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奴隶,57岁皇帝

王衍与石勒的第一次擦肩而过,差点改变了历史。

那是晋武帝太康九年(288)的一个平常日子,15岁的石勒跟随老家的富户郭敬到洛阳贩马。

那时,他还不叫石勒。由于西晋初年塞外水旱频发,无处生存的羯胡人只能随大流迁居到并州一带,石勒一家就是如此。虽然他家属于羯胡部落首领家庭,可小时候的石勒根本不配拥有名字。为了称呼方便,家里人给他随便起了个小名,每天“阿㔨”“阿㔨”(音同背)地叫着。

与羯人苦不堪言的生活环境相比,此时的帝都洛阳却是另一番景象。经过晋武帝前期的励精图治,晋朝实现了天下一统,洛阳成为当时天下少有的大都市,每日来自四方的商人都聚集于此贩卖商品。

就在石勒等人进入洛阳城后,时任司徒的王衍正难得有闲心在洛阳城内逛街。

为了尽快卖完货物找郭敬拿钱换饼子吃,石勒一进城就使劲吆喝,兜售着他的骏马。他奇特的嗓音不仅吸引了一批好奇的百姓,还把坐在车里逛街的王衍吓着了。

王衍出身琅琊王氏,是清谈名士,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堂弟。或许是平日里与嵇康、阮籍等人交往甚深,王衍居然在石勒的吆喝声中,听出了一种类似于“弹琴复长啸”的愤世嫉俗。王衍因此断定,这个胡族少年日后必定会搅动天下风云。

王衍担心石勒的存在,极有可能威胁西晋王朝的统治。趁其吆喝声还没传远,王衍便命人去追杀他,以绝后患。然而,当王衍的士兵循声追击时,石勒早已没了踪影。一行人只好回禀王衍,王衍一听,暗暗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着。

后来的历史证明,王衍确实眼光毒辣。就在“阿㔨”贩马二十三年后,石勒最终砸开了西晋王朝的大门,要了王衍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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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贩马归来,石勒就成了雇主郭敬家里最忠诚的佃农。

当时,胡人在中原地区地位普遍较低,可即便如此,郭敬却没有虐待石勒。郭敬出身太原郭氏士族,家里田多产业多,平日里就靠石勒等几人给他打点着。石勒这段时间过得虽然很苦,却也还算安稳。

石勒的感官与听觉,自小就异于常人。在郭敬家耕田时,他时常听到耳边传来阵阵金鼓擂动之声,每次都会有种热血激昂的感觉。石勒不适应这种感觉,便老是向家人抱怨周围噪音太大,甚至怀疑自己是个怪胎。

对此,石勒的母亲经常安慰儿子,“阿㔨”从小吃不饱,饿到幻听了,“阿㔨”是个好孩子。

母亲的话是否足以安慰石勒,不得而知。不过,自石勒洛阳贩马回来后不久,天下是真的乱了。

太熙元年(290),晋武帝驾崩,即位的是史上以痴傻闻名的晋惠帝司马衷。晋惠帝虽然痴傻,但其心不坏。只因皇帝实在无力把控朝局,皇后贾南风便越俎代庖,替丈夫号令天下,从而引起一众司马宗王的不满。后来,贾南风为了一己私欲,发展到废杀太子司马遹的局面。这下西晋王侯更坐不住了,纷纷打出为太子复仇的旗号,“八王之乱”席卷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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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八王之乱”斗得正酣之际,并州一带出现了史上少有的大饥荒。

为了活命,石勒只能和其他与之出身类似的佃农逃亡外地,寻求生机。但因天下大乱,到处都是军人在疯狂地抓捕胡人,将他们绑去黑市贩卖,以赚取外快。

在逃亡的路上,石勒遇到了昔日的雇主郭敬。郭敬对石勒的出逃表示同情,并愿意为石勒提供二次就业机会。石勒却并不安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学那些军人贩卖人口。他想利用自己家族在羯族部落中的声望,将羯人诱骗到冀州“就谷”,理由是那里物产丰富。他认为,即便这些羯人被卖过去后会成为地主家的农奴,但日子总比荒年的佃农要好一些。

