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的“复魅”：近四十年来美国汉学界的华北研究

　　美国汉学界将华北视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区域，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中国中心观”学术潮流中，出于对“冲击—回应”“传统—现代”等传统学术思想框架的反思和修复。在施坚雅区域理论影响下，一些学者将研究焦点开始从传统的国家外交和政治领域转向基层，希望在中国社会本身中寻找到变革驱力。在此后四十年中，美国汉学界举三代学人之力，贡献了一批经典的华北研究论著，其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揭示了环境在华北历史演进中的特殊意义，这一认知深刻左右着后来中国环境史研究视域和解释逻辑的形成。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将这批论著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通过梳理其学术脉络和流派差异，来考察环境是如何被逐步剥离于旧的讨论语境而不断获得新意涵，最终揭示出环境在传统社会后期华北地域社会演进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

　　一 作为解释华北社会动乱的环境生存模型

　　直到20世纪80年代，清末民初华北地区连绵不断的叛乱、革命和宗教等事件仍吸引着美国汉学界，问题在于，如何在新的理论框架下重新诠释这些“旧”命题。最早对此做出积极回应的是裴宜理，在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中，她尝试用地方生态论来解释淮北的长期叛乱，却在无意中为后来研究指明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为了回答淮北地区内“造反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寻找出“反复发生农民造反行为的长时段原因”，裴宜理首先否定了中国农民生来就有叛乱本性的旧观点，指出暴力多孕育于特定的地方环境中，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传统方面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简单来说，19世纪以来的淮北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贫瘠，周期性洪灾和缺少交通道路限制了商业发展，自然的威力在这个高风险经济系统中逐渐占据了上风，环境所导致的物资匮乏，使得捻军和红枪会的基本动机是夺取或保护现有资源，这是一种基于生存而产生的经济动机，而不是脱离现实的宗教。因此，持续不断的叛乱是业已存在的资源竞争模式——受到这个地区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的合理扩展，只要社会证明无法束缚自然力量，传统农民叛乱的轨迹就会继续向前延伸。

　　裴宜理的研究思路可以在早期欧美地理学中找到端倪。20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对人类社会组织造成影响，他的学生辛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也指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特定自然环境造成的，如何准确揭示环境对特定历史事件的意义，同时又避免掉入“地理决定论”的陷阱，成为非常棘手问题。裴宜理所采取的办法是利用社会经济结构将生态结构和暴力事件串联起来，揭示环境恶化是如何逐步瓦解传统后期的华北农村，强调人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是她与“地理决定论”的根本区别。这部著作证明了环境因素对长时段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毕竟农民的一生都在从事着利用生物与资源环境来创造出人类所需的农产品，没有一个群体能像他们那样更加依赖自然环境，靠“环境”吃饭的传统生活方式塑造了他们外在的行为模式，亦构成了他们内在保守而谨慎的代代相传的价值观。

　　但从环境角度出发决定了研究中会偏重宏观性和长时段，一些具体细节会被略去，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衔接并不稳固。尽管环境会塑造出特定的生计方式，但我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何在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仍会出现一些特定的急促叛乱事件，裴宜理也承认这种研究方法在讨论特定叛乱的发生时间问题时基本没有预测性价值。较而言之，韩书端在1976年利用官方审讯文书研究了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林清起义，通过叛乱者第一视角充分说明宗教信仰如何步步诱发动乱。由于未能成功解决基层信仰体系和乡村军事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在义和团和红枪会运动中，千禧年思想、鬼神附体等是如何帮助农民理解外在世界，裴宜理这种将环境因素“背景化”处理后的结论说服力度还不够，她所留下的问题是，环境因素能否解释更具体的历史事件呢？

　　对上述问题给予积极回应的是周锡瑞，他在1988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试图利用环境因素来解释“短时期事件”，认为1898年8月黄河在鲁西南地区的决口是神拳得以迅速传播的关键因素：饥荒迫使许多拳师流落他乡，水灾过后的霍乱使得以看病行医为主要活动的神拳得到了施展空间，而1900年的“庚子事变”更是与当年华北平原严重春旱有着直接关系。义和拳的传播路线也与环境有关，直隶和鲁西北有着相似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单一生态系统，地区的生态共性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义和拳很容易地便从鲁西北传播到直隶一带。周锡瑞的研究是从基层社会群体出发，考察山东不同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结构是如何直接决定了起义的演变。他将义和团运动描述为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过程，并断言农民对同时期环境的反应与他们在原有文化基础上所塑造出新的文化相一致，从而表明了对地方社会的详细研究对于理解重大历史事件是多么重要。

