义旗,与时任常山太守的堂兄颜杲卿互为掎角之势,坚决抗击叛军。附近十七郡受感召而响应,颜真卿被推为盟主,合兵20万,有效地牵制了叛军西进的进程。

就这样,“颜真卿”三个字第一次跃进了唐玄宗的眼帘,此后,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

不过这一切是以颜氏满门忠烈为代价换来的。在这场战争中,颜家死于国难者三十余人。直到叛乱被平定后,颜真卿才派侄子颜泉明前去收殓亲人遗骸,归葬家乡,结果仅寻到堂兄颜杲卿的一只脚,以及侄子颜季明的头骨。

颜真卿以万分悲痛的心情,为侄子颜季明写下了一篇祭文——《祭侄文稿》。未来得及誊抄的草稿上,遍布增删涂改的痕迹,真、行、草书相互夹杂,在看似狼藉不堪的点画间,颜真卿激愤伤痛的情绪扑面而来,引人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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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祭侄文稿》纸本,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玄宗时佛教发展极盛,伽蓝之数较之唐初几乎增加了一倍。天宝年间,楚金禅师夜诵《法华经》,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座多宝佛塔,炫目异常,面对这等瑞象,禅师决定化幻觉为现实,筹钱修筑。唐玄宗听说后高举双手支持,于是赏赐钱帛,亲题塔额,并邀请颜真卿来书写碑文,这就是《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简称《多宝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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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多宝塔碑》局部拓片,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石。

颜真卿的楷书“点画皆有筋骨”,彻底摆脱了初唐风范,确立自己的“颜体”面目,展露出稳健刚强、雍容宽博的风格,如庙堂君子,有一种胸怀天下的浩然正气。于是乎凭借着这股“浩然正气”,颜真卿在死后三百年受到北宋文人士大夫的追捧力挺。

最早力挺颜真卿的知名人物是欧阳修。欧阳修对颜真卿不吝赞誉,说他的书法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不袭前迹,挺然奇伟”。书品和人品,宋代以后在颜真卿以大书法家的形象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相互成全的作用。

颜真卿之后,书法界是柳公权的天下,后人将两人的书法并称“颜筋柳骨”,皆是“唐书尚法”的突出代表。柳公权的书法以楷书著称,比之丰润的颜体稍显瘦硬,以骨力劲健见长。

柳公权生前书名之盛,十分罕见。罕见到什么程度?公卿大臣死后立碑,如果请不到柳公权亲笔写碑文,人家会认为子孙不孝。

唐穆宗非常欣赏柳公权的字,有一次向他请教应该如何用笔才能尽善尽美。柳公权的回答掷地有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一贯荒淫放纵、不留意天下之务的唐穆宗一听,知道他这是以笔为谏,瞬时脸色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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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拓片,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在日渐强调书法与人品相统一的时代,唐朝的草书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盛中唐时期,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掀起浪漫书风的狂澜。前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后有张旭醉后“挥毫落纸如云烟”。

张旭是颜真卿的老师,也是第一位狂草名家,他的作品十有八九都是在醉酒状态下完成的。他跟李白一样极爱喝酒,常常喝醉后就奔走狂呼,吆喝着挥毫泼墨,甚至用长发沾墨,直书狂草,一副“行为艺术”既视感,当时人都喊他“张颠”。更有意思的是,他酒醉醒来后,觉得自己喝醉时写得真好,感叹自己再也写不出同样水平的字了。

据说张旭曾经在河南邺县观看唐宫第一舞者公孙大娘的舞蹈《西河剑器》,被那气势逼人的剑舞所折服,从中获得了落笔走龙蛇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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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肚痛帖》拓片,“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

张旭的草书将王献之的连绵草发展成了狂草,将草书的自由表现发展到了极限。受了他影响的人,还有个与他齐名的和尚——怀素。

怀素是大历十才子钱起的外甥,十岁出家,但是性格豪爽,不拘细节,既爱美食,也贪美酒,很有几分活佛济公的影子。

他曾给友人写过一封只有14个字的书信,告诉他的朋友:“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苦笋和茶都美味极了,您要是有,就直接给我送来吧。因为爱喝茶,后来他和“茶圣”陆羽相识并相交,得到了陆羽小迷弟为他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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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苦笋帖》绢本,上海博物馆藏。

