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康熙撤藩之役

揭秘康熙撤藩之役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玄烨谕令,将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

    这种发泄仇恨的奇特做法,堪称首创。如此高智商的皇帝,情急之下,做出这等没水平的事情,只能证明他气急败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才出此下策。说白了,即使将其骸骨磨成齑粉,对死了四年之久的吴三桂,除了落一个笑柄外,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将其骸骨分发各省,予以展示,更是匪夷所思。如此野蛮而且下作的报复手段,不但起不到儆戒作用,无非使人徒增反感而已。

    他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因为这位皇帝差一点栽倒在吴三桂手下。

    吴三桂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之一,如果他真赢了的话,我相信也没有几个中国人会高兴的。但是,康熙有相当一段时期,被这个吴三桂逼到墙角,老百姓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这个汉奸居然弄得他很丢脸。康熙当然知道汉人看他的笑话,你养了一条狗,你又惹了这条狗,这条狗转过屁股来咬你,活该!所以,他恨这个吴三桂,恨到极点。

    他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局促在云南一隅的他,挥师北上,来势凶猛。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福建、广东诸省响应,江西、陕西、甘肃等省波及,不知如何是好?二是更想不到八旗子弟兵,尤其不成器。“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时机者。甚而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昌货贿,占据利薮。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玩寇殃民,攘夺焚掠,稍不如意,即指为叛逆。不知怎样应对?”《清通鉴》记他在永兴之战失利以后,“忧心忡忡,现于词色”。

    虽然,他最后险胜了,但是,这是一道道最简单的算术题,傻子也能算清这笔账。吴三桂死时已七十四岁,这年玄烨刚二十五岁,两人相差四十九,快五十岁,有足够的时间等到他自然死亡后,肯定是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何必打八年仗,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然而,年轻气盛不可一世的他,等不及。自以为是天纵过人的他,不能等。康熙的道理非常简单,非常自信,朕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就不动声色地拿下辅臣鳌拜,独掌朝政大权。那么,朕二十岁了,还不撤除三藩,以去心腹之患,更待何时?

 

    于是,此人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因为先前有决策权的大臣,如鳌拜等,不是杀头,就是打倒,再也无人阻挡,谏劝此事之不可为。后来剩下的大臣,如明珠等,都是马屁精之流,只会顺杆儿爬。玄烨遂在处置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位汉族藩王的策略上,改变多尔衮、顺治、一直到鳌拜的利用之,收买之,尊崇之的同时,逐步削减之的手段。这班人未必喜欢这个为满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平西王,但是相信年龄不饶人,是个绝对真理,相信时间最后可以摆平一切,也是客观规律。

    然而,康熙高估了自己,他以为能把拥有至高权力,如四辅臣,如鳌拜等统统拿下,吴三桂岂在话下?可他没有仔细思量,鳌拜之流固然在朝廷里有党羽,有耳目,可都在陛下的视线之内,掌控之中呀!而吴三桂却远在南疆,鞭长莫及,何况那是有地盘,有军队的实力派?现在,你一纸谕令,要他和他的部属,撤出经营了十年之久的云南、贵州,再去驻防山海关,再去拓荒垦边,分明是激其生变,促其反叛。

    别看如今对康熙的吹捧,甚嚣尘上,对盛世的渲染,离奇过分,其实,他不高明,至少在“撤藩”上,走了一步臭棋。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逼反功臣,引发内战,是在建国三十年后,而且一打就是八年,只有这个康熙这个太自信的笨蛋,才能干得出来的糗事。其狂妄,其愚蠢,其冒险,可想而知。

    结果,这场仗,打了八年,吴三桂差不多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其间,双方进行过六次殊死决战,吴军胜四,清军胜二,吴是占上风的。几年的仗打下来,吴的总兵力为清军的两倍,无论数量和质量上,玄烨都不是吴的对手。因此,如果不是吴三桂病死,战争未必很快结束。既然战争还要进行下去,那么,他被吴三桂打败的可能是存在着的。至少还要再打上若干年,才能定胜负,唯其如此,玄烨的赢,赢得有此忐忑。

    “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这是发自他内心的话,说明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的尴尬,曾经使他六神无主过。

    在中国历史上,撤藩,是一种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做,然而最好不做的危险游戏,因为涉及到地方利益,被剥夺者通常要进行反抗,而剥夺者也就必然要进行“反”反抗。于是,无论剥夺者成功也罢,被剥夺者不失败也罢,双方都没有好果子吃,都得付出代价。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用晁错计,削夺诸侯国部分土地,归中央直接管理,昊王刘濞、楚王刘戊,与其他五位侯王,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称“七国之乱”。刘启派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大军镇压,历时三月,叛乱平定。公元1399年,明惠帝朱允炆纳齐泰、黄子澄削藩之策,是年7月,驻北京的燕王朱棣,以诛齐、黄为名,举兵反。这一仗打了四年,朱棣攻入南京,惠帝自焚,叔叔夺了侄儿的江山。唯有公元961年与969年的宋太祖赵匡胤的两次“杯酒释兵权”,算是一次成本极低的“削藩”行动。

    看来,这位少年天子,此时仍属于不学无术之流,并没有从中国历史上,怎样使尾大不掉的各路诸侯,削权降格,使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解除武装,使功高震主的开国元勋,不再干政的事例中汲取教训,而是一意孤行,非要逼吴三桂就范。结果,他自己也承认这场险胜,与失败无异。“伪檄一传,在在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然而,掀起这场战乱的这个主谋,并不责备自己,却振振有词地反问大家:

    “忆尔时惟有莫洛、米思翰、明珠、苏拜、塞克特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明言迁移吴三桂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以上均见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

    听听,这等错了不认账,把责任都推给别人的口吻,多么无赖,又多么可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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