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把兵权抓在皇室手里反而导致了清朝灭亡?

为何把兵权抓在皇室手里反而导致了清朝灭亡?

袁世凯在1915年

  1911年10月(旧历辛亥年),武昌一声枪响。与精心谋划但终告失败的黄花岗起事等暴动相比,这一次,革命党可谓仓猝而应,事前并无成算,但却取得了如孙中山事后所承认的“意外的成功”。

  从黄花岗到武昌,革命党的力量并未得到实质性改观,但相形之下,厌弃大清王朝的阵营却是明显扩大了,否则无法解释作为孤城的武昌一声号召,居然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响应,而且在这些响应的地方,出面主持独立的多数并不是革命党人。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历史循环的定理再一次显露了它的伟力: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王朝仍然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军队要在皇室手里”

  慈禧光绪死后,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摄政王载沣实在有点力小而任重。

  载沣身份颇为特殊,他既是光绪之弟,又是慈禧最宠爱的大臣荣禄之婿,故当慈禧不惬于首席军机奕劻之际,乃命载沣入军机以分其势。这就是载沣进用之因。

  载沣此人其实也没有多少明显的缺点,但能力平庸却是不可讳言之事实。能力平庸一点,如果谨慎小心,不乱变更,也许还可以维持守成的局面,但载沣却想干成一件大事,以确保清皇室的万世基业。清季革命党以满汉民族矛盾作为他们向清王朝攻击的利器,如何防范?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说载沣1901年到德国去了一趟之后,自以为取得一条真经,即“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派遣满洲少年亲贵们放洋学习军事乃流行开来,年轻人当然都是有权力欲的,亲贵们回国后在这一点上便很容易和载沣达成了共识。

  不论是非,单纯从统治效果上分析,让所谓自己人抓兵权当然是不错的,但也要看时机是否得当情势是否许可。对于在种族革命风暴中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来说,在军队中排汉不是正好给革命党提供了攻击的炮弹吗?而就当时的客观情势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在军队中苦心经营多年,手下高级军官均唯其马首是瞻,又怎能通过换上一些并未打过仗的满洲少年亲贵统领,就令军队改心归顺?

  载沣把袁世凯驱赶回乡,逼使后者以息影山林的方式韬光养晦,这是其权力攀上顶峰的标志,也是他决心要干一件大事的开端。开端似乎很成功很顺利,袁世凯猫在乡下装作以垂钓赏雪打发光阴,北洋武人发了几句牢骚但也没有什么大的哗变,但成功的开端却隐藏着失败的结果。当武昌枪响,曾到德国学习军事的旗人荫昌奉命率军前往镇压,而袁世凯的旧部均不听其号令时,载沣还是得把袁世凯请回来。尽管时移势异,这一次,再回来的袁世凯的要价比当初高出了许多,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请来救命的“催命郎中”

  清廷前倨后恭地请回袁世凯,实为万般无奈之举。袁世凯势力在清末逐步发展,渐成尾大不掉之局,其实不仅被载沣等满人视为大忌,另外一些忠于清廷的汉族大臣也对他充满了疑虑。

  曾为军机大臣做秘书的高树所撰《金銮琐记》录有一诗,专门写袁世凯当年进京的气派,诗曰:“卫士持枪似虎熊,桓温入觐气何雄;玻璃窗内频探望,暗暗心忧两相公。”诗后自注:“项城( “项城”为袁世凯的郡望,编者注。 )在湖园入觐,卫士如虎如熊,有桓温入觐之概,王、瞿两相国在玻璃窗内观之。观后,凭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王、瞿两相国”,就是两位军机大臣王文韶和瞿鸿机。当时慈禧犹在,袁世凯会不会像东晋权臣桓温一样威胁皇室,已经是有眼光的人们挥之难去的阴影。现在,袁世凯刘郎重到,而且所攫取的权力更大,皇室所能制衡的牌更少,当年的这个问题显然是更加尖锐更为紧迫了。

  在清廷被迫解散让汉人愤懑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其组阁之权的时候,中外朝野都在严重关切袁世凯下一步的动作。但袁世凯却还在发挥他的演员天赋,若无其事一般。《凌宵一士随笔》记载,袁世凯入京组阁,一位日本外交人员与其有旧,第一个请见,密询袁意,“袁氏力言‘靖乱报国,之死靡他’,忠诚溢于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为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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