讽刺的是,石勒还没实施贩卖人口计划,自己就先被人卖了。

盯上石勒的人,是并州刺史司马腾的部下阎粹。阎粹干的是官方认证的“人口运输”工作——抓胡人卖到山东换粮食。为防止石勒等被抓的胡人逃跑,阎粹特地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大枷,两人一组,戴枷前行。

所幸,郭敬的族兄郭阳也参与了此次胡奴的押送工作。通过这层关系,石勒在路上被多加照顾,最后落户于冀州平原郡茌平县(今山东聊城市茌平区),成为地主师驩手中最值钱的农奴。

按说一般人沦为奴隶,就基本没啥出头之日了。可人生的低谷,对石勒而言,代表的恰是触底反弹。

许是看到了石勒令人惊异的样貌,师驩竟不敢使唤石勒干活。不久,他就做主废除了石勒的农奴身份,并将其介绍到附近的养马场帮工。在那里,石勒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汲桑

尽管此时的汲桑仅是这家牧马场的“牧帅”,但据史书记载,他的能力与石勒不相上下,“力扛百钧,闻呼数里,时人服之”。或许是因为气质相近,石勒和汲桑很快便以兄弟相称。

在汲桑的引荐下,石勒又找到了与自己经历相似的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等八人,组建起第一支小部队“八骑”,依托汲桑的牧马场资源,专门在茌平一带打家劫舍。

“八骑”很快打出了名声,随后,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等十人又加入了石勒的队伍。于是,一支号称“十八骑”的土匪队伍,就此见诸史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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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晋“八王之乱”越打越乱。公元304年,已晋升为皇太弟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政斗中落败。其部将公师藩为救主公,特在清河郡起兵,打算接回司马颖东山再起。

此时,石勒、汲桑等人已经意识到,单靠打家劫舍,发展机会有限。因此,听闻公师藩到平原郡一带募兵,汲桑与石勒便带着“十八骑”前往投靠,打算干一番保驾从龙的大业。投奔前,读过点书的汲桑给“阿㔨”起了个大名——石勒。从此,这个名字在十六国的风云变幻中,令人闻风丧胆。

但这会儿,他们失算了。

就在“十八骑”宣布参军后不久,公师藩兵败,为名将苟晞所杀。汲桑、石勒因此沦为官府通缉犯,被迫亡命天涯。

第一次投机失败,石勒与汲桑都不甘心。潜逃回平原郡后,他们又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缓慢发展出一支上万人的土匪大部队。既然他人不足恃,自己单干行不行?

汲桑和石勒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

永嘉元年(307),汲桑在荏平发动起义,打出为司马颖报仇的旗号,自号大将军,以石勒为扫虏将军,攻打附近郡县,并释放囚徒,壮大队伍。

此时,西晋朝廷已为东海王司马越所掌控。司马越为人毒辣,他知道晋惠帝的智商仅停留在灾荒之年“何不食肉糜”的程度,便给晋惠帝送了张“麦饼”,将其毒杀。晋惠帝驾崩后,皇太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晋怀帝不喜政治斗争,故登基后,国家大事听由司马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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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汲桑等人在并、冀一带制造暴动,司马越立即吩咐自己的弟弟司马腾联合名将苟晞组织大军进行剿匪。而汲桑、石勒听闻自己的对手竟然是旧仇人,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不假思索便向司马腾所在的邺城发起冲锋。

司马腾自恃经略并州多年,曾组织过大规模贩胡活动,对付汲桑、石勒还不是手到擒来?

这边,石勒积极备战;那边,司马腾却在府里吃香喝辣,丝毫不顾拼命守城的将士。结果可想而知,司马腾身首异处,邺城陷落,石勒成就了个人军事生涯的里程碑式大胜。

随后,汲桑和石勒将矛头对准了曾经大败过公师藩的苟晞。但,这一仗非但没能扩大战果,汲桑还搭上了性命。好好的万人大部队,愣是被折腾成了最初的“十八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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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被一股强烈的挫败感所笼罩,此刻的他终于想明白,自己一路挫败正是因为“十八骑”从未有过宏大的目标和纲领,很容易被他人利用,沦为战争的牺牲品。

