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将共谍提供绝密情报轰动台海

国民党中将共谍提供绝密情报轰动台海

临刑前的吴石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同被判死刑的还有联勤总部陈宝仓中将,吴石部下聂曦上校。宣判后,四人各自写下遗书,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临刑前他们被灌下大量烧酒。行刑后记者拍照,送交蒋介石,这是蒋的命令:死要见尸。对吴石案,蒋介石无比的震惊和愤怒,全程亲自督办。

  吴石被枪决后,在他的住所中仅搜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连负责搜查的特工都感叹:“这么大的官,吴石太不值得了。”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为革命烈士。但在文革中,她又被诬为“叛徒”。当时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被下放到农村医疗队,丈夫朱晓光也被打倒、揪斗,他们忍受了针对个人的批斗,但坚决捍卫死去亲人的名誉。朱晓光当时处境非常危险,时常遭到武斗,他对孩子们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朱晓枫也多次给国家安全部写信,要求组织给她的母亲“做结论”。

  60年前一桩“共谍案”震惊海峡两岸,主角是国民党中将吴石,他与女地下党员朱谌之合作,将国民党台湾海防重要情报转交中共中央。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曾说,中共在台湾有两个老朋友不应被忘记,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吴石

  2月9日,台湾陆军“司令部”通信电子资讯处长、少将罗贤哲被捕,因其涉嫌为大陆提供军事情报。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该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审理。此事件轰动岛内外,被评价为“半世纪来最高级别的少将共谍案”。

  这不禁让人想起60年前那桩震惊海峡两岸的高层“共谍案”。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女情报人员朱谌之赴台,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密使一号”取得联系。“密使一号”提供了含有大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通过朱谌之由香港传到大陆。1950年1月,解放军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将情报呈给毛泽东,毛大加赞赏,嘱咐要给“密使一号”和朱谌之记上一功,并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神秘的“密使一号”名叫吴石,时任国民党参谋次长,中将军衔。大陆解放前夕,吴石本可违抗蒋介石命令,留在大陆,朱谌之也已圆满完成地下工作准备到上海与丈夫儿女团聚,但为台海统一,他们横渡海峡继续潜伏,直至献出生命。1950年6月10日,因叛徒出卖,吴石和朱谌之被枪决。

  对国共两党来说,这都是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几十年来双方秘而不宣,直到近年,随着两岸和解,档案解密,以及吴石、朱谌之后代的努力探寻,尘封已久的谜案才浮出水面,烈士的骨灰也终于送回大陆落叶归根。

  军校状元 军界公认的“日本通”

  吴石,1894年出生于福建闽县螺洲,17岁进武昌军校学习,因成绩优良,毕业时被保送到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与张治中、吴国桢、白崇禧、刘建绪等同学,与白崇禧交情最深。

  吴石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他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全校第一,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两校第一,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情报一年后,吴石毕业回国,出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还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国民党军众多将领皆为他的学生。

  吴石是军界公认的“日本通”,1938年武汉保卫战前后,蒋介石特地每周召见他一次,详细咨询,深为嘉许。

  1940年底,吴石因在桂南会战中组织一场关键战役,取得大胜,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抗战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第四战区位于中越边境,一个偶然的机会,吴石还救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性命。1942年底,广西镇边县政府来急电给四战区,说是抓到一个像日本间谍的越南人,要求就地枪决。吴石下令先送到柳州四战区长官部来,经多方了解,他得知这是越共知名人物胡志明。吴石认为共同抗日不分国家不分党派,对胡志明以礼相待,让他在柳州长驻,还出面促进越南各个党派在柳州组建民族同盟会,协助举办了军政干部培训班,动员大批越南青年来柳州学习。

  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一再电请当局增调重兵,但国民党中央军与桂系军队历来不合,当局为了北扼共党,南灭异己,不发一兵一卒。中央军与桂系下达的军令还时常出现矛盾,令军队无所适从。最终吴石所在军团大溃退。当时天气极冷,百姓拖儿带女,在桂黔公路上颠沛流离,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日寇追兵,大批难民死在逃难途中。

  看到这一切,吴石第一次对自己效忠的“党国”产生怀疑,他对家人说“我再也不干了!”愤而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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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军抗日名将到中共“密使一号”

  1945年抗战胜利,吴石随军队接收上海,在接收过程中,一面亲见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一面目睹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后来吴石回到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蒋介石一味重用嫡系军官,哪怕他们在抗战中屡战屡败。吴石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却无缘军队实权,这让他更加苦闷。

