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的一份《纽约周报》,这是美国媒体对孔子报道之始。
初到美国交流的时候,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涛总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有一次,他告诉美国的朋友,自己的家乡是四川广安,“那里是邓小平的故乡”。
“谁是邓小平?”对方一头雾水地问。
当时,张涛正在查阅早期的美国媒体资料,希望研究“美国民族意识的形成”。可没想到,在这个“纯美国”的学术领域里,他竟然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痕迹。
200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张涛偶然翻到了一份1743年的《纽约周报》当时的美国还没有独立。这份内容简单的报纸只有4个小版,可占据整个头版篇幅的,居然是一篇名为《孔子的道德》的文章。里面对中国崇尚儒学、言必称孔子的行为作了不少介绍。
尽管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美国文化,张涛仍然觉得非常意外。“你们美国人这么早就知道孔子了吗?”他向系里的美国同事询问。
同事也没有给他满意的回答。事实上,他们尽管都对孔子有所了解,却很少有人关注更深入的内容。
“要不,你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一位同事建议。
在那之后,张涛花了7年时间,在15家美国报纸上收集了近万篇涉及孔子的报道,从中分析美国媒体塑造孔子形象的变迁。最近,他把这些研究写入了一本名为《孔子在美国》的书里。
近代以来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受到“来自孔子的批评”
根据书中所记载的报道,在美国,孔子的形象并非仅仅是一个中国的古人。美国媒体不仅会提到他的名字,还会引用他的言论,评价国内的新闻。
甚至,就像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常常需要忍受言官的谏言一样,在当今美国,总统也需要忍受一些“来自孔子的批评”。
小布什曾经因为言语含糊、用词不当,被《纽约时报》撰文批评。这份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称:“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小布什的行为恰恰是这句话的确切写照。”《旧金山纪事报》干脆建议,小布什应当“聘请一名深得孔子精髓的人作为家教”。
他的前任克林顿也没能逃脱来自孔子的“谆谆教诲”。在评论他的性丑闻时,《华盛顿邮报》写道:“孔子所言‘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精确预见了20世纪末的克林顿事件。”
张涛在研究中发现,近代的美国总统,“几乎每一任都会受到以孔子为标准的批评”。
当约翰逊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罢工运动表现不力的时候,媒体告诫这位总统,“孔子曾经说过,以约失之者鲜矣”,所以做事不能过于谨慎。而他的支持者也同样抬出孔子,认为约翰逊提倡政府控制的政策与孔子的为政原则不谋而合,比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当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引用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名句批判这位总统。1986年,深陷伊朗门丑闻的里根也遭受类似的指控。《波士顿环球报》提醒他,应该牢记孔子的语录,明白“足食”、“足兵”和“民信”三者中,“民信”最为重要。
张涛评论说,在国内政治相关的讨论中,美国人所提到的孔子,聪敏、博学,“置身事外而又善于捕捉事物的本质”。
有时候,媒体甚至会篡改、杜撰孔子的话。1951年,《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漫画讽刺肯尼迪,配文写道:“请允许我引用孔夫子伟大著作《论语》中的话:统治者行善不应当浪费公共税征收。”
相比之下,艾森豪威尔总统获得的评价要好得多。《华盛顿邮报》引用孔子“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的话来概括艾森豪威尔的施政理念,甚至直接评价他足智多谋的秘书是“政治领域的孔子”。
连失业的美国工人们也需要这位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老人。他们在一首“战歌”中这样唱道:“孔子是睿智的古代圣人,他说我们需要维持生计的工资……”
“孔子的国度”、“孔子的文字”,以及“孔子的小眼睛子孙”
如果回溯历史,在很长时间里,西方世界对孔子的了解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16世纪,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中的孔子形象介绍到了欧洲,随后又传到了美洲大陆。
1735年的一份《纽约周报》上,刊登了一封两个版篇幅的读者来信,介绍中国人对孔子的尊敬和信仰,并且列举了几条孔子语录。
以张涛的研究,这是美国媒体最早对孔子的报道。
在那之后的100多年,孔子都是一个异国文明的象征,“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西海岸发现金矿,大量华工涌入,美国媒体对于“孔子”的认识才变得直观起来。
踏上美洲大陆之初,华人群体并不为当地所容纳,美国甚至在1882年通过了《排斥华人法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对孔子的描述也变得迂腐、荒谬。《芝加哥论坛报》曾经形容当时的一些政策抗议者的言辞“如同孔子的福音一样令人费解”。在一部反映摩门教徒生活的喜剧里,“身着绒布衬衫,举止粗鲁”的男主角干脆被命名为孔子·麦金利。
孔子在美国的形象也因此显得矛盾。“在评价本国事务时,孔子是个博学的智者,可一旦与中国、华人联系起来,他的形象就出现了很多负面的内容。”张涛总结道。
早期中美关系史上,“孔子”被美国媒体认为是阻碍中国发展的障碍。当时,晚期中华帝国刚刚被炮火轰开国门,“言必称孔孟的迂腐书生”,一度令西方媒体匪夷所思。《纽约时报》曾经评价说,让人死记硬背孔孟之言“远非最好的教育制度”,“人们应该破门进入整座孔子殿堂”。
