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为何盛极一时：清皇室的财源

　　在中国大陆南端曾有一片对外开放的商馆区。近代以前，这个远离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就是在清代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行。关注清宫生活或十三行兴衰者不乏其人，而对十三行与宫廷关系的探索，几乎是个空白。让我们透过清宫秘档去发现那湮没已久的历史。创立于康熙盛世的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设立在广州的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从17世纪末开始，每当世界贸易的大帆船泊靠广州港，便有善于传译语言、沟通商情、熟悉洋务的洋行商人负责接洽远方商户，统购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物产。广州十三行独具魅力地吸引着西方的淘金者，令中外商贾八方云集。乾隆二十二年(1757)，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乾隆皇帝，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国商船，在他南巡回京之后，断然在全国实行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宣布撤消原设的沿海各关，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作为粤海关所属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为止，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八十五年。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造就了南国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从此，十三行的命运便与清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广州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向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惟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来自各国的船队，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异国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丝绸的华贵、瓷器的典雅和茶叶的芳香，于九十月间乘季候风回归。时人赋诗：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番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这就是18、19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从世界商贸的眼光看，独口通商实际是一种贸易上的束缚，但它在客观上孕育了广州十三行这一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对于宫廷来说，在中国大陆南端，出现了一个富饶的“天子南库”。洋船到港数目直接影响到粤海关的岁收，而海关贸易税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观财源。为此，清帝每年都要过问洋船数目，从而了解进出口货物品种及贸易税收情况。从广东大吏历年进呈的奏折、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前，海关贸易最旺的一年，洋船到港二十七艘，税银仅五十二万两。乾隆五十五年(1790)，洋船增至八十三艘，税银达一百一十万两。到鸦片战争之前，洋船多达年二百艘，税银近一百八十万两，是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洋船增多，洋行便有所添设，乾隆二十二年(1757)，洋行数目创下历史最高，达到二十六家。十三行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皇室的经费开支，通过粤海关输送宫中，而皇室每年开销白银约在六十万两左右。据档案记载，皇帝把十三行作为财源滚滚的银库，常亲自审查经费的解交情况，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是问。雍正年间的杨文乾、祖秉圭及乾隆时期的李永标等，都是因亏欠银两或贪污腐败，被皇帝从粤海关监督这一肥差职位上革除下来的。雍正帝还告诫革职留任的祖秉圭：“小心保住脑袋要紧。”为了广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试图加重浙江海关关税，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广州贸易。他说：“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然而，该策略并未阻止北上的洋船。于是，乾隆断然实行封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其原因既是为维护东南海防，也是为保证广州洋行生意。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水平和对外贸易信誉。在豪商巨贾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他们都是家业显贵、锦衣玉食、园宅华丽。十三行街成为当时的“华尔街”，大的商号拥有资产上千万银两，出现了一批世界级豪富。洋行巨头之一潘氏家族，长期操纵着对英国生丝贸易的市场。其豪华别墅临广州珠江而筑，堂皇气派，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在这里会晤。伍家豪宅与潘园交相辉映，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伍氏洋行与美商关系最为密切，这里出品的茶叶，通过美国旗昌洋行远销欧美各地。19世纪中期，凡带有伍家图记的茶叶，在美国就能卖出高价。伍家资产在道光十四年(1834)约有二千万两白银，被当时的西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氏商人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之一。嘉庆年间，行商卢观恒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形成长期合作的利益关系，得以独占棉花交易市场。

　　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据记载，道光二年(1822)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商馆价值四千万两白银的财务，“火之大者，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由此我们可以略见十三行商馆的奢华。有位官员在上奏皇帝时说，由广东销烟引发的中外鸦片战争，其战火之所以绕开广州，与十三行商馆中囤积着大量外国公司的财富不无关系。十三行行商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的显赫使他们成为巨大的捐献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过人、能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之外，更有交通官府、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从清代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洋船到港投行卸货之后，行商总会私下赴海关衙门行贿送礼，以获得官府对其把持行市的许可。雍正年间，行商每年缴送这种买办银两达三至五万，相当于粤海关正税的三分之一。因此，行商从官府方面得到过许多庇护。为了讨好朝廷，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乾隆五十二年(1787)，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三十万两，随后自五十三年(1788)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三百五十余万两。行商还通过当时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以捐输报效的巨款，换来许多官衔和职务。潘、伍两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阶，由此，他们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帝素以西学和洋货为奇，广州十三行正是处在这段时期，因其特殊的商贸地位，成为宫廷所需各类人才的中转站和奇异洋货的供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