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军事行动纪实: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北洋政府军事行动纪实: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战后中国政府在北方的
军事行动纪实

  (1)徐树铮立马库仑

  “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徐树铮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

  外蒙古一路的总指挥是徐树铮将军。

  说起来,那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是面对国家大义,依然不乏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萨的看法,此人乃是周公谨一流,才堪顾曲,但气度狭隘,而单论外蒙一事,乃真正有利于国家社稷。

  徐颇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徐世昌被称为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祺瑞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时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到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呢?这就是北洋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从一战爆发,北洋政府就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

  1919年,德国战败,北洋政府将参战军和原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合编为西北边防军,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即蒙古活佛,他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却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仑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间乐,不思蜀”。回顾蒙古民族的历史,对此人只有浩叹。他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意图首鼠两端,以为得利。因此,北洋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可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西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以为能成为左宗棠做收复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徐树铮自率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等“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2)中国出兵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方面,北洋政府在11月24日发表出兵西伯利亚的宣言。

  中国决定派遣海陆军两路挺进西伯利亚,陆军第九师先遣部队官兵661人,在团长宋焕章带领下,18日从北京出发,24日,营长苏炳文带官兵667人搭乘海军军舰开往海参崴。至10月26日,先后共有六批二千多名官兵,乘火车经哈尔滨赴海参崴,参加对苏俄干涉。海军则由林建章海军代将率领“海容”号巡洋舰及其附属部队组成,也开往海参葳。林建章海军代将(相当准将)节制全局。陆军宋焕章支队大约分驻于海参崴、伯力等地。美丽的海参葳,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当地中国人称为“银窝子,金葳子”,以言其富庶,19世纪末被沙俄吞并。北洋陆军进驻西伯利亚的同时,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也到达海参葳,有一张照片流传下来,左边是“海容”,右边是日本干涉军的“三笠”号,中间还有法国军舰。

  还有一张留下来的照片反映了当时参加干涉军的各国军人,其中就有宋的支队。其他的还包括捷克等国士兵,是当时被俄国俘虏的捷克人组成的捷克兵团,在远东的捷克兵团军官一百余名,士兵四千余名,指挥官叫盖达,《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就是他的部下。

  当时对各国军队的评价是:军纪最差的是日军,供应最好的是美军;军容最整、战绩最好的是华军。

  前两项不难理解,后两项有所出处。因为宋焕章的部队出身非常奇特。宋支队由第九师三十三团配属炮兵两连、骑兵机枪各一连组成,由三十三团长宋焕章任支队长。第九师的前身是袁世凯的第二期模范团,装备最好,新式德械,在当时世界上也可算是一流的精兵。

  这支部队的诞生,要追溯到徐树铮和蒋百里将军的恩怨了。蒋百里就是后来抗战持久战的提出者,蒋和徐两个人都是国家栋梁,而且都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可惜不能相容。这是因为蒋百里和段琪瑞有宿仇,蒋在日本陆校第三期独占鳌头,从三百多名日本毕业生手中夺去日本天皇赐剑,日人引为奇耻大辱,其实就算没有蒋百里,日本人也拿不了第一,第二名是中国另一员名将:蔡锷,因此他回国的时候极受重视。袁世凯对段的跋扈作势不满,正好新归国的蒋百里意气风发,锐意革新,袁就按照蒋的意见办模范团,并罢免了段陆军部长的职务,大有用蒋代之的准备,那是段一生最为凄惶的时刻,段徐一体,皖系上台后对蒋极为压制,蒋准备通过模范团中心开花建设新式国防军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是,模范团确实精锐。

  中国难得有派兵出国露脸的机会,故段政府派了这支仪仗队式的部队出国,军容整齐哪有奇怪。至于战绩,苏俄忙于内战,不想和干涉军发生冲突,在远东只有游击队进行牵制。俄人素恨日人,常有零散日军小分队遭苏俄红军游击队消灭之事。而苏俄红军和华军关系却不错,从无冲突,最多也是朝天放枪应付一下。所以华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损失,是以“战绩最好”。实际上,华军和苏俄红军相处可以说得上融洽,双方人员还常互相来往坐坐。

  可是,后续的接应却久久不到,徐树铮将军奉命率军离开外蒙返回。一年后,宋支队也只好后撤回国,虽然保障三江主权的基本目标达到,规复北方失地却无从谈起,留下的只有海军部队。林建章将军很奇怪,为什么后续部队迟迟不来呢?

