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外交官擅自赴日密谈闯祸杜月笙捞救

杜月笙

　　“高陶事件”的主角是34岁的高宗武，40岁的陶希圣在整个事件中充当的只是不由自主、随波逐流的一名配角。他们两个人不惜背叛国民政府而投身于所谓“和平运动”的最为内在的驱动力，并不是挂在口头的和平救国，而是不自量力的权位野心。陶恒生著《高陶事件始末》继200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新近由出版过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陶恒生译《高宗武回忆录》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补充再版。新版《高陶事件始末》充分汲取最近10多年来才公开面世的《高宗武回忆录》、《蒋中正日记手稿》等重要文献资料，为进一步解读“高陶事件”提供了更加完整的证据链条。

　　野心勃勃的高宗武

　　高宗武1905年生于浙江温州的乐清县，1923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32年春天，高宗武经友人介绍，准备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动身前的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在东京首相官邸遭到少壮派军人暗杀，高宗武立即写了一篇600字左右的短文，投寄给南京《中央日报》。报社高层刊发此文时加写了编后语，邀请作者到报社面谈。报社希望高宗武加盟撰稿，每周就日本问题写两篇专栏、两篇社论，报酬为150元。高宗武表示150元不足以维持家人生计，报社为延揽人才，答应介绍他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兼职任教，另有150元报酬。高宗武通过《中央日报》的舆论平台迅速成名，并且得到国民政府最高层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青睐。据他自己回忆，经好友裴复恒推荐介绍，蒋介石曾经专门接见，并且有意委任他为侍从室上校秘书。他没有接受该项人身依附性质的幕僚职位，而是于当年11月脱离中央日报社，转到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日本问题专员。用他的话说，“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

　　1933年12月，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任外交部长。高宗武经《中央日报》主笔、国际法权威李圣五推荐进入外交部，1934年5月升任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任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汪精卫以他“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在每月300元薪俸之外，特准另加300元补贴。1935年5月，30岁的高宗武升任亚洲司司长。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职之后赴欧洲疗伤，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同时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接任外交部长。

　　1937年2月25日，张群接受高宗武建议向蒋介石辞职，当时曾对高宗武有过“蒋委员长要你来接外交部长”的戏言。3月3日张群离职后由王宠惠继任，野心勃勃的高宗武直到晚年依然耿耿于怀。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在上海治疗肺结核的高宗武，于7月14日回到南京，一度成为处理中日危机外交的首要人选。7月31日，高宗武在一天之内曾经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分别召见。随着战争的发展，中日外交陷入停滞僵局，据高宗武在写于1944年的英文回忆录《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介绍，1937年11月，他在汉口与蒋介石有过一次谈话。“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和旧识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

　　“独辟蹊径”闯下大祸

　　1938年1月14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主任为陈布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在蒋介石的资助和汪精卫的指导下，于汉口英租界特三区天津街4号秘密组织用来引导全国舆论的艺文研究会，由陶希圣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第一次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与帝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进而与这个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新兴的中国”。同年2月，高宗武到达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办理商务，秘密身份是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下属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所长。每月2000美元的活动经费，由周佛海经手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领取。6月23日，高宗武擅自离开香港经上海前往日本，与日军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密谈，一方面捕捉到日本方面希望撇开蒋介石与汪精卫讲和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向日本方面透露了汪精卫等人所谓“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正在设法从政府之外推动“和平运动”的信息。6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6月26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注意：一、高宗武行踪与处置。……四、敌军盛造求和空气。”

　　高宗武于7月9日离开东京经上海返回香港，他意识到自己擅离职守的越权外交已经闯下大祸，只好委派译员周隆庠带着“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职：旧时公文用语，下属对上司的自称。编者注。)个人观感三项”，回到重庆转呈蒋介石。高宗武在写给蒋介石的短函中表示，这些材料“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外，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也”。这些材料中记录的日本方面坚持要蒋介石下野的信息，让蒋介石感到难堪和愤怒，他立即命令周佛海停止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动经费。一心想独辟蹊径建立奇功的高宗武，惶恐之中因结核病复发而咯血不止。在高宗武养病期间，周佛海委派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政委员、军事委员会第二部专员的前中央大学教授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宗武的对日联络工作，并且按照汪精卫的意愿从中央宣传部每月划拨3000元给高宗武充当活动经费。已经犯下擅离职守、越权外交的叛国罪行的高宗武，从此罪上加罪，进一步背叛蒋介石及其主导的国民政府，从事起以汪精卫为效忠对象的“和平运动”。

　　汪精卫从“救国”到叛国

　　1938年7月27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建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起用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中国第一流人物”建立坚强的新政权。从8月29日至9月3日，梅思平经高宗武介绍并由周隆庠担任翻译，与日本同盟社中南总分局长松本重冶连续进行5次秘密会议，初步达成由汪精卫出马领导“和平运动”，由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等地方势力配合支持的秘密协议。