他还曾给朋友写过一封信,也是关于美食的,大意是说:我在老家长沙一般都吃鱼,如今来了长安后,大部分时间只能吃肉,遭到了凡庸之辈的嘲笑,深感不便,因此生病很久了。等病好了以后,我再与诸位好好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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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食鱼帖》唐摹本。

怀素喝高了之后,很爱到处写字,寺院里的墙壁上、衣服上、器皿上、芭蕉叶上,都曾留下过他狂放的笔迹。有好事者在围观后,专门写诗记录了他酒后书写的场景。比如李白就曾在《草书歌行》中对怀素佩服得五体投地:

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

甚至,李白还说怀素比张旭更厉害:“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然而,“不师古”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怀素、张旭也好,还是初唐三家、颜柳也好,千变万化终离不开魏晋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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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自叙帖》纸本局部,帖中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事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03 巅峰后的出路

到唐代,诗、文、书、画都到达了无可逾越的巅峰,后人似乎已无路可走。

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曾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欧阳修也认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等等,先别急着失望。作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大成者,苏轼给了大家一个惊喜:他开始摆脱唐人“重法”观念的束缚,开创宋代“尚意”的新书风。

在苏轼之前,书法家几乎都抱定“苦练”二字。张芝练草书把池水都染黑了,苏轼认为“不须临池更苦学”;智永和尚写秃了数不清的毛笔,苏轼认为“退笔如山未足珍”。书法之“法”重在法度,苏轼却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他坚信:“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这种态度也正与其人生观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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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画像,赵孟頫绘。

苏轼少负才名,才华横溢,然而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场命中大劫,差点没扛过去。有人拿他的诗捕风捉影地上表朝廷,搞文字狱,说他讥讽朝政,污蔑他有谋反之心。这就是北宋政坛上最大的一起文字狱——“乌台诗案”。

苏轼入狱本以为必死无疑,后来在弟弟苏辙的营救下免于一死,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炼狱。在那之前,他的人生基本上顺风顺水,是被当作“太平宰相”来预期的。但如果没有这些挫折和磨砺,也就不会有如今世人熟悉的超脱豁达的苏轼。

初到黄州的苏轼还无法接受人生的骤然坠落,他几乎断绝了与友人的来往。在黄州,苏轼一家的日常开支十分节俭,由于没有收入,苏轼要来一块城东的荒地,过起了汗滴禾下土的耕种日子,勉强饱腹。

谪居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他在屋里看着门外的绵绵春雨,昏鸦衔着纸钱飞过,心中惆怅不已。他铺开纸,提笔写了两首诗,字体由小渐大,笔画由细渐粗,情绪越发激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他说,今天是寒食节,他多想回去报效朝廷啊,无奈国君门深九重,可望而不可及;又想回故乡,祖坟却远隔万里,本来也想学阮籍作途穷之哭,但心却如死灰不能复燃。大写的“哭途穷”中,跌宕起伏的字里行间,隐藏着怎样苍凉的独白啊!

中国书法,为什么这么牛?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但苏轼终究是豁达的人,很快从“死灰吹不起”的低落情绪中走了出来,在痛苦中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自称“一蓑烟雨任平生”。随后他的诗、文、书法也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当初他无意为之的《黄州寒食诗帖》更是得到了世人无上的推崇,被尊为“天下第三行书”,正应了他自己的那句话——“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十八年后,作为学生兼好友的黄庭坚,从河南永安县令张浩的手里见着了《黄州寒食诗帖》的诗稿,而当时苏轼已经一贬再贬去了海南。黄庭坚一见诗稿如见其师友,激动之情难以自禁,在诗稿上题写了跋语:“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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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黄庭坚题跋语。

回想起多年以前,黄庭坚用一块石砚作为见面礼,以弟子身份登门拜见苏轼,正式成为苏轼的学生。那一年,黄庭坚41岁,苏轼49岁。苏轼为正式将这名老学生收入“苏门四学士”而欣喜不已。

随后的三年左右,黄庭坚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与苏轼及其他门人朝夕相伴,切磋诗文,鉴赏书画。师门聚会中,他们俩是这样子互相评论对方书法的:

苏轼:鲁直,你的字写得很清劲,不过有时候笔势太瘦,好像树梢挂死蛇。

黄庭坚:老师的字一般人不敢轻易评论。不过我得说句实话,您的字又扁又斜,好像乱石压蛤蟆。

苏轼:哈哈!说得有理。

黄庭坚:哈哈!您说得也很对。

调侃归调侃,无可否认的是两人的书风都自成一格,极具意趣和个性,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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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前赤壁赋》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内含着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正如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有天真烂漫之趣。

后来,黄庭坚的诗越写越好,世人开始将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他的书法也转益多师,推陈出新,与苏轼共同入列“宋四家”(一般指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并把草书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人在贬途的黄庭坚,听闻苏轼去世的消息,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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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局部,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

而在苏轼人生的最后一年,米芾常常前去拜访他,给他送“麦门冬饮子”。只可惜药石罔效,苏轼病逝,米芾悲伤不已。

米芾并不是“苏门”弟子,但他从小临摹苏轼的字帖,对苏轼充满了敬慕。苏轼被贬黄州时,早先很多与苏轼有过诗词唱和、信件往来的人,纷纷疏离远去,而米芾特意去拜访求教。苏轼劝他学晋,“入魏晋平淡”,取法二王,米芾把建议听进去了,他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潜心研习,临池不辍,最终成就了自我。

相比起苏轼和黄庭坚,米芾的一生没有卷入政治漩涡,生活相对安定,晚年在宋徽宗时当上了书画博士,得以饱览内府藏书。他以书法名世,对自己的书法也相当自负。

有一天,宋徽宗要他点评一下本朝各位擅长书法的名家,结果他直接说:“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宋徽宗一看他这么张狂,便立马追问:“那爱卿你的字呢?”米芾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案:“臣书刷字”。

一个“刷”字,看似自谦实则将自己的书法精要明确点出,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将米字的神采展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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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蜀素帖》局部,亦称《拟古诗帖》,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米芾不仅“刷”字了得,其“作假”能力更是了不得。经他临仿的古人书法名迹,被仿得出神入化,旁人根本辨不出真假,甚至有人把他临摹的作品当作真迹装裱收藏。这些仿本给后人带来了麻烦,许多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都无法确定究竟是真迹,还是米芾的仿本。据说乾隆的宝贝——王献之《中秋帖》有可能只是米芾的临本,这也间接说明了米芾深得王献之的笔意。

“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分最长。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只有蔡襄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蔡襄的书法具有一种浑厚端庄的美,更多地保留了盛唐法度,为盛唐法度与宋人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

蔡襄在当时有很多书法粉丝,人们都想求到他的墨宝,可惜蔡襄颇为自惜,很少展现自己的笔墨,也不会随便送人,以至于人们只要能得到他的断章残稿都会珍藏。宋仁宗也很喜欢蔡襄的字,有一次他想让蔡襄写个碑文,然而却被蔡襄一口拒绝了。

皇祐六年(1054年),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去世了,他很伤心,想追封她为“温成皇后”,以皇后之礼给她下葬,并罢朝七日。他还打算找蔡襄给这位张贵妃写碑文。但蔡襄一听,拒绝了这个命令,他认为书写碑文是工匠的工作,不是他分内的事。

当然,有时蔡襄也会做一做分外之事,比如帮欧阳修为韩琦书丹碑文。韩琦回安阳做知州后,将州署后院扩建成一座对庶民开放的公园“康乐园”,想要与民同康乐。园子里有一座昼锦堂,韩琦请欧阳修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这文章写成后要勒石树碑,于是蔡襄就承担下了这一项有意义的任务。

对此,蔡襄表现得相当用心。用心到什么程度呢?以前的书法家书丹一般都是直接拿毛笔在碑上写字,蔡襄则别出心裁,他把《相州昼锦堂记》每个字都先在纸上写上几十遍,然后挑选出最佳的一个字,把这一个个字拼合在一起,附在石碑上,再请工匠刻字。后人称这块碑为“百衲碑”,又被宋人称为“本朝第一碑”,堪比颜真卿的《多宝塔碑》。

中国书法,为什么这么牛?