  中国又闹内乱了。

  
(3)庙街事件

  1920年6月,直系发表“为驱除徐氏、解散安福系而致西北边防军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徐氏“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

  真不明白收复外蒙属于同室操戈,而直系和皖系之争倒不算?在国内政治压力下,总统徐世昌不得不将徐树铮免职下野,但直皖战争还是未能避免,结果段氏皖系大败;7月9日,段琪瑞下台,徐树铮遭通缉,逃入外国使馆。此时中国陷入军阀政客们的新一轮权力角逐,民族大局在他们个人和派系利益面前,变得微乎其微。

  徐树铮部离开后不久,他留在库仑的一个旅(实为一个团)被俄国准军事部队击溃,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虽然张作霖派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击败巴尔扎布,维护了内蒙古东部各旗的主权,井岳秀轻骑草原,稳定内蒙古西部各王公,但外蒙终于在1949年正式独立。苏俄更赤裸裸地将唐努乌梁海吞并。

  徐将军的一番功业,只是短暂的辉煌。

  外蒙一路在胜利之后走向黯淡,西伯利亚方面却还远远没有到收尾。

  林建章的部队着急,其实,比他们更着急的是海军奉命增援的陈世英,他的舰队应该乘热打铁很快赶去和林的舰队会合,却迟迟不能开动。

  1919年夏,虽然西伯利亚的苏俄红军依然只有游击队,白俄参军已经自料不敌,大部从海上向南方撤逃。苏维埃政权即将建立确凿无疑。“海容”舰携载大部分官兵离开海参葳,和其他主要干涉国一起撤军。只有日军乘机在这里驻留了下来。

  这个时候,陈世英的接应舰队还在如热锅蚂蚁一样研究怎样组成和北上呢。他的旗舰是原来属于长江舰队的“江享”号海防炮舰,其任务是建立一支中国政府的北方水上力量——江防舰队,永久性驻扎在黑龙江上。

  这时,江防舰队的北上实际关系到了中国北部领土的完整,因为日本正对那里虎视眈眈,他们不但不肯撤兵,反而增兵。略谓:“日本处境,与美国不同。就俄国过激派现势观察,实足危及日本安全,故日政府决定增派五千补充队,驻防西伯利亚东端”。

  甚至日本二次宣言,谓:“西伯利亚的政局,影响波及满洲、朝鲜,危及日本侨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视满洲为朝鲜第二了!“必待满洲、朝鲜,脱除危险,日侨生命财产,可得安全,并由俄政府担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亚屯兵”。

  中国政府在内乱之中,自知无力收复江北丧失领土,但依然针锋相对,决议克服困难,坚决派遣舰队北上。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抗议日本:“贵国关于西伯利亚撤退之时机,有满洲、朝鲜并称之名词,查朝鲜系与日合邦者,本国不应过问,而满洲系东三省,系吾国行省之一部,岂容有此连续之记载?实属蔑视吾国主权,特此抗议!”北京方面决定,由海军部派出王崇文为吉黑江防筹办处处长,并任海军总司令,命令陈世英指挥调驶“利绥”、“利捷”、“江亨”、“靖安”等舰,由沪北往松黑二江驻防。

  至此,中国海军各舰统称辽吉黑江防舰队,生火待发,再次北上西伯利亚。

  江防舰队包括旗舰“江享”号海防炮舰,浅水炮舰“利捷”、“利绥”,以及“靖安”号运输舰,因为“利捷”等舰为浅水炮舰,不耐航海,故此由该舰拖带行驶,前往北方。除了“江享”号外,其他各舰都是原来德国海军在华舰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后被中国海军缴获,这也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批的战利舰艇。

