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循吏系地方基层官员 多勤廉施政有民本意识

古代版画瑞世良英-循吏传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中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重农宣教、奉公守法的州县地方官之固定体例。

    《清史稿·循吏传》撰写者夏孙桐(1857—1941)在《清史〈循吏传〉编辑大意》中谈到，循吏入传之标准有三：其一，官阶以终于监司(布政使、按察使及道员)为限；其二，主要政绩发生在任内；其三，必须“廉、能”，缺一不可。按此标准，《清史稿》共记载了116名循吏的事迹。这些政绩卓著、勤廉施政的州县官，是清代地方基层官员的代表，也是国家政策在地方的具体实践者。

    《清朝通典》详细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掌，其中，知州、知县掌管州县之政令，征赋役，判案狱，兴文化，以及养老、祀神、读书之事等都要亲力勤理。他们权辖兵政、民政、司法，主管境内轻徭薄赋、兴修水利、重学兴教、淳厚民风、平冤断狱等诸多事项，事繁责重。当时的各类官箴书对州县官的职责也多有提及，除上述诸项外，还包括清除盗贼、赈灾备荒、劝课农桑、养赡孤寡等。有官箴书专门强调，州县官身担兴利除弊之责，与民众最为休戚相关，倘若州县皆得用其人，则政简、刑清、民安、物阜，故有“造福莫如州县”之说。

    州县官作为“亲民之官”，是真正负责地方实际事务的基层官员。有鉴于此，清代非常重视州县官的选任。如县官的来源主要是科举中试的进士及举人，其余则是以积功受奖或“拔贡”(由地方保送入京朝考)等方式授官。历经严格考核走马上任的州县官，是如何履职的？《清史稿·循吏传》中刘衡的为官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嘉庆五年(1800)，25岁的刘衡中乡试副榜贡生，充正白旗教习。十八年，刘衡以知县派发广东四会(今四会市)，开始其长达近20年的地方官生涯。

    治盗平乱，安定社会。刘衡上任之初，奉令巡河。当时巡河兵卒多与河盗串通犯案，刘衡便日夜坐卧船中，与兵卒同甘共劳，河盗大为收敛，巡河兵卒风气亦整肃一新。四会土地贫瘠，盗贼猖狂，时常白昼劫人，官府束手无策，百姓深以为害。刘衡仿照古代寓兵于农的做法，训练地方团练壮丁，连村自保，于是地方治安大为好转。

    兴利除弊，教化民风。嘉庆二十二年，刘衡调署博罗知县。博罗地方土豪与衙门蠹役互相勾结，欺压百姓，而此地民风强悍，民多轻生，时有民众自杀自残之事。刘衡亲历各乡，多方开释，教导民众自爱生命，同时察知实情，严惩主使者，致使民风大有改善。道光三年(1823)，刘衡授为四川垫江知县。垫江民俗轻生，与博罗相似，刘衡多方开导，终其任期，县内再无自戕者。对于鳏寡无助之人，刘衡时常捐送俸银筹措衣粮资助，对于弃婴，则设法收养，百姓莫不赞其爱民如子。

    治水保民，深得人心。刘衡为官通达下情，诚信动人，平时有事下乡巡行，轻车简从，自备干粮，决不扰民。他自垫江调署梁山时，垫江民众前往州府请愿，希望“还我刘公”。梁山民众则哀求州府，乞求“暂借刘公”。梁山处于群山之中，远离水道，常年为旱情所困。刘衡率众修筑塘堰，因时蓄泄。他还倡捐银两，置田建屋，每年得谷数百石，以养孤贫。刘衡后来路过垫江，乡人以为他回来执政，道途相迎，欢声雷动，后来得知是转赴他任经过此地，乡人恋恋不舍，至有痛哭。

    整压吏胥，理讼明断。道光五年，刘衡调任巴县。巴县为重庆府首县，讼狱繁多，号称难治。县内额外胥役多达千余，时常擅权作恶，危害百姓。刘衡上任后，事必躬亲，将额外胥役遣散为民，只留百余人使令，自此吏役皆畏法而收敛。他强调“官须自做”，潜心研读律令，颇有心得，以亲审案、明断狱既而杜绝胥吏之弊而著称。每日坐堂署判狱，不设家丁，堂中设立一锣，号称“达情锣”，事先声明，凡有冤情，均可直接击锣，闻声即出堂审判，并不假手他人，百姓称他为“刘大锣”。判决时，他亲书判语，让双方过目。若有不识字者，令书吏朗诵，必令双方心服离去，亦使蠹役无从作弊行奸。所判或有舛误，立即更正，决不马虎，百姓感动，呼为“刘青天”。刘衡初上任时，积案数千件，及至卸任，仅遗某举人请咨一案未清，移交后令。出任县令十余年，所断之案无一上诉，亦无翻案者。

    办学兴礼，重视文教。为政重教是清代循吏的重要特点。他们不仅兴学校、办书院，还订立条规，严格监督，而且时常亲自授课，以为表率。刘衡刚到博罗时，便召诸生到明伦堂宣讲《四书》，当地书院经费欠缺，他又捐出俸银生息。在垫江，刘衡修葺凌云书院，与诸生讲论经史文艺，贫困子弟无力向学，他发动绅民捐建乡学20余处。

    尽心吏治，鞠躬尽瘁。道光七年，刘衡升为绵州直隶州知州，蒙皇帝召对，训以“公勤”二字。十年，擢升为河南开归陈许兵备河务道。所属闻听刘衡声名，都非常敬畏。这年冬天，清廷派使者巡阅各地河防，江南、河北等地料垛不实，官员多被罢黜，惟河南厅汛无人免职。不久，刘衡染病，久而未愈，乞归。二十一年病逝于家中。

    刘衡注重经世，尽心吏治，他在讲经讲学时常常强调，为治之要在恤贫保富，端正人心，匡正士习。所著《庸吏庸言》、《蜀僚问答》等书，详述兴利除弊之道，为时人所重，将它们与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同奉为圭臬。同治五年(1866)，四川学政杨秉璋疏陈刘衡历官循绩，奏请将其政绩宣付史馆，编入《循吏传》，诏谕允准。

    在中国古代，循吏是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实际贯彻者和具体执行者，是国家政权在地方的代表。正是由于这些循吏所发挥的正面作用，政府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治理得以有效实施。从《清史稿》所载循吏保民、惠民、恤民、养民的诸多吏治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循吏大多具有体民心、重民情的民本意识，并特别注意以廉率下，以德化民，劝民向善。

    在中国古代制度建设尚不规范，地方治理很大程度取决于“人治”的背景下，循吏作为“亲民之官”，以其身体力行，承担着沟通国家行政体系与地方基层社会的重要职责，体现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拓展了促进地方发展的职能空间。以此角度言之，清代循吏的吏治实践，为我们认识传统社会国家政权与地方行政及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