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年天津粥厂大火纪实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四日(1878年1月6日)，天津发生一场特大火灾，造成了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震动，也为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近两千灾民葬身火海

    这天清晨，天津东门外一处地方，突然浓烟滚滚，火光烛天。这时正值寒冬腊月，凛冽的西北风呼啸狂掠，火趁风势，风送火威，顷刻间熊熊烈火，将一座大悲庵及旁边搭建的一百几十间席棚统统吞没在火海之中。

    受灾的原来是专门收容饥民的一处粥厂，名为“保生粥厂”。所谓“粥厂”，是清代极其稀缺的社会救济机构中的一种。每到冬天，在一些城市中，由官府划拨或民间捐助，筹集粮款，收容流落街头无衣无食的灾黎和贫民，煮粥施赈。正如一些荒政书所说，一粥之微，虽然无异杯水车薪，但“得之尚能苟延残喘，不得则立时命丧沟壑”。光绪三年，正是清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旱灾“丁戊奇荒”期间，由于山西、直隶等华北五省连年大旱，流入京津的灾民较往年要多得多。因此，直隶总督衙门特地把天津的粥厂增设至十二处，总共收养灾民近六万人。这次发生大火灾的“保生粥厂”，就是专门收养妇女的粥厂之一，其中居住着妇女及少数幼童约两千余人。

    这次突发性灾难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触目惊心的。当时的《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初四日凌晨，煮粥方熟，各棚人等正擎钵领粥，呷食未竟，西北角上烟雾迷空，瞬息透顶。……一时妇女蓬头赤脚，拖男带女，夺门而走。……于是人众哭声震天，以挤拥门前，求一生路。回顾西北各棚，已成灰烬。焦头烂额，死尸枕藉。门靠大悲庵，系在东南，逾刻火乘顺风，直逼门前，各人被烟迷目，人多跌倒，俯首听烧。然虽死在目前，而姐弟子母，仍互相依倚，有以额颅触母，有以身体庇子，其死事之惨，实难言状”。“是日之火，起于辰，猛于巳，厂系篾席搭成，拉朽摧枯，至午前则该厂一百余棚，烧毁净尽。以后火尚不息，或炙人肉，或毁人骨，或熬人油，或烧棉衣棉裤，故至酉刻仍有余焰。”(1878年1月25日《申报》)

    后来经过清点收殓，大体弄清约有三、四百人获救，“所有尚具人形之老妪少妇孩童幼女，共收得尸一千另十九口”，此外还有“烧毁尸骨无存及四肢散失”者若干。“尸均烧毁焦黑，其形残缺，俯伸不一。所完整者，大都皮绽骨枯，较常人缩小，上下衣裤毛发，一概无存。最惨者……”(1878年1月26日《申报》)我们把描写得最残酷的部分文字略去，以减少读者在阅读时的感情刺激。即使这样，也足以使我们对这一场突发性灾难，带给人们何等难以言状的痛苦，有着刻骨铭心的深刻印象了。

    惨剧是怎样酿成的

    这场巨灾，事发突然，却并不偶然。在这个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背后，其实隐藏着许多必然。酿成这样的惨剧，是由各种因素所促成的，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面对大量灾民和城市贫民的存在，封建统治者为了避免政治动荡，维护社会稳定，不能不采取一些救济措施，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是值得肯定的。但封建政权不可能思虑周详地顾及贫苦群众的安危。因此，好事并不一定能办好，甚至可能引来一场灾祸。就拿“保生粥厂”的建筑来说，本来是借用大悲庵的房舍，后来灾民众多，不敷应用，便在旁边搭盖一片临时“篷寮”。“上系篾席盖成，外墙范以芦苇，里面彼疆此界，仍以篾席间之。……南北棚后，各留一通道，以为进出之地，计一人独步则宽，两人并行则隘。”(1878年1月25日《申报》)

    谁都可以想到，如此地狭人稠，通道窄隘，一旦发生火警，后果可想而知。可是，如此隐患四伏、危如累卵的生存环境，主事者既无任何预案，也不采取起码的防范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人的生命的漠视，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本质体现。

    粥厂的管理十分混乱。火起时，竟然看不到一个委员、司事的身影，除了煮粥、分粥的工役以外，当时只有一个看门人在场。可是，当人们踉踉跄跄地挤到这扇唯一可以逃生的大门边时，这个看门人竟然做出了一个绝对无法饶恕的举动：坚决不让人逃出门外，而且“将门下钥”，彻底切断了一部分本可以逃离火海的人的生路。

    如果脱离历史环境，人们是很难想象这个看门人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丧心病狂的做法的。原来，官府对待灾民，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戒备心理，很怕灾民为争取最低生存条件而闹事。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粥厂灾民是不能随意出入的，出入有定时，或鸣锣为号，或击梆为记。看门人不让人逃出门外，大概就是根据这个规定。

    大火烧了一阵之后，分管粥厂的筹赈局会办、长芦盐运使如山，津海关道黎兆棠等终于赶到了现场，二人“覩二千余人死状之惨，泣下如雨”，“相与莫可如何而已”。(1878年1月25日《申报》)稍后，当时称作“火会”的消防队赶来救火，救出的三四百人大概就是他们的功劳。这时恰好有一只兵船经过，士兵用船上的“洋龙”救火，不料因为取水问题，“火会”与士兵发生冲突，相互“追奔逐北”，士兵“遗弃洋龙各器而逸。”(同上)这虽是一个小插曲，却十分典型地折射出那个社会所特有的时代特征。

    灾后官方的应对之策

    一方面确实感到事态严重，责任重大；一方面也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九天，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报告了这件事情。奏折虽然请求对直接责任人该厂委员吕伟章、丁廷煌“一并革职，永不叙用”，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负领导责任人员像前面提到的如山、黎兆棠及天津道刘秉琳等，“分别议处。”但又强调官员们“飞驰往救”，“救出食粥大小人口甚多，其伤毙者亦复不少，一时骤难确计”。(《津郡粥厂起火事故分别参办并自请议处折》，见《李鸿章全集·奏议》)显然使用的还是官场惯用的“弥缝搪塞”的故伎，企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朝廷迅速作出反应，除责令李鸿章等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外，要求对包括李鸿章在内的相关官员一律“交部议处”。(《清德宗实录》卷64)实际上这时的李鸿章，正是“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衝，国家倚为重軽”(《清史稿·李鸿章传》)的“股肱之臣”，所以，所谓“交部议处”云云，只不过是应付社会舆论而做的表面文章，以后便不了了之了。不仅如此，相传黎兆棠是慈禧太后的干女婿，在下旨“交部议处”后不久，就发布了升任直隶按察使的消息。所谓责任追究，就在惩处了两个厂务委员后偃旗息鼓了。

    平心而论，灾难发生后，地方政府也确实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例如，组织慈善机构“泽济首局”收殓罹难者的尸体，发动社会捐助，对受害者给予抚恤等，但是，也有一些做法，是未必恰当的。例如，为了害怕发生类似事件，竟关闭了天津的所有粥厂，饥民发给高粱一斗五升，统统遣散。原来藉粥厂勉强度日的数万饥民，再度流落街头，“鹄面鸠形，目不忍睹”。不少人贫病交迫，冻饿而亡。这种因噎废食之举，引起了社会的强烈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