经过一番思量,他率部投奔了汉王刘渊。

刘渊本为匈奴贵族,早年曾在晋朝为官,史书记载其“文武兼修,膂力过人”,极得晋武帝等当朝权贵的欢心。但晋人一直抱着胡汉不两立的观念,晋武帝去世后,刘渊就屡受朝廷打压排挤。直到“八王之乱”爆发,刘渊趁势揭竿而起。

公元304年,刘渊在离石(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自立为汉王。他知道,无论汉人还是胡人,对汉朝都有说不出的崇敬,他干脆改姓刘,自称是刘禅的后代,以此打造“刘皇孙”的人设。

这个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自他称王第二年起,大江南北就出现了一批文人百姓聚拢于他的“汉”旗之下。除了石勒之外,盘踞在青、徐一带的王弥,上郡的拓跋鲜卑,也都是汉王刘渊的臣属。

在这群人里边,刘渊最赏识的是王弥和石勒。王弥是刘渊的故旧,而石勒则凭借智谋使刘渊对自己刮目相看。

当时有个叫张伏利度的乌桓首领,恃众屡拒刘渊招纳。这让刘渊颇感头疼。石勒得知后,认为这是自己递交“投名状”的绝佳时机。他假装得罪刘渊,跑到张伏利度部“投诚”。张伏利度不知是计,便与石勒称兄道弟,不再设防。某次醉酒,石勒当场擒拿张伏利度,并威逼其手下投靠了刘渊。

就这样,石勒获得了刘渊的认可,在短短一年内,成为刘渊手下最得力的干将,获封平晋王、都督山东诸军事,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身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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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被奴役的命运,让石勒对魏晋时代的士大夫阶层充满了仇恨。自从成为手握大权的封疆大吏后,他在征伐常山、巨鹿等郡时就以组织“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而云合,忽复星散”的闪电战为荣 ,把劫掠和屠戮士族官吏作为战术指标。为此,北方士族遭受沉重的打击。

但在对待老弱妇孺上,石勒却显示出“堪为人主”的一面。他对手下约束甚严,规定只要部队进城,就严禁毁坏群众财物,违抗军令者,立斩不赦。由此,石勒赢得了受掠地百姓的支持。他们拖家带口前往投奔,让石勒在河北攒下了一支逾十万人的大部队。

不过,比起意外收获兵马,石勒这个时候最开心的,大概是组建了个“君子营”,功能相当于禁卫军加谋士集团。

“君子营”的谋主叫张宾,是西晋中山太守张瑶的儿子。史书曾言,“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可以大胆地想象,石勒之所以会脱胎换骨,逐渐成就霸业,大抵就是因为有张宾的存在。

本来张宾是石勒要屠杀的对象,可此人却有着过人的胆识。他一直以当世的张良自居,认为唯有像刘邦那样的人,才值得他这种冠绝天下的谋士为之倾献。当一众西晋贵族请他出山时,他要么婉言谢绝,要么装病免官。直待石勒的出现,他才对外宣称:“吾历观诸将久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胡将军,就是胡人将军石勒。

为了投奔石勒,张宾提着一柄剑冲入石勒军营,要求对方出来见自己。石勒对眼前这位士人也是颇为震惊,不过,出于对西晋士族的一贯鄙视,石勒既不杀张宾,却也不重视他。

但,张宾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永嘉四年(310),刘渊去世,偌大的“汉”政权陷入了疯狂的内斗。刘渊的第四子刘聪最终凭借武力,即位称帝。刘聪以高官厚禄笼络石勒,以使后者继续为己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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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的表现还算令刘聪放心,趁着西晋局势混乱,他配合刘聪的儿子刘粲发兵洛阳,永嘉之乱初现端倪。随后,石勒相继攻下南阳、襄阳,掠江西之地,从黄河打到长江。此时的石勒遥望着江南,不免有些野心膨胀。

当时,为了给西晋留有更大的战略转移空间,后来的名相王导以及东海王妃裴氏都曾劝司马越迁都江南,但此建议为司马越所否定。自秦以来,塞外各部族虽强大,却从未有过完全侵占中原之事。不过,为防万一,司马越与辅佐自己的琅琊王氏达成了某种政治协定:让自己的盟友、琅琊王司马睿与王导率北方士族南下,衣冠就食;自己则与王衍留守中原,应付朝堂政斗以及对外作战。