“已经运转千年的制度,不论如何完善,都只能适应产生它的时代。而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它只会显得格格不入。”这篇文章如此评价道。
一个多世纪过后,曾经被批评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孔子学说,却被频频拿来评论最时新的新闻,甚至被封为东亚经济腾飞的秘诀。《华盛顿邮报》说,孔子伦理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像新教伦理在西方的作用一样”;《纽约时报》也将孔子伦理定义为亚洲的优势特性。
《基督教箴言报》评论说:“孔子在公元前6世纪率先确立的中国道德与政治秩序传统,引导了东亚的工业发展。”
尽管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筷子、蟋蟀笼和廉价劳动力”,但“孔子”毕竟成了双方增进了解的一个重要渠道。说起中国美食的历史悠久,媒体会强调它“与孔子同龄”;游客发现中国人日常举止彬彬有礼,也会称赞这是“圣人孔子2000年前阐述的传统行为规范”。
甚至,在美国媒体上,连中国也一度被称为“孔子的国度”。类似的称呼还有“孔子的文字”,以及“孔子的小眼睛子孙”。
孔子与华盛顿一起“捍卫着世界和平”
除了思想,孔子的“本尊”也在不断漂洋过海,落户地球另一侧的美洲大陆上。
张涛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孔子形象的纪念品是国民政府非常重要的外交礼物。银行家怀特黑德曾经被赠予一尊银质的孔子雕像;“苍然长衫、仪态庄严的孔子娃娃”,也曾经作为奖品,颁发给向中国捐款的美国人。
1925年,世界控制鸦片会议上,中国带来的礼物是一架金丝屏风,上面写着孔子的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941年2月,重庆举行了一场华盛顿诞辰纪念活动。美国总统特使发言时,眼尖的媒体发现,他身后的壁画内容是,孔子与华盛顿一起,“捍卫着世界和平”。
“当时,日本的侵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生存危机,所以在外交领域,政府官员也极力强调孔子的民主与和平思想。”张涛说。
1937年,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孔子弟子所推崇的“民人”和“社稷”,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民主口号”,中国历来爱好和平,抗日战争是一场“民主之战”。
著名学者林语堂曾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说,孔子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相隔千年,却有着共同的观点,相信“道德秩序对于和平至关重要”。
“为了这一共同的民主,中美更应该并肩战斗。”林语堂写道。
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多次引用华盛顿、林肯、耶稣和孔子的话,突出中国的抗战信念,希望获得美国的援助。在芝加哥体育场的演讲中,宋美龄特别提及孔子的顽强信念,呼吁中美并肩战斗,“捍卫我们的理想”。
孔子无疑增加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人们在街头聚集起来欢迎她,一位美国小女孩向《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说,她觉得,对宋美龄最好的欢迎方式,就是对她高喊“孔子”。
美国人的确在用“孔子”向中国表示友好。1908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议案,同意将中国在《辛丑条约》中所赔偿的半数赔款返还中国,用于资助留美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再一次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以及美国的“美华协进会”,旨在向美国介绍中国。在1926年费城独立150周年的庆典上,美华协进会举办了一场大型的中国教育展,其主题之一就是“孔子的影响”。
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孔祥熙访问美国。在此之前,这位“孔子第75代孙”曾经用孔子后人这一身份多次在美国参加活动、发表演讲。这一次,他代表国民政府,将两尊中国传统的石狮子捐赠给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中美友谊的象征”。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记载,这对狮子来自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的孔庙。
7年后,一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来到中国,成为美联社的战地记者。这位名叫托平的美国人后来成了普利策奖评委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及《纽约时报》的副总编辑。而在当时,他是第一个报道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西方记者,并且在文革期间第一次被批准采访了周恩来。
“那对石狮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念大学的时候,我每天都要经过它们。”多年后,托平在谈到这件来自孔子故里的礼物时说,“是它们让我与中国产生了最初的联系,并带我走进中国。”
中国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来传递好感,美国人也需要借助孔子来表达对中国的尊重
2002年10月,出访美国的江泽民主席在乔治·布什图书馆两次提到了孔子。
谈到熊猫问题时,他引用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话,说明自己在这个领域并非专家。在随后的演讲中,他再一次提到了这位中国古代“圣人”。