　　10月24日，梅思平从香港回到重庆。从10月26日武汉沦陷的当天开始，汪精卫在重庆上清寺寓所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秘密讨论对日“和平活动”。10月30日，汪精卫政治班底中最具政治才干和野心的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扭转乾坤，使国家不至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

　　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依照汪精卫授意，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桢昭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的“重光堂”，秘密签署《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史称《重光堂协议》。除此之外，他们还制定了被称为“渡边计划”的汪精卫出国及近卫首相发表宣言的详细日程。“渡边”是日方给高宗武起的代号。

　　11月22日，高宗武、梅思平前往香港。11月26日，梅思平带着《重光堂协议》返回重庆。汪精卫连日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研读文件。周佛海在事后补写的11月26日的日记中介绍，“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认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11月27日的日记中，另有“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的记录。

　　12月18日，在抗日战争最为惨烈的危机时刻，汪精卫等人擅离职守前往昆明。12月19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陈昌祖等人同乘包机前往河内。汪精卫的出走，对于勉力抗战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造成沉重打击。蒋介石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雪耻，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按照《重光堂协议》发表第三次声明，声称要“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12月29日，汪精卫签署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声明稿，交给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于12月31日在汪系报纸《南华日报》发表。这就是汪精卫以和平救国名义公开叛国的所谓“艳电”，“艳”在中文电报中指的是29日。12月31日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见汪响应敌相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汪兆铭违法乱纪，永远开除党籍，撤除一切职务，此后一以上月二十六日蒋总裁之演词为标准，奋斗不屈。”汪精卫(兆铭)至此既丧失了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政治权力，也丧失了和平救国的政治合法性。

　　不做傀儡，采取断然措施

　　对于出走河内的汪精卫来说，高宗武是其政治班底中唯一懂得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和政治谋略的一个人。1939年2月1日至5日，从香港应召来到河内的高宗武，每天与汪精卫进行长达8个小时的商谈。他们商议的初步意向是，预定于当年的10月10日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由日本方面借款2亿元，在此之前，每月提供3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汪精卫为此特派高宗武再次访日。

　　2月21日，高宗武乘船在长崎登岸时专门拜访父亲高玉环的同乡好友、正在这里养病的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黄溯初。两个人用温州乡音进行秘密交谈，黄溯初劝告高宗武“救国必先自救”，严肃指出“追随汪精卫是绝对错误的”，希望他及早悬崖勒马。正是这次秘密拜访，为后来的“高陶事件”埋下了伏笔。

　　高宗武在日本期间，先后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以及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等军政首脑进行会晤。3月16日，高宗武回到香港。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将内阁五相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政府”的决定通知高宗武。日本兴亚院为此决定，从4月初到9月底，每月由中国海关的关余中划拨300万元，作为汪精卫卖身投靠的活动经费。

　　5月6日，汪精卫在日本人保护下从河内抵达上海，于28日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5月初，高宗武离开香港赴上海与汪精卫会合之前专门拜访杜月笙。杜月笙劝告他不要去，他表示自己必须去，“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5月31日，高宗武陪同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再一次来到日本。6月18日，汪精卫一行离开东京，于24日抵达天津，28日回到上海。据高宗武回忆：“回到上海的那天，我先回法租界的家发了一通电报给陈公博，知道他急于想知道我们旅行的结果。我说，所有我们希望做到的事，在东京全部一无所成。想要跟日本人谈判救中国绝不可能。接下去我们要做的是拯救汪精卫。”

　　8月22日，日本陆军少将影佐祯昭，奉命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梅华堂”设立办事机构“梅机关”，专门负责扶植汪精卫成立“新中央政府”。在此前后，重庆国民政府于6月8日下令通缉汪精卫。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7月14日议决，永远开除褚民谊、周佛海、陈璧君等人党籍。8月24日，议决开除梅思平、高宗武党籍。8月26日，下令通缉周佛海、陈璧君。9月12日，下令通缉汉奸陈群、缪斌、梅思平、何世桢、高宗武、丁默村、林柏生、李圣五。由于陶希圣的名字被蒋介石从通缉令中亲自勾掉，导致汪精卫及日本人大为猜疑，汪伪组织内部开始出现分裂。高宗武、陶希圣、陈公博等人希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地区之外组建相对独立的新政府。周佛海等人认为汪精卫缺乏实力，不得不依赖日本方面的支持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权。

　　杜月笙部署营救计划

　　从1939年11月1日起，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机关”与汪伪组织之间开始正式谈判，会议地点先在上海虹口的六三花园，后改在愚园路1136弄60号。日方提交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意味着日本将与苏联合谋瓜分中国几乎全部的领土。陶希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1月3日分别致函汪精卫、周佛海两人，表示不 愿再出席这样的会谈。参与谈判的高宗武，借机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带回家中，交给妻子沈惟瑜全部拍照。