　　同时周锡瑞也没有忽视环境如何塑造出长期内鲁西北的社会结构。1852年至1855年黄河改道给地方带来严重的环境衰退问题，士绅数量在晚清时期大幅下降，同时急速增长的则是盗匪数字，薄弱的儒学传统为异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充分土壤，而缺乏内部凝聚力又使义和团具有开放性，不受地方名士管制，能轻易树立领袖人物，清廷的“惩首解从”策略最终毫无效果。可以说，鲁西北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常发生天灾人祸，又缺乏一个有力的士绅阶层来强调儒家正统的伦理观念，很多农民便转向这种或那种秘密宗教，以寻求宗教或个人精神上的安慰。这一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韩书端等人提倡的“宗教与暴乱”模型，充分拓展了解释特定历史事件的逻辑边际，使我们对于华北民间宗教的诞生有了更多了解。因此，该书被孔飞力誉为“美国社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此后环境因素也成为理解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秩序奔溃的重要手段。

　　除了延绵不断的社会叛乱事件，华北恶劣环境中也孕育出特殊的人口和市场经济规律。李明珠考察1935年山东黄河大水时指出，当时出现高达60%的婴儿死亡率，是极端背景下人为的被迫选择，间接显示了中国历史上杀婴习俗长期存在的环境原因。在200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中，李明珠抛弃传统的“人口/粮食(马尔萨斯陷阱)”思考模式，将环境视为研究直隶地区粮食价格和市场整合等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变量。需要注意的是，她认为人(尤其是有组织的国家)面对环境的时候并非完全被动接受，同样会回应以种种方式或措施，因此环境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直接产生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而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如何适应气候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变迁。在梳理海河流域各支流的原始状态和变更情况后，该书讨论了清朝的治河措施，尽管多数时候只是暂时缓和了人地矛盾，随着人口增长，河川沿岸与水泽附近的土地利用愈密集，开始酝酿着新一轮的水灾风险，这一循环又构成全书讨论灾害与粮价波动周期、市场整合等关系的基础。李明珠研究的成功之处在于她对“华北的饥荒”进行了多面向的、长时段的分析，把自然环境的变化、农业资源的增减、经济与社会变迁、朝廷的努力、人民求生的意志，等等，这些复杂的面相结合在一起。

　　诚如黄宗智所言：“研究朝廷政治、士绅意识形态或城市发展的史学家，不一定要考察气候、地形、水利等因素。研究农村人民的史学家，却不可忽略这些因素，因为农民生活是受自然环境支配的。要写农村社会史，就得注意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能成为解释华北基层社会动乱的要素之一，源于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对环境的变化极度敏感。裴宜理、周锡瑞等学者的研究在传统地方政治理论模型、阶级斗争模型、宗教意识模型等理论外，建立起新的环境生存模型，这一华北研究路径成为随后北美汉学界的重要学术取向，也为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拉开了帷幕。

　　二 加州学派对华北“环境-社会”双向关系的研究

　　传统中国政治中常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极端环境现象被解读为地面统治者因失德而遭遇的“天谴”，背后事实则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束手无策。在早期美国汉学界的华北研究中，涝灾、极端气候和河流改道等环境问题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客观现象，这种定势思维使得研究中容易产生“过程雷同、结果不一”的窘况，比如同样有水土流失、土壤盐碱化的问题，为何淮北和鲁西南却发展为混乱和革命两种不同社会状态。基于类似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彭慕兰、马立博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从宏观层面上探究国家这类组织在环境问题形成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考察不同时期政策转型和资源配置对华北生态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向近代转型中的重大问题再次进行评估。