司马越没想到,这番策略居然会导致中原发生“永嘉之乱”。

眼见司马睿分批运走北方士大夫,石勒有了打劫江南据为己有的想法。但以王导为代表的士族并不是“软柿子”,石勒孤军深入,很快被王导发现了“死穴”。王导派兵重击,导致石勒因粮饷不继,打起了退堂鼓。

这时候,张宾终于露脸了。他极力反对石勒的撤兵计划,并痛陈以进为退之策。他认为,若此时石勒后撤,难免又给王导一个可乘之机,届时南北遭夹击,怕是插翅难飞。

石勒果断听从张宾的计划,继续前进,渡过沔水,攻克江夏。待补给无碍后,再向北折返,杀回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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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谜一般的操作,着实将司马越搞糊涂了。他担心自己再在洛阳城待下去,石勒不久便会杀到跟前,遂将一干国务尽数还政晋怀帝,自己以讨伐石勒为由,出去避风头了。结果,司马越刚还政晋怀帝,晋怀帝便发布了讨伐司马越的檄书,要求各方起兵护驾勤王。司马越本来身体就不行,经此一吓,半路上就暴毙而亡了。

东海军群龙无首,只好把先前跟司马越关系甚佳的王衍请了出来,希望由他统领全军,征伐石勒。

王衍此时还未意识到石勒就是其当年错过的暗杀对象,但面对“贼寇蜂起”的现状,他已经吓得两腿发软。为了推掉众将的请求,他编出了一套说辞称,当官非他所愿,但愿能护东海王灵柩返回故里,以全忠节。

即便如此,王衍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永嘉五年(311)四月,奉司马越的棺椁还葬东海国的途中,王衍与石勒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遭遇。司马越的部将钱端作为军中能战的将领,对石勒发起一顿冲锋。最终,在石勒骑兵的包围之下,曾经保东海王夺取洛阳军政大权的部队被全数歼灭,王衍等一群只会逃跑的文官和宗王沦为阶下囚。

为了活命,王衍不管不顾,直接跪倒在石勒面前。

对于这个曾经的“仇人”,石勒倒还算看得起他,问他对当下西晋破败的局势有何看法。王衍却只是一味澄清西晋乱政不干他的事,而石勒如若要称帝,他必鼎力支持,前提是让他活下去。

石勒没想到王衍居然是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他怒斥道:“你的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即被朝廷重用,一直到头生白发,怎么能说不干你的事呢?天下大乱,正是你的罪责。”

随后,石勒命士兵在夜里把王衍等西晋旧臣通通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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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天下在石勒的铁蹄下,逐渐被重塑。

自王衍败亡后,西晋王朝苟延残喘。仅两个月后,刘聪亲率大军打下了洛阳,晋怀帝在逃往长安途中被俘,“永嘉之乱”拉开了帷幕。

此时,刘聪的“汉”政权统一中原已是大势所趋。然而,石勒经过张宾的辅佐,也是实力大增。张宾建议石勒可在邯郸、襄国两地择其一,建立大本营。张宾还告诉石勒,要想地盘大,得学会放权,“命将四出,授予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

也正是因此,襄国(今河北邢台)成为日后石勒政权的统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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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宾的协助下,此时的石勒就像是一个不服王化的诸侯,在襄国设置百官,订立制度,向东智取王浚,向西打败刘琨。

由于石勒统治的区域胡汉混杂,为了减少矛盾,自统治襄国起,石勒就在自己的地盘上实行胡汉分治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在各郡设置内史一职专管汉人事务,而胡人打架斗殴等难题,则通通划归“大单于台”主管。在汉人聚集的区域内,石勒要求各地设置学宫,选派“君子营”的谋士及其他有识之士到学宫为师,教授适龄儿童知识,以备日后效国之用。同时,为了维持“君子营”的高质量运转,石勒依照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在自己的属官中“典定士族”,允许他们以公卿的身份,推举有用的人才。