　　1939年10月底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黄溯初，与另一位同乡好友、时任上海商会理事长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的徐寄庼商议营救高宗武。徐寄庼找到杜月笙的私人驻沪代表徐采丞，委托他秘密携带自己的亲笔字条前往香港。杜月笙见字条上写着“高决反正速向渝洽”八个字，立即飞往重庆向蒋介石请示。得到蒋介石许可后，他赶回香港部署营救计划，并且邀请黄溯初到香港面谈。12月18日，蒋介石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记录：“下午与俄使谈外交，与月笙谈汪事。”12月21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与黄溯初谈话。”

　　12月24日，汪日谈判告一段落。12月26日，汪精卫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12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在该项密约上签字，陶希圣称病未往，高宗武也借故没有出席签字仪式。当天晚上，高宗武前往位于法租界环龙路的陶宅看望陶希圣，两个人达成一同“脱离”汪伪组织的意向。

　　1940年1月3日，高、陶两人在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的周密安排和严密保护之下，登上“柯立芝总统”号轮船潜离上海，1月5日安全抵达香港。黄溯初事先已经派人潜回温州，护送高家老少转移到安全之地。

　　1940年1月7日，高宗武把妻子沈惟瑜秘密拍照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交到杜月笙手中。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圆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1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会客，约月笙来谈发表日汪密约之手续。手函宗武慰勉之。”1月20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注意：……三、汪逆已飞青岛开会，其密约即速发表不可。”

　　蒋介石专门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的发稿事宜。由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也于1月20日由专人送到香港《大公报》及国内各大报刊。1月22日，日本与汪伪之间被称为“日汪密约”的上述文件，在各大报刊公开披露。陶希圣、高宗武还于当天联名致电汪精卫等人，希望他们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此举在国内及国际社会引起巨大轰动，在坚定中国军民抗战决心的同时，也给卖国求荣的汪精卫等人造成沉重打击，史称“高陶事件”。

　　黑道中人万墨林的道义边界：“我只不过出动兄弟，保护他们安全”

　　与法学博士高宗武以及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的前北大教授陶希圣，为权力赌博而一度越界跳入卖国火坑相比较，原本是青帮会党黑道中人的杜月笙大弟子万墨林，在“高陶事件”中反而严格遵守了“盗也有道”的道义边界和限权操守。

　　万墨林，原名木林，是杜月笙的姑表弟和侄女婿，又是深得杜月笙信任的第一门生和大管家。他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远走香港，万墨林成为杜月笙留驻上海的第一代理人，同时还兼任由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骨干吴开先为书记长的“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的总交通，负责从事地下抗日工作。1949年之后，万墨林在台湾地区出任“国民大会代表”。1973年，他在晚年回忆录《沪上往事》里写道：“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我既不知道哪两位先生，也不晓得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所做的，只不过是预备两张一九四○年元月四日，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船票，按照杜先生指定的方式，交到两位先生手里，从接过船票的一刹那起，出动弟兄，保护他们的安全，直到‘胡佛’号离开上海为止。‘胡佛’号上，则杜先生另有安排。”

　　这里的元月四日应该为三日，“胡佛”号轮船，应该为“柯立芝总统”号。高宗武、陶希圣抵达香港后，陶希圣太太万冰如以敦请陶希圣返回上海为借口，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晋生、范生离开上海，三个大孩子琴薰、泰来、恒生被留下来充当人质。为了解救三个大孩子出险，陶希圣与杜月笙商议，委派曾资生潜回上海与万墨林联络。经过万墨林周密安排，加上陶琴薰和两个弟弟的机智应对，陶家三兄妹与曾资生于1940年1月20日分别登上停靠十六铺码头的意大利邮轮，于1月22日上午10时抵达香港。

　　同年11月31日，万墨林在上海大马路金山饭店门口被捕，先后在极司斐而路七十六号汪伪政府特工总部和虹口日本宪兵队遭到残酷刑讯，始终不肯供出重庆国民政府驻上海代表蒋伯诚和其他地下工作人员的信息。后来经过杜月笙多方营救，由53家商店联合担保，才获得释放。1942年冬天，万墨林又与中风之后的蒋伯诚及其手下干员一起被捕。

　　1971年11月万墨林七十大寿之际，台北《自由谈》杂志同时刊登陶希圣的《侠士报国之义举—为万墨林先生寿》，和高宗武的《寿万墨林先生七十》。万墨林为此在《沪上往事》中解释说：“我在上海为地下工作人员跑腿，随时都有被捉杀头的可能，我的两度牢狱之灾，并不一定就是为了高、陶二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我的两度被捕跟高陶事件稍有关联的，充其量不过敌伪双方早晓得我沾过高陶事件一些光，想起当年他们自己的狼狈情景，在修理我的时候，手脚来得重一点罢了。”

　　1942年2月，经过“高陶事件”生死考验的陶希圣辗转来到重庆，重新回到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并且被提拔任命为少将组长。陶希圣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在操刀替蒋介石写作完成于1943年3月10日的《中国之命运》中，写下了诸如“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之类反文明、反常识的党化教条。政治智慧远远高出陶希圣的高宗武，显然不是蒋介石能够包容和驾驭的。1940年4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抵达美国，起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随后干脆远离政治，经营起他所擅长的带有文明赌博性质的股票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