　　作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的彭慕兰，在1993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中所关心的具体问题是：晚清以来黄运地区为何未能随着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大潮走向繁荣，反而日趋衰落？在他看来，随着晚清漕运停止，国家重商主义的偏重，使得黄河沿线无法从贸易中获得修筑堤坝的石头，随着本地木材供应的萎缩，只能使用秸秆等劣质代替品，而秸秆的大量转作他用给民众带来燃料短缺问题，树木在过度砍伐中迅速消失，环境的恶化迫使这些被视为无足轻重区域中的许多人抛弃了政府，转向革命。与此同时，在地方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内部，精英为了确保自己在当地的霸权地位，将外部市场力量拒之门外，导致了更大的边缘化和环境衰退。如此，我们便看到问题关键变量并不在环境，仍在国家社会本身。书中展示了作者宏大的学术视野、严密的分析逻辑、独特的解释体系、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新颖的结构模型，他把国家政策的转型、国家服务的重新配置作为解释中国近代社会生态演变的主因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停滞与发展，这对全面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彭慕兰的华北环境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坚持环境是理解传统华北的核心要素之一，对黄河和运河的治理状况尤其是观察帝国盛衰的重要指标；其次，揭示出环境是动态的、可被人为所“构建”的这一历史事实，长期以来华北绝大多数河流动向都与人类活动相关，辨清哪部分是自然本身演变趋势，哪部分是人为施加影响变得无比重要；最后，作为资源所维系的客观结果，区域间的环境变迁呈现出竞争性。这三点综合起来便解释了为何“传统”与“现代”在一个地区或国家中是共时性和共存的，近代以来国家政策转向在空间上则表现为一种奇怪的环境现象：国家维系环境的精力是有限的，沿海经济的发展造就了黄运地区的环境衰败，环境的“好坏”在这里呈现动态状，最终便造成了进步与失序并存、落后与先进共进。后来马俊亚在其专著中对明清淮北生态变迁的历程及其原因进行探讨，认为淮北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变为穷乡瘠壤，主要是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的结果。

　　在世纪之交前后十年中，加州学派掀起了一股中国研究的新潮流，华北环境问题是他们长期坚持的学术领域，并逐渐形成自身研究特色。

　　第一，强烈的现实关怀。加州学派的环境研究强调贯通古今，今天华北平原所面临的水资源不足、地面沉降、绿化率偏低等系列问题均能找到历史渊源，比如地面沉降问题就与新中国成立后，为粮食增产而在河北、山东大力发展机井有关，背后深层逻辑在于国家试图利用强大的新技术力量来回应当地长久存在的环境挑战。在这样一个并不新鲜的课题下，如今华北地区保持生态环境的稳定性显然更重要，宏大的南水北调工程也可以看作是历史上国家动员南方的资源以期稳定人口稠密但在环境上关切较少的北方的最大例证。加州学派的学术追求是对古希腊以来西方史学关注现实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历史书写中“当代性”的发扬，诚如克罗齐所言：“在一切历史判断深层存在的实际需求，赋予一切历史‘当代史’的性质，因为从年代学上看，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

　　第二，关注长时段内的环境变迁。布罗代尔在论述地中海时花了将近三百页来讨论高山与平原、海岸与岛屿、气候、陆地和海路，这是一种缓慢得需要以“地理时间”为标准来对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的历史，马立博也承认自己受这种长时段研究的深刻影响。马立博在《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对中古以后华北环境的衰退状况进行了整体探讨，认为早在唐朝时华北环境已有衰退苗头，不但诸如虎、象之类的大型动物很早就被排挤到长江以南，而且大片森林开始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城镇、村落和大块农田。宋以后黄河下游数次改道对河北和河南的环境造成了严重后果，无数的小河流被沉积的泥沙所壅塞，剩余的树木被制作为河堤材料。明清时期朝廷为保障漕运而建立大量水利工程，然而随着黄河、大运河、淮河以及洪泽湖等河流湖淀所交织成的复杂水环境，最终引发了连绵不断的暴动和起义，进而将整个帝国拖入生态衰退的泥潭中。不同于布罗代尔笔下那种几乎接近静止不动的地理史，马立博为我们展示了华北地表景观在过去一千多年中如何不断累积并多次定型，每个朝代所留下的环境遗产都深刻影响着新朝代的政策取向。尽管他的环境史叙事解说框架可能还不完美，但在注重综合性、汇通性的同时，具有自然与社会历史的强烈交互融入感。

