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长城:帝国的遗产,民族的象征

蒙元入主中原不过百年,被明朝军队赶到了漠北。《明史》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正统(明英宗年号)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有明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不同程度地修过长城。无论是修筑规模、戍边守备,还是现存数量,明长城都堪称空前绝后,总长度为8851.8千米(2009年国家文物局与国家测绘局公布数据),其主体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西至甘肃嘉峪关

明长城

明长城

明长城横跨了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青海、甘肃等十个省区、直辖市,途经156个县域。

明代,沿着这条波澜壮阔的路线,军镇、卫所、堡垒林立,形成了“九边重镇”,顶峰时期戍守将士多达百万之众。

九边重镇,自东向西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山西镇)、榆林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最后的长城:帝国的遗产,民族的象征

为了防备北元卷土重来,从明太祖洪武年间起,明朝开始修筑长城。明初名将徐达攻取大都(今北京),在其周边修筑了多道长城与关隘。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京师距离边境线不过百十公里,紧挨着长城构成的京畿防线,形成此后两百年“天子守国门”的奇特局面。

为了打造固若金汤的长城防线,明朝的文臣武将、能工巧匠为长城倾注心血。

西北诸镇,有三边总制杨一清主持修筑的榆林镇与宁夏镇长城。

明初,边患主要是退守漠北的北元,成化以后,蒙古、畏兀儿诸部也常常出兵,从西北东进骚扰。

明孝宗弘治皇帝在位时,杨一清上奏,认为延绥安边营到宁夏黄河横城堡一带长达400多公里,却没有高山巨堑作为险阻,敌骑常常长驱直入,应该修筑边墙。

明孝宗同意杨一清的建议。于是,朝廷拨款经费数十万两,命杨一清修筑长城,强化榆林、宁夏、甘肃三镇防御。

杨一清在西北惨淡经营,在修筑长城的同时,率军击退蒙古鞑靼兵,却因受朝臣排挤,几度被贬,工程也多次被迫暂停。

等到嘉靖年间,杨一清升任兵部尚书,再度回到西北巡视时,看到那一段段高大坚固的城墙,不禁老泪纵横:“老去寸心犹不死,仗谁经略了余忠?”当时,他已经年过七旬,几乎将人生献给了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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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之上,不乏忠臣良将。

明隆庆元年(1567年),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到长城一带巡查,发现明初修筑的边墙很多已经倾颓,难以抵御游牧骑兵的进攻。

因此,戚继光奉命重修蓟州镇长城,他主持加固山海关至居庸关段长城,在沿线兴建一种新的空心敌台,也称敌楼,既可以有效地保护士兵,起到堡垒和瞭望台的作用,在平时也可以储存军械或供士兵居住。每到高山峻岭,戚继光便筑一座敌楼。

现存的金山岭长城即按照戚继光“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设计,随地势起伏而修建,参差突兀,高低相间,每逢军事要地,便有一个隐蔽的关口,守城士兵凭借长城关口,可用较少兵力抵挡人数众多的对手,起到“一夫当关”的作用。

戚继光重修的长城多用青砖,现在北京周边常见的青砖长城即当时的产物。走过昔日蓟州镇长城,抚摸每一块砖石,都有可能是当年戚继光经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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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镇守蓟州镇十余年,功勋卓著。遗憾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后,朝中对他进行清算,戚继光被列为其党羽,也遭到弹劾,最后被罢官,郁郁而终。

一代民族英雄,在孤独中离世,至死得不到应有的致敬。

但戚家军留了下来,他们及后代奉命镇守长城。

长城被老外称为“Great Wall”,但万里长城并非只有城墙,而是将城、堡、障、堠、关、塞、隘、口联系在一起的军事防御系统。

城墙是长城的主要建筑部分,宛如一条盘踞在大地上的巨龙,过绝壁、穿高山、越沙漠、过草原,串联起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燧,使其彼此相互配合,也让边军得以在长城上长期戍守。

戚继光修长城时,调遣此前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的军士北上戍边。有些军士举家搬迁,一个家庭负责戍守一个敌楼,因此,这些敌楼被冠以家中主人的姓氏,如“张家楼”“赵家楼”等。

戚家军的后裔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一直守护在祖上修筑的长城身边,直到现在,长城附近的村镇还有许多戚家军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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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达岭长城。图源/摄图网

明人笔记《暧姝由笔》对戍守长城的军人有生动的记载:长城上的一个墩台,居住了七个士兵和三只小动物,一鸡一猫一狗。几名士兵在墩台上日夜守望,有人负责煮饭,有人负责守夜,还有四人分列东西南北,各守一面,一有敌情就需汇报,即便饮食时间也要有人在台边瞭望。

三只动物也各司其职,鸡负责报晓,不知紧要时是否能当伙食;猫可根据其瞳孔变化来表明当日时间,因为古代没钟表,只能用原始的方法;狗是最忠实的伴侣,晚上跟着一起熬夜,白天却第一个从梯子下去,探查是否有埋伏的游牧民。

长城下的壕沟设有陷阱,有时运气好,还会有鹿自投罗网,将士们就可以饱餐一顿,改善伙食。

无论在哪个时代,为国家与民族把守大门的“守夜人”,都值得人们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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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长城

最后的长城

明长城在山海关以东的部分,被称为“辽东边墙”