石勒这边正春风得意,而拿下洛阳的刘聪却悲剧了。

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刘聪犯了与其父刘渊类似的毛病,那就是,以为立了太子就天下太平了。刘聪死后,太子刘粲即位,因暴虐无道被岳父靳准篡了位。靳准自称汉天王,杀掉几乎所有的刘氏皇族,唯刘渊义子刘曜幸免于难。

汉国的内乱,让张宾和石勒迅速捕捉到建立王图霸业的气息。与石勒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刘曜。

石勒与刘曜都是曾跟随刘渊、刘聪打天下的猛将,所以一听说两人抱着同样的目的而来,靳氏家族直接起了内讧。靳准的儿子靳明捧着传国玉玺找上了刘曜,向刘曜请降。石勒见靳明不向自己投降,大怒,率兵击破靳明。靳明向刘曜求救,刘曜派兵接收了靳明的一万五千人马后,就下令杀了靳明及其全族。

国玺是皇帝身份的象征,石勒的发怒表明了他的觊觎之心。

有意思的是,刘曜在接过靳明的国玺后,就宣布刘渊的“汉”政权无效。理由是如今西晋已灭,晋在五行里属于“金德”,金生水,刘曜需要找一个代表“水德”的字号称帝,方可使天下归心。“赵”就这样取代了“汉”,成为十六国里又一个新兴的政权,史称前赵。

与此同时,刘曜以新皇的身份任命石勒为太宰,并以河内二十四郡封其为赵王。但,无论刘曜封给石勒何等高官厚禄,两人决裂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没过多久,公元319年,石勒称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赵王,于襄国即赵王位,正式建立后赵,称赵王元年。

到公元328年,石勒命堂侄石虎进攻刘曜。刘曜不愧为沙场宿将,面对石虎这个日后的“杀人狂魔”,调度有方,曾一度将石虎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刘曜自领兵以来就有个坏毛病——打胜仗后必喝酒,每次喝酒必烂醉。最终,在石勒大军的围援下,刘曜兵败被俘。

石勒让刘曜写一封劝降信给儿子刘熙,刘曜却在信中要求刘熙“与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石勒大怒,遂杀刘曜。

至此,石勒的高光时刻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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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30年,石勒正式称帝,改元建平,大赦天下。从奴隶变成皇帝,这一刻,石勒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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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称帝本是大势所趋,但随着他的地位改变,后赵内部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

从前,随石勒南征北战的“十八骑”多在后赵军中为武将,他们攻城掠地是能手,在政治上却毫无建树。伴随北方战事逐渐平息,“十八骑”在后赵朝堂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反之,由于石勒前期倾向优待士族,到了后赵时代,士族与“君子营”逐渐成为治国的重要力量。

特别是石勒在立太子时,摒弃军功甚重的侄子石虎而选文弱的儿子石弘,更是将这种矛盾推向极致。听闻石弘成为皇太子,石虎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石虎的惊人之言,自然引起石勒的注意。可面对这个侄子,石勒到底下不了手。他只能让太子石弘提前代行国政,事先安插人马,即便未来石虎真有反心,大概率也反不了天。

可惜,石勒这次错了。

公元333年,60岁的石勒病逝。临终前,他要求丧事一切从简。对于石虎和石弘的紧张关系,石勒特别交待,两兄弟勿要自相残杀,司马氏的“八王之乱”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这话,石虎只当耳旁风。石勒死后,石虎立即废了石弘的皇位,自称天王,将石勒的子孙、妻妾通通屠戮殆尽。此后,石虎称后赵皇帝,并在其统治地盘上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杀戮。

石勒好不容易奠定的治世,瞬间成了人间炼狱,让后人徒留兴叹:在军功强人的时代,历史总是充满了变数。

参考文献: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0

李圳:《羯族与后赵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

马生旺主编:《石勒:武乡千古一帝》,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韩国磐:《谈谈石勒》,《社会科学战线》, 1981年第3期

朱绍侯:《石勒——我国少数民族中的法家人物》,《开封师院学报》,1974年第4期

王洪信:《石勒与北方士族》,《邢台师范高专学报》,1996年第2期

王硕:《西晋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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