“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江泽民说,“……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在5年前的访美行程中,他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感谢美方的款待。在另一次午餐会上,他强调尊重个人尊严和价值是中国人民的悠久传统,“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就是明证”。
事实上,中美关系近几十年发展中,“孔子”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角色。
当两国处于“冷战”背景下,这位提倡“和为贵”的老人,也会变成斗争的武器。上世纪中期,美国曾经希望通过支持、利用孔子学说,“分解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文革期间,为了区别于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蒋介石每年都会高调参加纪念孔子的活动,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1968年,台湾当局曾向联合国赠送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孙中山手书的孔子语录“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块石碑一度被摆放在联合国大厅里。
1971年,蒋介石在九月的孔子诞辰庆典上缺席,美国媒体立刻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信息。当时,《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猜测说,他也许准备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休了。
一年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孔子的角色又“摇身一变”,成为中美两国相互传递好感、交流信息的桥梁。1972年,尼克松访华,双方签订《上海公报》。当时,在美国媒体轻松的花絮报道里,孔子复杂的饮食原则被拿来形容中国接待工作的细致认真;而在严肃的分析报道中,媒体也煞有介事地提出,影响《上海公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孔子公报“求同存异”的原则反映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对大国在亚洲的霸权主义”体现了孔子的和平思想,而通篇对苏联的回避,则是“孔子讲求实际的写照”。
“孔子曾经说过,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尼克松和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界定或者重新界定两国的分歧冲突与共同利益。”《洛杉矶时报》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1987年,里根政府的国务卿舒尔茨访问中国时,行程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去曲阜拜谒孔子故里。在山东的欢迎仪式上,舒尔茨热情称赞道:“孔子的教诲将继续、并且永远是人类的智慧源泉。”
“中国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来传递好感,美国人也需要借助孔子来表达对中国的尊重。”张涛评论说。
如今,在新时期的外交舞台上,中国也在试着发挥“孔子”的魅力,塑造和平崛起的形象。2000年,华盛顿展出了中国一批古老的乐器,包括编钟、古琴,而这一展览被命名为“孔子时代的音乐展”。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专门来到现场,用复制的乐器演奏了《白毛女》的曲调。
2011年10月,山东省的宣传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放。30秒的广告中,泰山、黄河和青岛的海滩相继登场,由孔子“作揖行礼”的水墨形象作为完结。国内媒体在介绍这部“屏幕月租超过30万美元”的宣传片时说,短片以孔子贯穿始终,能够“将中华文化的自信大方、谦谦君子之风传递给世界”。
不过,张涛在研究中也发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样的交流很多时候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有时甚至还会被解读成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形象”。
显然,中美两国间的沟壑,单凭孔子一人,实在很难填补。
孔子只是一个符号,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含义,然后各取所需
几年的研究下来,张涛发现,对于“美国媒体塑造的孔子形象”,自己没办法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很多情况下,这一形象与孔子本身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
上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大力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各项政策,而用来说明其政策合理性的论据,就是来自中国的孔子。
当时,美国人眼中的孔子再不是那个迂腐、顽固的老人了。善于观察的政客们敏锐地注意到,孔子的“大同”理论,和当时美国社会的福利思想异常相似;还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罗斯福新政与孔子的“中庸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毕生强调“克己复礼”的孔子,就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成了改革的代言人。波多黎哥大学董事会主席甚至直接宣称,孔子是“新政第一人”。
