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统治者自救努力为何难挽灭亡命运

同文馆中的学生

洋务运动时期的工厂

　　晚清时期，面对着内忧外患，政权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危急局面，清朝统治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他们采取了两手并用的应急措施：一手是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威胁统治权力的敌手全力镇压；另一手是在可能范围内实施某些政治经济变革，力图以此加强统治力量，化解政治危机。这种情况，最明显地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

　　前面一手，是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在外敌不过是“肢体之患”“肘腋之忧”而造反的农民则是“心腹之害”的思想指导下，不惜向刚刚占领过京师给予清王朝沉重打击的外国侵略军求助，实行“借师助剿”，联合镇压。这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政治本质。

　　另外一手，则主要表现在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最后10年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上。

　　洋务运动和新政预备立宪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是不应该忽视和否定的。洋务运动时期，建工厂，修铁路，开矿山，行轮船，在中国首次引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开同文馆，派留学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所有这些，可以说迈开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新政和预备立宪，把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伸展到制度层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但是，社会实践对这些活动作了最好的评判。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新政和预备立宪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半途夭折，同清王朝一起成了历史的过眼烟云。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自救努力，终究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命运呢？在我看来，这些活动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叫做“表不治本”，一个叫做“缓不济急”，一个叫做“势不可为”。

　　表不治本： 封建专制未曾动摇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就是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本体是不可动摇的，西方的“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则可以拿来应用。新政和预备立宪虽然提出某些政治方面的革新，但出发点和归宿依然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皇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宪法大纲》）。在封建主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嫁接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使它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是“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戊戌政变记》），谭嗣同的批评是“不务本而欲齐其末”（《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康有为则指出洋务运动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上清帝第四书》）。这里所说的“本”“本原”“根本”，指的就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这个“命根子”，不跳出这个藩篱，就不免“百事皆非”，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取得实际效果。其实这一点，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李鸿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就坦率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但碰到大风大雨，“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

　　缓不济急： “立宪”成为拖延之计

　　洋务运动虽然只是枝节的改革，但在顽固势力看来，已经有“用夷变夏”的危险，所以竭力阻挠和反对。因此洋务运动只能步履维艰，蹒跚前行。仅仅一个修铁路问题，就整整争论了十年。预备立宪时，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接过“立宪”的旗帜。但定计之初，就明确说明“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这句话透露了问题的本质。“立宪”本来是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不举这个旗帜，政权危在旦夕；接过这个旗帜，至少可以苟延残喘，敷衍一时，所以重点正在“预备”二字。“预备”也者，就是并不打算马上兑现之意，至于什么时候实施，不妨推到遥远的将来。整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如此磨磨蹭蹭，一波三折，其实倒是早就确定的方针。这不仅使革命派进一步看清清廷预备立宪之虚伪，也使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大失所望，使许多立宪派转到共和革命的立场上去。革命形势一触即发，而清廷却企图用这种拖延战术来应付，正所谓“急惊风碰上慢郎中”，其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势不可为：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控制着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列强，决不允许在这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改革。列强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科学技术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有些人竭力夸大这一点，宣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没有西方文明中国就不能进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中国封建的“超稳定系统”，不但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这样的说法，就把主次颠倒了，把本质非本质的东西颠倒了。因为殖民主义侵略统治这些地区和国家，主要是为了向这些地区攫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绝不允许这些地区和国家走向现代化。正像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入侵印度的影响时指出的，尽管不列颠带给印度蒸汽机和科学，但“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真实。

　　所以，对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历史作用，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如果认为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的“破坏”和“捣乱”，只要耐心等待清王朝进行有秩序的改革，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这样的设想，自然远离于历史实际，即使不是偏见，至少也是过于天真了。

　　总之，清朝统治者曾经做了许多努力，以图挽救王朝的覆亡。这些努力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这些努力无法抗拒历史大潮的冲击，“无可奈何花落去”，最后终于没能避免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