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民政府为何封杀顾颉刚的国史教科书

　　1929年春，顾颉刚所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党政府所禁，原因是书中把三皇五帝当成是传说而非真实的人物。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戴季陶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们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若依顾颉刚的说法，则必将‘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施爱东，《创立一门新科学》)。于是乎，学术真理为政治让道，将近一个世纪前已被“古史辨”派认识的道理，在时至今日的教科书上依旧是凿凿如斯人的“三皇五帝”。

　　我们的学术史上，有许多顾颉刚，也有许多戴季陶，他们之间的互动塑造了我们的学术过去;有些观念因此变成了主流，而另一些则成了“暗流”。那些“暗流”并没有因此消失，它们只是静静地等待我们的发现，并最终汇合成我们的学术史。而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坚老师的《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就带领着我们寻访那些几乎被遗忘的暗流，引导我们发现中国考古学的“真相”。

　　安阳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里程碑，任何一本中国考古学史的重中之重，是李济、董作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学术成就，是商代历史的最真实证据。然而，《邺中片羽》和《河南安阳遗宝》展现了国家考古背景之外“中央与地方、本邦与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这三组不同的传统关系，中国考古甫立，在各种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之下，占据主流的并不一定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学术考古，更为一时著名的，可能是“通过非科学渠道发掘和流散”的器物，而地方政府在与国家科研机构的角力过程，似乎也很好地折射了“国家观念”在二十世纪初的渗透。

　　抗战战火让国民政府避地西南的同时，也让新生的中国考古学转移苍洱之间，一如社会学人类学的“魁阁工作站”，移居李庄的“中央博物院”吸收了在安阳逐渐成型的考古范式，“以国家整体性观念阐释西南计划”。步骤就是“从晚到早的逆推，即确定晚期汉文化的遗存组合，进而推导出汉文化出现在西南之前的土著居民文化”。吴金鼎等对洱海平原一带的发掘在抗战期间尤盛，但随后渐渐成为“中心—边缘”模型中的后者，失去活力。

　　与此同时，云南博物馆、广州黄花考古学院以及上海市博物馆的考古学社都是与之类似的早期尝试之一，黄花考古学院对西江流域的发掘以南越国考古为主体，上海的考古学社则继承了金石学和古器物学的传统。一时之间，各地学者都结合当地条件，以自己的理解回应着刚进入中国的现代考古学概念。

　　这些早期尝试中最可贵的，当然要数对多元文化和地方传统的发掘。1949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由于民族主义的流行，有意无意之中继承了“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化一元主义”，逐渐忽视了对考古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但是，以云南、越地为代表的一批考古成果曾经尝试向我们揭示更多的可能。张希鲁对昭通地区“梁堆”的发掘，打开了与“朱提堂狼洗”有关的爨、汉文化融合的历史。而以铜鼓研究为中心的“民族考古学”，则在将器物类型学引入中国民族文化研究的同时，也尝试超越地域局限，探讨民族(人群)在更广阔时空中的分散、传播。

　　当然，也不是所有传统都被一元论埋没。商承祚参加过的长沙楚墓，虽然后来难免激发了“土夫子”对当地古墓的盗掘，但这对湖湘文化的根基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而后来该地区大量楚简、秦简的出土，也改观了人们的传统认识。商承祚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与他相关的还有遍布整个南方地区崖墓的发掘工作，尽管“崖墓自蠡测和玄想进入到科学调查和阐释的范畴应计为域外调查者和研究者之功”，但商承祚与同仁的一系列开创工作，对其中多元化传统的贡献却不应磨灭。(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火确实困扰了中国考古学和其他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我们仍能感受到卫聚贤、冯汉骥、商承祚、容庚、凌纯生等学人在那个时代付出的努力。那些努力如同顾颉刚一个世纪前的洞见一样，不应该就此沉入“暗流”，寻找昔时的传统，也为我们今天找到更多元的价值和理念。我们相信，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学者的努力，将很快成为更多求真之士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