  吴石彻底失望了,他常慨叹:“国民党不亡没天理!”毫不避讳是否有旁人听见。后来这句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询问总统府参军处少将李以劻,吴石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抗战后吴石开始收听解放区广播,还让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吴韶成帮忙记录。据吴韶成回忆,当时国防部分给吴家一套房子,隔壁就是毛人凤家,但父亲对自己的“亲共”行为并不刻意掩饰,行为坦荡。

  吴石很早就对中共有好感,并与共产党人交往。1938年8月,吴石在武汉会战期间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去讲游击战争。吴石的同乡、保定军校同学吴仲禧,卢沟桥事变前夕就秘密加入中共做情报工作,另一位至交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后一直积极帮助共产党。这两位好友的思想和作为,对吴石影响很深。

  1947年4月,经何遂介绍,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他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以何家为中转站,递交给华东局。

  淮海战役前夕,解放军急需获得详尽情报,派出吴仲禧到南京找吴石帮忙。吴石给吴仲禧安插了“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的职位,还亲笔写介绍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同窗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树正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将敌军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防线上部队驻地、番号、兵力全部记下来,然后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汇报给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

  1949年3月,吴石亲往何遂家,委托何遂的儿子、地下党员何康将国民党长江江防部署图交给华东局,这张图上的部队番号细致到团级。这一系列情报,都对中共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

  1949年4月,吴石受国民政府委派到福州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赴任前,他与何康夫妇在上海见面,据何康回忆:“吴石是豪爽侠义之人,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他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吴石与何康的诀别。吴石到台湾遇害后,长子吴韶成发现了父亲临刑前留给他的纸条,告诉他解放后,如遇到困难,去找何康。何康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负责国家农业工作,1988年出任农业部部长。

  吴石到福州后,中共派地下党员谢筱迺与他联系。吴石不断将国民党军队在东南、华南、台湾的部署情况告知谢,谢通过电台直接传送中共中央。有一天,吴石问谢筱迺:“我送的材料,毛主席、周恩来先生是否直接收看?”谢筱迺很想告诉他,但由于保密规定,只好笑而不答。几天后,谢筱迺收到一份电报,是毛泽东直接请吴石核实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谢把电报交给吴石,吴石这才知道自己送出的情报是直接给毛和周看的,倍感欣慰。

  吴石在福州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1949年8月14日,蒋急电吴石16日前到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而且让他务必将家眷和子女一同带到台湾。吴仲禧劝他留下来,转赴解放区,但吴石表示,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当时他坚信台海对峙不会持续太久,共产党军队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解放台湾,他前往岛上还能发挥作用。

  吴石携妻子王碧奎和幼子幼女前往台湾,请求吴仲禧帮他照顾留在大陆的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吴兰成。这位老友后来才知道,中共已经决定将计就计,让吴石潜入敌人心脏,迎接全中国的解放,党组织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

  “党性坚强、学能优良”的“女共谍”

  吴石抵台后更有机会接触核心军事机密,活动范围也大为扩充。中共华东局和总参谋部急需选派干将赴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以利战事。女情报人员朱谌之被选中。朱谌之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机智敏捷,她的继女和女婿都在台湾军统工作,有这样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朱谌之去台湾再合适不过。

  朱谌之,1905年生于宁波府镇海县富贵之家,父亲是宁波渔商工会会长。抗战全面爆发后,朱谌之走出家庭,到中共领导的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工作,当时她的前夫已经病故当年,她与同在书店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跟随书店,朱谌之辗转在浙江、香港、桂林等多地,周旋于国民党财经和政界军界上层人士间,名为经营书店,实则做联络和掩护工作,书店就是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

  朱晓光在回忆妻子的文章里写道:“我和朱谌之相交18年,朝夕聚首,只有中间两个三年,大部分日子都是各自奔波,解放战争期间,更是连通信都无法实现。”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朱晓光随野战军南下,在上海任新华书店经理,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朱谌之也接到调回上海工作的通知,与丈夫子女团聚指日可待,她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女儿朱晓枫,母女内心满怀期待。

  就在这时,朱谌之接到秘密的重大使命,她决定放弃原先与家人团聚的计划,奉命前去台湾。离港赴台前1个月,朱谌之身穿浅色短袖旗袍,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一直被朱晓枫珍藏。照片背后,朱谌之写下几行小字:

  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按上级约定,朱谌之先和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接头。蔡是台湾彰化人,台湾籍中共党员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是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后来正是他的叛变,导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被摧毁,400多人被捕。

  数日之后,朱谌之与吴石取得联系,他们先后会面6次,朱将情报转交专任交通员送往香港,再送至华东局及中共中央。其中最重要的一组情报囊括核心军事机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以及最新绘制的大小金门、舟山群岛火力、机场分布图等。这组情报是否送至大陆,国共双方说法不一,中共方面研究吴石的文章认为,朱谌之将情报转给交通员后才被捕,而亲手抓住朱谌之的国民党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坚称,他不仅抓住了朱谌之,且截住了这批关键情报。

  1950年初,朱谌之完成任务准备返港回上海,突然一个惊天的消息传来,与她接头的蔡孝乾被捕叛变。据其他被捕共产党员指控,蔡孝乾在台期间生活腐化,与妻妹通奸,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到台北最贵的西餐厅吃早点,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以隐蔽战线最基本的常识判断,蔡孝乾的作为存在诸多致命缺点。

  蔡孝乾被捕后供出朱谌之。整个台湾岛密不透风,海上、空中航线一律封锁,誓要抓住“女共谍”。千钧一发之际,吴石不顾个人危险,给朱谌之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使朱搭乘1950年2月4日抵达舟山的军用飞机逃脱。当时,国民党特工已经在蔡孝乾的笔记本上发现吴石的名字,但并未深加怀疑,毕竟吴石官至中将,是蒋介石颇为欣赏的人。帮助朱谌之逃脱这一行为彻底暴露了他的身份,吴石被保密局捉拿归案。已经在舟山的朱谌之也没能逃脱追捕,舟山岛岗哨密布,朱谌之无法找到船只去往近在咫尺的大陆,她装病躲在一家医院。2月18日,在台湾被称为“调查局之父”的沈之岳经过地毯式搜捕,将朱谌之抓住。

  朱谌之被关押后,掏出皮衣夹缝中的金链金镯,咬碎后分四次混热水吞下,次日看守发现时她已经痛得昏迷,连忙将她送上飞机到台北医院抢救。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写下一篇报告:《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朱枫为朱谌之原名)“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忠魂漂泊半个世纪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同被判死刑的还有联勤总部陈宝仓中将,吴石部下聂曦上校。宣判后,四人各自写下遗书,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临刑前他们被灌下大量烧酒。行刑后记者拍照,送交蒋介石,这是蒋的命令:死要见尸。对吴石案,蒋介石无比的震惊和愤怒,全程亲自督办。

  吴石被枪决后,在他的住所中仅搜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连负责搜查的特工都感叹:“这么大的官,吴石太不值得了。”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为革命烈士。但在文革中,她又被诬为“叛徒”。当时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被下放到农村医疗队,丈夫朱晓光也被打倒、揪斗,他们忍受了针对个人的批斗,但坚决捍卫死去亲人的名誉。朱晓光当时处境非常危险,时常遭到武斗,他对孩子们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朱晓枫也多次给国家安全部写信,要求组织给她的母亲“做结论”。

  1983年,一家人终于等到公正的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吴石留在大陆的长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因为父亲是国民党中将,长期受到误解甚至迫害。吴石从未对家人透露过自己的地下工作,吴石夫人王碧奎当年也受牵连入狱,她对一切毫不知情,夫妇两人在监狱放风的时候匆匆见了一面,吴石只对妻子说了一句话:“今天我加菜。”吴石在狱中条件艰苦,还受到酷刑折磨,他说这样一句话,是对妻子的安慰。

  1972 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干预下,1973 年,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4年,吴韶成与在美国的小妹取得联系,他与吴兰成赴美看望80岁的母亲,分别34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吴韶成从母亲手中带回了父亲的绝笔:

  “我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已购书与援助戚友,望儿辈体会我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坚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

  对所从事的地下工作,吴石只字未题。“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这首狱中诗,把他的一生都概括了。正如吴石在遗嘱中提到的,他唯一的遗产是书,他希望儿女能建一座图书馆,但吴石藏书在文革中大多被销毁,遗愿无法实现。

  1994 年,吴石小女儿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小儿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遵照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当年吴石由部下收尸埋葬,而朱谌之的尸骨则下落不明,女儿朱晓枫晚年唯一的愿望就是寻找母亲的遗骸,终于在2010年得偿所愿。牺牲整整60年后,烈士终于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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