　　第三，跨区域的生态比较研究。在加州学派看来，不同区域间的环境演化方向也影响着近代世界格局的形成。王国斌认为，欧洲成功的首要因素是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最关键的是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这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与之相反的是，中国许多地方资源损耗、地力下降日益严重，山西在经历了18世纪的开垦之后，山区粮食生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木材生产也大幅下降。英国之逃脱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靠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放，而中国却面临着人口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潜在威胁。王国斌认为，20世纪初期华北人均燃料供给数量，仍比今日研究者认为是仅能维持勉强生存的燃料供给水准低出1/3。彭慕兰在2001年出版的《大分流》中强调了类似观点，对比了18世纪末以后欧洲和中国的生态恶化水平，尤其华北地区森林的大量砍伐导致了土壤侵蚀和洪水的威胁，由于缺少煤炭，也没有来自新大陆数目巨大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导致华北生态环境无法像欧洲那样做到趋于稳定。

　　龙登高曾将加州学派研究范式的创新总结为四点：经济地理上的非欧洲中心发展论、多元认识论、比较的研究方法、史学科学化与现代技术手段。这里完全可以将环境的研究角度视为第五点创新。加州学派长期以来追求一种更大规模的世界历史叙事，试图突破单一民族国家的限制，寻求更广世界的意义，环境史是他们真正实现全球层面上研究的最重要路径。加州学派的华北环境研究中尽管存在过度使用间接史料、意识形态偏见等问题，但重要的是他们完善了“环境—社会”的双向关系，揭示出历史背景中所永恒存在的“不完整性”，并且作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力至今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

　　三 带历史重回环境世界

　　加州学派环境史研究中的空间差异对照及长时段历史发展轨迹取向，在21世纪欧美汉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多元而开放学风背后不止是加倍艰难的史学能力要求，也容易造成叙述中缺少细节感。重要的是，他们对“环境—社会”的双向关系的考察本身就蕴含着将二者割裂，甚至对立的学术倾向，因为惟有承认彼此独立的前提，才有可能寻求彼此的影响。近年来，一些年轻的环境史学者开始放弃加州学派那类宏大叙事史学，进而采用一种被蒲培德称之为“微史”(Microhistory)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的时段和事件中围绕着环境要素如何塑造着华北景观展开研究，借以思考一种全新的人与环境关系。

　　黄河是华北研究中无法绕过的实体对象，黄河的泥沙沉积促成了华北平原。水源哺育了早期华夏文明，但其善徙善决又使晚清西人将其称之为“中国的悲哀”(China’s Sorrow)。制造黄河环境悲剧的力量不止来自自然，有时也是人类社会所“谋划”的结果，有两部非常出色的环境史著作就围绕黄河决口进行相关考察。一部是穆盛博于2014年出版的《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另一部是波士顿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张玲于2017年出版的《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环境与历史研究》系列丛书，它们因研究路径的新颖和反思历史结论的深度而得到学界好评，后者还获得2017年美国环境史学会颁发的最佳环境史图书奖，这也是该学会成立四十年来首次授予研究中国环境史的著作。

　　穆盛博曾在其首部专著中阐述了舟山海洋渔场长期环境系统演变过程，尝试回答“历史上人们如何引起、感知及因应环境变迁”。2014年他借用战争环境史理论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复杂互动，通过聚焦“能量和能量流动”(energy and energy flows)来对抗战时期黄河南部豫东的战争与环境(也是“人与自然”)关系提出了新的阐释模式。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可视为一种能量在不同实体间的转换过程，国民党将黄河能量转化成能够阻挡日军的力量，并增加其军事行动能量成本，洪水严重破坏了泛区原有的水利和农业生态系统，包括垦殖在内的新营生策略进一步使环境恶化。中日军事双方在决堤后继续在黄泛区推行水利工程计划，通过动员地方劳力和物资能量来对抗河流能量，但河流的不稳定性反而吞噬了那些用来恢复农业生产的能量，加重了灾害发生，耗尽了地方社会力量。战后河南黄泛区的重建也是对“能量匮乏”状况的改善，难民的返乡及外部能量的持续输入加速了环境恢复，但即便有如此多的努力，河南环境依然高度退化。

