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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620-新疆莫尔寺
审核:肖小勇 / 文字:杔格
制图:果栗乘 / 编辑:果栗乘
【致谢】本文的内容及图片得到了“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莫尔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肖小勇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感谢“中国民族报社”和“道中华”(ID:daochinese)文宣平台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在新疆坐火车一路南下,即将抵达喀什之时,若向窗外眺望,就会瞥见远处大漠中,矗立着两座并列的“土墩子”。
这突如其来的场景,在一般人眼里,或许会觉得平平无奇。但这两座所谓不起眼的“土墩子”,却是目前新疆发现最早的佛教遗址之一——莫尔寺遗址。
“一圆一方”,两座“土墩子”
(图:莫尔寺考古队)▼
其中的莫尔佛塔,正是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它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西部、保存最好的泥土建筑佛塔之一,实证了佛教曾在古代新疆地区传播和盛行。
经历了约1800年沧桑岁月的风吹雨打
(图:莫尔寺考古队)▼
而这一切,还要从喀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地理位置说起。
上个世纪的盗掘
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后,作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疏勒(相当于今喀什地区)正式归附中央王朝。
两汉时期中央大力经营西域
东汉的西域大本营曾在疏勒
班超等历史人物长期在此驻守
(盘橐城遗址,图:杔格)▼
古代喀什,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此交会,然后西通南亚、中亚和西亚等以远地区,连接古代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作为中国西出中亚、南亚的交通枢纽,古代喀什也是印度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
横屏-喀什在陆路交通的地位极其重要
因此也成为了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
汉唐时期,疏勒佛教兴盛,随处可见造塔建寺,讲经说法的名僧云集于此。至玄奘经过时,已有大小寺庙数百所、僧徒万余人,是当时西域主要佛教中心之一。公元10世纪前,佛教属于当地流行的主要宗教,对西域乃至全国佛教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来,新疆的佛教文化遗存,湮没在千余年史海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在新疆四处侵扰文化遗址,这些西域佛教遗存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10世纪之后,喀什又是另一种文化了
(艾提尕尔,图:杔格)▼
莫尔寺遗址,最早引起了沙俄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注意,他最先在《喀什的古代遗迹》一文中发表了莫尔佛塔的照片。
这是莫尔佛塔的第一张照片
拍摄于1892年(图:彼得罗夫斯基)▼
1900年,来自英国的斯坦因等人,实地测绘了莫尔寺遗址首张平面图,这也是第一张莫尔寺遗址地形图,图中标出了6处遗迹的分布情况。
但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说明
莫尔寺遗址年代的证据
(图:斯坦因、拉姆·辛格)▼
1906年,法国人伯希和,也曾到莫尔寺遗址进行短暂盗掘,攫取一些文物后就离开了。
伯希和拍摄的莫尔佛塔全景照片
(图:伯希和)▼
简而言之,莫尔寺对于当时的外国人而言,就是搜寻佛像、壁画、文书、木简等文物之时“附带”被关注的遗址。
因没有重要发现成果,而只是被简单记录了一笔,他们都认为莫尔寺不是一个值得花时间的地方。
彼得罗夫斯基、斯坦因、伯希和▼
莫尔寺遗址
莫尔寺遗址在喀什市中心东北约33公里处,位于有着“百果之乡”之称的伯什克然木乡境内,距离最近的村庄莫尔村直线距离约4.5公里。
莫尔寺遗址在当地可是一处著名地标
它是喀什绿洲目前所见最大的独立佛教寺院遗址
就连附近的村名也是莫尔村(图:莫尔寺考古队)▼
它处于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部一处洪积台地上,其西、南面为辽阔的恰克马克河流经的冲积平原。虽然地处荒漠,但周围有绿洲。
一条大致呈东西向的侵蚀沟
将台地切分为西北部和东南部两部分
因而遗址也被分成了两部分
主体部分位于西北部的主台地
少量遗迹分布于东南部小土丘
(图:莫尔寺考古队)▼
十分巧合的是,南疆铁路阿喀段在建设过程中,为了避开古玛塔格山,向东蜿蜒绕行,正好来到了莫尔寺遗址附近。也是因此,才能出现“坐着火车看佛塔”的景象。
莫尔寺遗址在一处剥蚀台地上
遗址位于台地东南端
紧靠西侧陡崖分布▼
虽然在行政区划上,莫尔寺遗址位于喀什地区喀什市境内,但它实际上位于喀什地区喀什市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的交界地带。如果单纯计算距离市区的直线距离,莫尔寺遗址实际上距离阿图什更近。
莫尔寺遗址基本位于两地州的分界线上
(图:莫尔寺考古队)▼
阿图什市,也是“大喀什”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克州州府的所在地,“喀什-阿图什”组合更是新疆境内(兵团城市除外)唯二的地州中心基本毗邻的类型代表,另一个就是“乌鲁木齐-昌吉”组合,历史上的联系非常密切。
一个“喀什-阿图什”,一个“乌鲁木齐-昌吉”▼
“莫尔佛塔”之名,是当地人依据它的外形流传下来的叫法,“莫尔”在维吾尔语的意思是烟囱。很多年以前,当地人把耸立于台地上的高大泥土建筑称作烽燧、烟囱,所以也有人曾误将莫尔佛塔认作古代烽燧,甚至也有人误认其为炮台。
莫尔佛塔采用了犍陀罗经典的窣堵坡样式
(图:莫尔寺考古队)▼
1990年和2008年,在第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莫尔寺遗址仅采集到一些陶片等标本。2001年,莫尔寺遗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莫尔寺遗址的文保碑