  1920年3月,排除了日俄的阻碍,陈世英的舰队进驻庙街,就在这时,苏俄红军也来到了这里。

  那时候的红军也是挺简陋的,没有后来那样气派。这一段历史的记述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当时的报告中记载:“越数日,有红军自北边来,皆骑四不像兽……”晕啊,红军都是姜子牙么?!这可不是野史,是陈世英给政府正式报告里的原话。红军的到来,使试图长期占领西伯利亚的日军极为恼怒,和红军的武装冲突不断爆发。

  后来萨考证,这个记载应该是对的,记述80年代初鄂伦春猎人生活的书说明(作者与猎人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当地鄂伦春人就用麋鹿做交通工具,运货、载人兼生产鹿茸。麋鹿就是古书里传说的四不像。冰天雪地里麋鹿应该比马更实用。不过四不像这玩艺儿,萨还是不能想像,一来这东西是国家特级保护动物,二来这东西就算能骑吧,苏联人可都是大个儿……

  1920年8月,某一日,庙街(俄国名称尼古拉耶夫斯克,简称尼港)当地居民与日侨发生殴斗,日俄“尼港事件”爆发,红军和日干涉军发生激战。苏俄红军作战勇敢,很快将日军封锁在据点之中,但红军的确武器低劣,围困了日军据守的领事馆和邮电局,却无法攻进去,于是,红军一名政委亲自找陈世英,登舰访问,要求借炮轰击日军。

  陈世英为著名爱国将领,就是后来的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抗战中江阴海空大战的司令官。他当即同意借炮给红军,把“江享”舰侧部的47厘米大炮和格林炮借出,同时将另一侧的火炮藏过,以免泄密。

  红军得到重型武器,当即猛攻,日军全军崩溃,击毙被俘者数百人。日军领事馆中弹起火,邮电局炮毁,红军一举控制尼港。

  当时的中国海军都是闽系,北洋舰队的直接后人,因此甲午之仇刻骨铭心。陈世英对日人恨之入骨,在日本领事馆被攻破后,有逃来的日本兵,陈下令将他们缴械,丢进冰窖里活活冻死。有人说这陈世英脑子有毛病啊,处置鬼子的招儿多得很,为什么要用这么不保险的办法?!主要是不明白干吗不直接毙了他,冻死,得多长时间啊,夜长梦多。敢情说话的是南方人,不知道东北的冰窖怎么个冷法,抓耗子都用铁锹沾舌头就行的地方。日本兵看起来体格不错,扛冻——不过也扛不了这种冻法吧,估计有一个钟头就成冰棍了。

  但日军毕竟兵力雄厚,增援部队赶来后将红军击败。

  糟糕的是,被中国军队冻死的日军有人在冻毙前留下文字,被日军后续部队发现,中日顿起冲突,陈一方面抵死不承认,一方面在黑龙江生火亮械,和日军舰队炮口对峙,毫不示弱。日军见中国舰队准备充分,不敢贸然动手,转而采用围困手段,封锁江口,隔断陈的舰队达半年之久。陈部粮弹断绝,所属都是南方人,在北方海区生活极为不便,但是为国家计,皆冒死坚持,严阵以待,每日在甲板擦洗炮弹,以不示弱,当地华侨也想方设法接济祖国军队。日军终不敢动手,无可奈何。

  日本人一贯是欺软怕硬的,您明白“九一八”为什么错了吧?

  这时,北洋政府正疲于国内军阀混战,而欧美各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无余力他顾。中国方面只能设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一争端。中国海军后来的名将沈鸿烈和外交家王鸿年奉命北上,和日军谈判,沈是留学日本的东洋通,王则以巧于外交应对闻名,王鸿年到达庙街后,先做好当地居民的工作,于是在会审中,各方提供的证词,都有利于我,日方代表理屈词穷。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谈判,最后,日本方面同意因查无实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但提出罢免陈世英永不录用的条件,以此解决了这起争端,实际上,陈改用字季良继续在海军中服务,抗战期间以海军中将衔病殒于军中。

  自此,中国军舰进入黑龙江内河,开始执行对北方界河的巡逻和保卫任务。从此,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开始出现了蒸汽铁甲的中国海军舰艇。

  北洋政府出兵外蒙古和西伯利亚,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行动,但是在20世纪初期,积贫积弱的中国确是为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地位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们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是应该被后人所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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