张涛说,这是因为美国人一直强调自由,强调市场主导,而在他们看来,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主动施政”。事实上,当反对党对罗斯福新政表示不满时,他们抛出的炮弹依旧是孔子:控制粮食价格的农业部部长华莱士被他们直接称呼为“孔子”,因为“只有孔子思想主导下的中国,才会不计后果地利用政府行为来干预物价”。
一位普通读者曾经在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信中引用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感叹。他在信中写道:“现在,美国人应当宁可忍受老虎,也不能接受罗斯福政府的‘集权控制’。”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能体会到孔子当时在美国的影响力。在罗斯福时代修建的华盛顿国家广场上,仍然生长着当年种下的“孔子栎树”。据说,这是一种“历史性树木”,它的种苗就来自中国的孔子墓。
在频繁引用孔子的报道中,美国媒体有时候也会犯下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2008年,亚特兰大举行了一场中国兵马俑展览。华人大多熟知,制造兵马俑的秦始皇,曾经为了禁绝孔子的儒家思想下令“焚书坑儒”;但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他却是孔子的忠实拥趸,因为“兵马俑也反映了孔子的集体观念”。
“事实上,孔子在美国只是一个符号。”张涛说,“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含义,然后各取所需。”
在美国历史上,许多截然不同的新闻话题中,人们都能看到孔子的身影。有时候,他批评非法贩卖酒类的人们“小人喻于利”;有时候,他哀叹那些没有拿到养老金的南北战争老兵“未知生,焉知死”;有时候,他还会对增税法案表示不满,因为这样就做不到“近者说,远者来”。
不过,大多数时候,大洋彼岸的人们仍然会给孔子足够的尊敬。《华盛顿邮报》1938年刊载的一篇文章,将孔子、摩西和林肯共同称为“历史上的和平缔造者”。“他们引导我们不断追寻和平、睿智和共同的福祉。”文中写道。
甚至,孔子的形象还被镌刻在美国最高审判机构联邦最高法院的外墙上。在这座白色建筑东门上方的三角墙上,刻有3个石像,分别是颁布《十诫》的摩西、雅典立法家梭伦,以及穿着长袍、留着长须的孔子。
联邦最高法院的官方介绍中说,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
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美国人眼中的自己
可以说,近300年来,除了中国世代流传的孔子理念,在大洋彼岸,始终存在着一个“美国的孔子”。
大多数时候,这个权威、睿智的老人都会戴着帽子,说着穿凿附会的话,弯腰作揖地出现在广告里。舞蹈演出的海报上写着“子曰,女性想要跟上潮流,必须学习舞蹈”;公墓广告提醒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连赌马的人都要借助他的名头:“子曰,黑狐狸将赢得比赛。”
如同当下的中国人总喜欢引用外国哲人的“警句”一样,在许多毫无关联的话题中,美国人也总爱来上一句“子曰”。1940年,纽约哈莱姆地区的国会议员席位面临改选,白人、黑人群体都希望参选,双方在纽约街头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这时,黄皮肤的孔子却出现了。其中一条示威标语这样写着:“子曰,决不能让黑人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代表哈莱姆。”
张涛发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之为知之”以及“名不正言不顺”,都是美国人经常引用的孔子语录。不过,最常见的一句,却是“百闻不如一见”。
20世纪初期,新闻业就用这句话来说明插图的必要性。《华盛顿邮报》曾经夸赞自己的图片,有着“百闻不如一见”的效果。照相馆用这句话鼓励人们“遵照孔子教诲”,享受照相之乐。好莱坞比弗利山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则用这句话作为广告词,来宣传自己刚刚修建的样板房。
很少有美国人知道,这句被他们反复引用的“子曰”,出处并不是孔子《论语》,而是汉朝班固所写的《汉书》足足比孔子晚了近600年。
在与中国无关的话题里,孔子的形象有时会受到滑稽的解构。比如,在一则租车广告中,他依然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和严密的逻辑,只租车不买车,因为“我喝牛奶,不等于我就要饲养奶牛”。
有时候,他还会被塑造成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1940年代初期,“子曰”一度成为美国最热门的流行语,人们杜撰孔子的言论编成笑话,比如“子曰:华盛顿把树砍倒,是为了摘到樱桃”。还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孔子的妻子因为忍受不了唠叨而想要离婚,自己一定“百分之百理解”。
“美国社会对孔子的了解是模糊而肤浅的。”张涛说,“孔子只是一个简单易记、又容易引发联想的符号。”
事实上,在美国交流的那段时间里,张涛从没听到朋友们跟自己聊孔子。大家更愿意讨论中国菜、功夫、姚明,还有人想跟他“切磋一下乒乓球”。只有偶尔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提醒他,孔子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太复杂的形象”。
《孔子在美国》出版之后,由富兰克林创立的美国哲学会收藏了这本书,并且在写给张涛的邮件里称赞他的研究“富有价值”、“颇受欢迎”。
不过,让张涛印象最深刻的评论来自国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告诉他,看了这些关于“美国孔子”的研究,自己有一种“第一次照镜子的感觉”:“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能清楚看到美国人眼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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