过去常认为明长城的东起点是蓟州镇的山海关,直到近几十年,辽东镇长城才逐步得到研究,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辽宁虎山也被确定为明长城的东端。

辽东边墙修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是明朝为了防备蒙古兀良哈部与后来兴起的女真各部而修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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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讨明檄文,建立后金政权后,与明军在辽东边墙一带展开多次大战,并逐步逼近蓟州镇的山海关。

明天启六年(1626年),山海关外驻防长城的明军,除了镇守宁远城的袁崇焕部外,都撤到了山海关内。宁锦防线顷刻瓦解,但袁崇焕面对后金军队的猛烈攻势,坚决不退,拼死守住宁远城。

此战,努尔哈赤率领十余万大军日夜攻城,却被袁崇焕用弓箭与大炮阻拦,后金军攻城不下,只好退兵,一说努尔哈赤在战斗中被明军炮火击伤,数月后不治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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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多场大战与长城息息相关。图源/影视剧截图

力挽狂澜的袁崇焕没能战死沙场,后来因谋反通敌的罪名,被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留下另一个历史谜团。

长城最终还是没能守卫北京,却见证了王朝的末路,而万里长城永不倒,先垮塌的往往是人心。

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缢。随后,李自成也走上了快速腐败的道路,沉溺享乐,搜刮金钱,弄得人心惶惶,士民愤恨。

李自成派人前去劝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权衡利弊,本来“欣然受命”,将山海关留给部下镇守,自己率领军队去向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投降。

走到半路,吴三桂却见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自己一家也在清算之列,遭到大顺军拷打劫掠。吴三桂大怒,当即撤回山海关。李自成听说吴三桂反悔,亲自率军来攻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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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孤立无援,写书给清摄政王、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与关外的清军联合,向大顺军展开反攻。

李自成还不知道清军已到山海关,以为关城易守难攻,便把攻城的大顺军一字排开,诱使吴三桂出城交战,然后首尾相顾,实现包围。

多尔衮识破李自成的意图,让吴三桂先出城迎战,等到吴三桂陷入重围时,清军两白旗共二万骑从外围杀人,形势瞬间转变。大顺军陷入吴三桂与清军的夹击,不过才一顿饭的时间,“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清军追击二十里,遇到大顺士兵就斩杀,大顺军投水溺死者也不在少数。

山海关之战后,吴三桂降清,大顺军溃败,清军夺关南下。这座被称为“天下第一关”的长城关隘,成为决定历史命运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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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抛弃了传统的长城观念,认为“固国不以山川之险”。清朝统治者把怀柔各民族作为稳定边境的首要政策,因此不再修长城,只是对明长城加以修缮,一些年久失修的长城则逐渐残破。

康熙帝在位时,看到大臣上书请求重修长城,便回复道:

帝王治天下,自由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节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功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康熙皇帝这番话,是说要行仁政安定民心,老百姓高兴了,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边境自然安定,这是因为众志成城的道理,所以不能专门靠险阻来防御。

当时,康熙平定四方,北元末裔林丹汗败于青海,蒙古诸部归附;西域瓦剌的后裔准噶尔汗国也被清军击溃,狼狈而逃。

在康熙帝看来,长城不必再修,这道防御建筑已经过时了。

清朝前期,出于文化冲突的考虑,严禁蒙汉两族人自由迁徙,以长城为界,只有部分山西商人可持许可站通过。这些早在明末就与清朝多有合作的晋商,被世人称为“皇商”。

后来,清朝放开限制,长城的重要关口演变成南来北往的中转站,边塞城堡商旅云集,开满了钱庄票号、旅店饭馆。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位于山西朔州的杀虎口和河北的张家口。各地商人经过废弃的长城,可以从这里北上蒙古高原,乃至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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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晚清,曾国藩、左宗棠等名臣见国家内忧外患,战乱不止,才在中原腹地与新疆边塞新修长城。

从修筑时间来看,这几道长城成了封建帝制时代最后的长城。

万里长城永不倒

万里长城永不倒

但长城的精神并未消亡。

20世纪30年代,这道古时候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侵扰的坚实壁垒,成为中国军人抗击日军的战场。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就此展开。

1933年,已经侵占东北的日军挑起战火,进犯山海关。山海关守将何柱国下令坚决抵抗,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丧。”

何柱国所部与日军血战三日,不敌撤退,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日军进入山海关后,见到城中穿着军装或拿起武器的人就立即枪杀,并用炮火将古城建筑毁于一旦。

热河失守后,日军又派兵从冷口关、喜峰口、古北口三处向长城防线发起进攻。

镇守喜峰口的第29军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挥舞大刀想鬼子头上砍去。古北口的中国军人以伤亡万人的代价,坚守数十日,死守北平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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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长城抗战败了,但新的长城却在民众心中渐渐矗立起来。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开头两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在长城留下了太多记忆。

长城有帝王的雄心,有民夫的汗水,有将士的铁血,有民族的交融,有执政的教训,有戍边的功绩,有炮火的轰鸣,有箭矢的痕迹,有金戈铁马的呼啸,也有紫塞秋风的壮美。

立志修10万公里铁路的近代革命家孙中山,说起长城,也是满腔的自豪感:“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

作为人类史上的奇迹,长城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中华书局,2005年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

罗哲文:《长城史话》,北京出版社,2018年

徐永清:《长城简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

(美)盖洛:《中国长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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