　　张玲在研究中关注了北宋时期的河北平原，围绕两个相关的环境问题展开论述。一个是黄河、河北平原(包括土地和人们)、北宋政权这三个环境实体如何进化到彼此相遇。这里指向了1048年黄河改道事件的形成。另一个是不同参与者是如何应对持续的环境变化，这个问题指出了1048年事件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作者考察了黄河改道后河北平原上人与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它们通过提供各种可能性或对彼此施加限制，来使历史形成不同的可能性。河北平原长期以来是一个封闭的地理实体，北宋时期朝廷试图消解当地好战无畏的社会风气，但辽、夏所带来的双重压力又迫使北宋在河北平原投入更多的军事防御，过度征兵导致本地农业荒废，对外依赖严重，并诱发系列财政问题。朝廷出于军事防御、区域经济优先度等考虑，有意保护了黄河下游的南岸，而放弃了北岸——这意味着河北被要求扮演一个环境压力下的“牺牲者”。黄河最终在1048年夏天一场大雨中瞬间侵入河北，制造了严重环境危机：运河失去航运功能后危及军需物资的运输，塘泺防线因黄河的冲击而受到威胁，黄河与拒马河的汇合导致双重屏障失其一。朝野上下对于解决黄河问题犹豫不决，洪灾重塑了河北人民对环境的理解，他们发现与环境力量的斗争其实也是与帝国政权政治力量的斗争。在北宋后八十年中河北出现“生存导向”的农业经济，粮食严重匮乏导致国家预算的很大部分被河北的环境灾难、混乱社会和臃肿军队所吞噬，黄河改道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同时也给后世留下沉重的环境包袱。

　　环境史被伊懋可(Mark Elvin)定义为“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相会的界面”，这里的其他自然系统包括气候、地形、岩石、土壤、水、植被、动物和微生物，然而如何让自然界的有机物或无机物回到历史的舞台是严重挑战。穆盛博和张玲利用出色的跨学科能力，展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具体过程。穆盛博借用了社会生态学领域中的“能量”“能量流”等概念，并以此主线将战争、洪水和饥荒联系在一起，“能量”来源不止包括人类社会的民力、兵力和畜力，还包括大自然的河流、细菌、植物群落等。张玲受美国学者“生态复合体”(ecological complex)理论的影响，利用“黄河-河北环境复合体”(Yellow River-Hebei Environmental Complex)来概括1048年以后的河北平原；生态复合体中的四个主要要素分别是人口、组织、环境和技术，在此基础上将所有相关的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纳入其中，并使种种“沉默不语”的大自然开口，在历史书写中分别凸显出自身的主角意义，我们从前讲述的那些故事已不再是历史的全部，或者甚至并非最重要的部分。

　　研究对象从“人”到“物”的转换，使得历史研究中最基本的时空要素被重新定义。时间上，传统王朝或社会变革的时刻表在这里不再适用，环境变迁有其自身的周期运作时间。穆盛博的研究始于1938年黄河花园口事件，围绕着“掘堤—灾难—恢复”的环境事件顺序展开了十二年的论述；张玲则以1048年黄河决口闯入河北平原为研究起点，结束于1128年，该年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州以西决开黄河堤防，使这条浊流从此彻底南下，依据环境时间来重申不同的环境维度，能更准确解释生活在当时环境中的人如何在这些限度之内来做出他们的抉择。但时间的步伐并未停止，今天河南兰考县所遭遇的严重沙化，并不是一个新生的现代局部问题，这一环境问题的形成可追溯至几百年前黄河的反复改道。

　　空间上，区域环境的急速变迁会在更广阔范围内建立起密切联系。在穆盛博看来，黄河决口后的影响绝不限于豫东黄泛区九县，安置大量泛区难民也为陕西黄龙山垦区的环境带来巨大破坏，到1946年以后灾区开始进入重建，来自四面八方的能量输入(包括人与物资)重建了当地环境。类似的空间拓展在张玲的研究中同样能看到，黄河水利工程消耗了北宋大量金钱、人力及建筑材料等资源，河北经济迅速衰落，环境崩溃摧毁了脆弱农业体系，绝大部分军粮依赖外部输入。为了维持地区稳定，朝廷别无选择地从帝国其他地区榨取资源，将财富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注入，甚至从遥远的陕西、四川等地区输送来木材，所形成的“水利消耗模式”(Hydraulic Mode of Consumption)使河北成为北宋环境压力下的“核心区域”。