一处大型独立式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
(图:莫尔寺考古队)▼
之前,莫尔寺遗址虽然再现了有120余年,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莫尔寺遗址考古工作较少,人们对遗址的分布范围、文化堆积、文物构成、年代等问题一直不是特别明确。
长期以来人们对莫尔寺的认识就是两座塔
毕竟这是莫尔寺遗址地面可见的两大遗迹
圆形塔编号为1号塔、方形塔编号为2号塔
(图:莫尔寺考古队)▼
2019年起,莫尔寺遗址考古纳入了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属于“多元宗教及本土化研究”课题框架。
为加强遗址保护、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喀什地区文物局、喀什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协助下,于2019年6月开始对莫尔寺遗址进行主动考古发掘。
肖小勇教授带队的中央民大莫尔寺考古队
(图:莫尔寺考古队)▼
2019年以来的新发现
通过五年时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确认莫尔寺遗址集中分布于面积约4万平方米,北、西、南三面为陡崖的洪积台地西南部,长约200米、宽近100米、面积近2万平方米,形成主要借助高耸的自然台地而不设围墙的大型地面佛教寺院。
长达五年时间的系统科学的研究
基本上复原了遗址的总体布局和各类建筑的形制结构
揭示了遗址寺院建筑的兴建、发展和废弃的历史变迁
(图:莫尔寺考古队)▼
同时,遗址清理出山门大道、山门大殿、带主殿的多间式大佛殿、带中心佛坛或塔柱的“回”字形佛殿、独栋式僧房、带坐台的僧房或禅室、厨房、讲堂等10余处大型建筑基址,发现并部分复原圆形佛塔的基台、方形大塔的基座和基台。
“回”字形佛殿分为方形和长方形两种
为4-6世纪塔里木和中亚地区流行的建筑样式
其中Ⅲ号建筑中的“回”字形佛殿为方形
位于Ⅲ号建筑的西北角,门朝西南
除了Ⅲ号建筑,Ⅳ和Ⅶ号建筑也有“回”字形佛殿
(图:莫尔寺考古队)▼
寺院建筑群以圆形塔为中心,在北、东、南三面修建各类不同形制、功能但毗连接续的房屋建筑,圆形塔北形成中心广场,方形大塔位于遗址西北端,山门大殿和山门大道位于东南端,形制布局保存基本完整。
莫尔寺遗址区域高程图
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
利用台地四周自然形成的陡崖作为寺院的边界
遗址附近有坎儿井供水设施
(图:莫尔寺考古队)▼
寺院建筑布局也被完整揭露,结合不同建筑朝向变化和打破、借用、避让关系,以及出土遗物特征和碳十四测年,揭示出寺院的演变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至迟始建于公元3世纪中叶(东汉末或三国),约9世纪末10世纪初(唐代)废弃,延续时间近700年。
莫尔寺现场出土的石膏佛像均为残片
较大残片包括头发、脸部、手臂、手掌、腿脚、衣饰等
(图:莫尔寺考古队)▼
覆钵式舍利塔是遗址最早修建的建筑之一,位于建筑区的中心,以其为基点,佛寺于北、东、南三面陆续增建和扩建,大体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个阶段。
莫尔寺遗址分期平面图
两塔之间布置僧舍和佛殿
(图:莫尔寺考古队)▼
早期(第一阶段,始于约公元3世纪中叶),修建了山门大道和山门大殿,印度、中亚风格的覆钵式舍利塔和仅见于喀什本地特征的独栋式多室僧房。
圆形佛塔就是第一阶段的标志性遗存
(图:莫尔寺考古队)▼
中期(第二阶段,约公元4-6世纪),增修塔里木盆地流行的“回”字形佛殿、厨房等建筑,构建出中心广场。方形大塔可能修建于这一阶段,但因独立于外且无连续地层,不排除更早或更晚的可能。佛教信仰从以舍利塔崇拜为中心向以佛像崇拜为中心转变,供奉的佛像形体较小。
方形大塔也是标志性建筑之一
其位于最北端,结构为五层土坯塔
从塔底坍塌堆积底部的厚层烧灰判断
此塔原应有某种木构设施,后被烧毁
(图:莫尔寺考古队)▼
晚期(第三阶段,约公元7-10世纪),主要新修具有汉传佛教建筑布局特征的佛殿、讲堂等建筑,殿内供奉2倍于真人大小的佛像。大约到9世纪末10世纪初,主要建筑被烧毁。遗址废弃后,还经过了长期的废弃后利用阶段。
Ⅱ号建筑体现出汉传佛教建筑布局特点
可能与武周年间的大云寺有关
当时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
安西四镇的疏勒镇自然也包括其中
该佛殿类型在新疆地区极少发现
这也是汉传佛教“倒灌”西域的一大重要例证
(图:莫尔寺考古队)▼
发掘表明,莫尔寺遗址是目前中国最西部始建年代最早、延续至唐末、且保存至今的一座大型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揭示了从佛教初传中国到唐末这一时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国化发展演变过程。
此石膏佛像已成为莫尔寺的代表象征之一
(图:莫尔寺考古队)▼
莫尔寺遗址既有印度和中亚佛教传统,也有喀什当地特色,还反映了中原文化影响,是三者在中国最西部地区深度融合的首次发现。
中央民大在这处带有“汉传佛教”性质的新疆遗址中
考古发掘出土了诸多石膏佛像残片文物
第三行第三列可以看到疑似佉卢文的痕迹
(图:莫尔寺考古队)▼
莫尔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同时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商品经济、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等方面对西域地区的深远影响,实证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类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有力见证。
中国考古也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接力
(肖小勇教授指导同学测量遗迹坐标,图:莫尔寺考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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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莫尔寺考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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