▲《相州昼锦堂记》碑局部。

然而,“宋四家”的出现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转瞬即逝,宋代书法的光芒将湮没在金兵铁蹄的滚滚烟尘中。吊诡的是,在这生死存亡时刻,有宋一代却出了个书画水平最高的皇帝——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多才多艺,在艺术领域的造诣属于一代宗师。他酷爱花鸟画,自成“院体”;他的楷书,自成一格,号称“瘦金体”。在中国书法史上,传承者多,独创者少。独创而又能赢得雅俗共赏者,则更少。他的瘦金书,借鉴了绘画中的兰竹笔法,以画法入书,铁画银钩,富有鲜明个性。正如他的代表作《秾芳诗帖》,仿佛一卷幽兰随风摇曳。

中国书法,为什么这么牛?

▲宋徽宗《秾芳诗帖》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只可惜这位艺术家皇帝入错行了,后世评价他“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

宋徽宗在位25年,却没有丝毫他的瘦金书半分“铁骨铮铮”的模样,反倒昏庸无能、愚昧怯懦,重用蔡京、童贯、王黼等奸臣,亲手开启了北宋的亡国倒计时。最后,还让自己和儿子成了金人的俘虏,困死在北域异乡,下场凄惨。

04 多元气象

作为赵宋皇室的后裔,赵孟頫似乎要比赵佶幸运一些,起码他入对行了,可以专心搞文化艺术创作。但在他如匕的艺术光芒背后,却有着常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忽必烈之命访求江南才俊,带回了20多名汉族文人,33岁的赵孟頫身处其中,五味杂陈。以后,他的下半生也都在纠结、矛盾以及自我交锋中度过。

仕与不仕,这个艰难的决定他做了至少十年。十年前,他不敢像同宗的某些兄弟一样,激烈殉国。十年后,他不敢像江南文人圈的某些故交一样,终生不仕。他也许是个懦夫,他什么都不敢。他只是把毕生的勇气,都给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做好华夏文化的传承人。

作为赵宋皇室后裔,他逃不过蒙古新政权必然要笼络利用他的命运。他以前朝皇族身份入仕元朝,接连受到五位君主的赏识,一升再升,最终官居一品,封魏国公,推恩三代,尽享荣华富贵,如他的书法一般,雍容华美仿若盛放之牡丹。

中国书法,为什么这么牛?

▲赵孟頫《汲黯传》局部,日本东京细川家永青文库藏。

赵孟頫以后半生的隐忍,换来了元朝文化的高峰,他以一己之力,扛起元朝文艺圈的大旗,最终成了当之无愧的“元人冠冕”。没有他,元朝时期汉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可怕的。

他还是中国艺术史上屈指可数的“全且精”者之一,诗书画皆造诣非凡。就书法来说,他坚守古法,楷、行、草、篆、隶,大书小字,无一不精,臻于化境。他的楷书更是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入列“楷书四大家”,要知道另外三位大咖可是唐朝的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

所有人只看到他表面的荣华,看不到他内心的煎熬。他仕元的行为多被后世人所鄙视,以致于连累了对他书法的看法。清初的书法家傅山,年轻时曾醉心于赵孟頫圆转流丽的书法,但其年长后经历了改朝换代,再看赵的书法,感受就截然不同了,觉得他的字甚为“浅俗”“无骨”,于是毅然抵制赵字,改尊颜书。颜真卿生前大概想不到,因为忠义节气观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他的字在后代也越发受追捧,几至封神吧。

时代越往后走,书法美学几乎已无法把“字”与“人”做完全的切割。“书品”也就是“人品”。赵孟頫书法中的“圆融”“优雅”,常被带有历史偏见地解释成他一路委曲求全的“姿媚”,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书法,为什么这么牛?

▲赵孟頫《急就章》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孟頫曾在官运达到顶点的那年,写了首诗,名为《自警》,诗中说:

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这是他写给自己的悼词,回顾一生,他从不觉得自己官居高位牛气哄哄,相反,他有点讨厌自己,事事惭愧。他试图解释,却又自嘲无声:我是为了文化(笔砚)传承啊。我不忍见我所挚爱的文化衰落,是这股信念,给了我毕生的勇气。

时代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书法的世界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足以撑起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各路书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再也没有突破前人的路子。

俱往矣,那些让18世纪的帝王惊叹“神乎技矣”的书法风流往事,终成似水追忆。

参考文献: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20年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朱天曙:《中国书法史》,中华书局,2020年

李晓愚:《书法的故事》,译林出版社,2020年

[美]倪雅梅:《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杨简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蒋勋:《汉字书法之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高明一:《中国书法简明史》,中信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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