　　这两部著作生动说明了国家政府，以及水、泥、气候等自然力量和华北平原的居民在过去一千年来是如何在一个整体内部中纠葛共生，环境史的研究路径为黄河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视角，展现出历史更多的可能细节。作者也为“谁是历史的主体”这一问题给予相应回应，研究主角的转换并不意味着人被遗忘，毕竟环境史并不等于纯粹的“环境的历史”。作者特别留意深受黄河水灾肆虐的农民的感受，表明人及其活动依然是环境史研究的主体，因为他们不但是华北景观的塑造者，也是系列环境恶果的承受者。这一理路选择突破了“人类惟一”的狭隘意识以及“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所倡导和实践的是一种更宽泛、更真实的人道主义。

　　四 结语

　　1919年，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提出了“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d)的观点，即古代社会的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每个人的自我理解被嵌入在整个宇宙秩序中，人们生活在一个魅惑的世界中，相信万物有灵。随着近代科学兴起，魅惑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人类站到了自然外部。后来学界引申出一个被称为“复魅”(reenchantment)的学术论题，“复魅”与“祛魅”正好相反，它追求一种普遍性联系的往昔世界。近四十年来，美国汉学界的华北研究中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环境的“复魅”：在最初十年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中，环境被视为引发社会变革和历史事件的重要背景因素，这是一种单向的关系；随后二十年中，追寻华北环境问题的形成成为加州学派的研究目标，通过复原长时段内环境演变原因来解释不同历史的走向，实现了对“环境—社会”关系的双向探索；近十年来，一些年轻的环境史学者采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式“带历史重回环境世界”，将人与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进一步明确了环境史的研究理路。

　　环境在这些论著中呈现出三重彼此关联而递进的历史面相，即作为暴力事件发生的催化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场所，以及与人类共同构成更完整世界的角色，这一变化也是学界对华北区域认知不断深化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祛魅”是不可逆的，对华北环境的“复魅”过程可能会再造一些与过去世界相似的特征，但不会是简单意义上客观环境的“重建”，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环境的“复魅”过程中，一些被长期模糊的史实逐渐清晰，一些过去言之凿凿的结论被质疑，新的史学问题开始形成：政府(王朝)对不同区域所实行的分层处理后果、华北环境维持与其他义务之间的资源竞争、短暂的水利危机和长期的环境退化、地方对环境灾害的抵制与朝廷之间的冲突，等等。对这些变化问题的思考不仅是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目标的必要实践，同时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当前华北环境问题提供了绝佳视角。长期以来被遗忘的区域环境也因此回归到学术视野当中，它与社会人文因素共同构成了更完整的历史环境，逐步实现着系统讲述自然环境作为生命活动场域如何伴随中国文明历史进程而不断改变。

　　这批华北区域研究论著对于今后学术研究的展开有着重要启发意义，它们从多角度论证了一个事实，即环境在传统后期基层社会变迁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持有这种强烈的学术反思态度，将环境因素贯穿于整个区域研究，实现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再度解剖。这一卓越的史学创新也使得我们对历史文本进行再次释读成为可能，进而重建起柯文所谓的“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尽管过程中充斥着一定幅度的不确性与犹豫，然而这恰恰是今天对于过去“非理性化”历史的一种理性思考。此外，重新回溯这段环境如何从幕后“走”向台前这段学术史，也将使我们对中国环境史学术渊源有更清晰的认知。这条学术脉络清晰表明，中国环境史并非简单产生于西方环境史理论框架和中国本土史学实践中，其实也糅杂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史学转向中多领域(如社会史、经济史、灾害史等)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放射状的、多源型的学术理论形成过程。在这些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们“殊途同归”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区域性、长时段、跨学科，乃至重新定义时空等学术特征逐渐得以明朗，最终成为今天范式基本明确的崭新研究方向。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