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审汉奸：蒋介石替周佛海说情被拒

　　普通民众都有自己不灭的记忆,如果他还是一个以新闻记录历史的媒体人,那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同很多历史现场不期而遇。身兼历史的记录者和书写者的两重身份,回忆的闸门一经开启,注定会涓涓不绝。龚选舞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有过特殊角色的民国老报人。他的《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一书就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抗日惨胜后的山河

　　1946年初夏,龚先生从当时避战内迁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政系毕业,被分往南京《中央日报》做了一名“额外临时试用助理记者”。

　　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国内新闻业复苏,业内需要大量的外勤记者。也因是央报的缘故,他以实习记者身份,居然被派往庐山牯岭,此后更是历经了国内一系列重大的新闻事件现场,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从龚先生的回忆来看,所谓“国府垮台前夕”这个范畴,或许正是要从他走上庐山这一年算起。1946年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年随着“重庆客”还都南京,虽然“惨胜”遗下的是遍地的废墟,国内的气象还是转好。

　　当时的官方舆论中说,美国经济援助和日本战争赔偿的巨额外汇已被列入计划用来重建山河。抗战后期已然出现的通货膨胀,据龚先生回忆在这段期间也显得缓和。原因是国共和谈正在进行,时局稳定。外汇市场开放,央行放出大量外汇,中央信托局开始处理巨额敌伪财产,街边出现大量美军物资抛售。中国纺织公司也适时抛出大量纱布,因此这年春夏两季,金、钞、粮、棉市场虽有波动,但民众最关注的物价并无继续恶化迹象。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的生活重新变得舒适。

　　这一系列社会情况向好直接催生的,便是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声望达到顶点。战后初期蒋介石巡视全国,到处都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因为蒋本人避暑的习惯,这一时期的庐山自然为全国所关注。为满足这位“天字第一号读者”晨起读报的嗜好,于是有了“《中央日报》庐山版”,也有了龚先生和庐山的缘分。他在这里的小径上遇到过蒋介石,采访过马歇尔的夫人。因为年轻,他甚至为了跑新闻拦过侍卫长俞济时的山轿。

　　“汉奸大审”

　　龚先生入报社后,以为自己彻底从法学转行,谁知后来遇上了1946年“汉奸大审”,专门在立法、司法口跑新闻。1946年“汉奸大审”,主要是指审理战时汪伪政权中任职人员,抓捕的嫌疑人主要集中在北平、南京两地,规模极大,落案者4000余人。这次“汉奸大审”,是近代中国罕有之事。

　　当年国民政府曾先后出台《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1条和《惩治汉奸条例》16条,以为肃奸的法理依据。就汉奸嫌疑者性质不同,甄别后分送各地高等法院、军法机关和航空委员会审理或讯办,酌情对在押病故者进行处理。当时著名法学家章士钊等主张从速“设置特别法庭”专司其事。但国民政府却认为汉奸案件仍应依据处理和惩治汉奸案件两条例,交由法院审理,而“设置特别法院,有违法治精神,易滋物议”,不予采行。

　　汪伪政权内高官及原“华北政务委员会”要员,当时集中在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审理。文化界中龚先生主要提及的,只有周作人(号知堂)。对于周作人受审,有一帧当年的老照片给人极深印象。照片中知堂一袭浅色长衫,戴圆形眼镜,留着惯有的短发头型,神色祥和,嘴角有明显的笑意,旁有军警,正缓步上庭。不独照片难解,周作人附逆这个历史事实,历来为史家和知堂研究专家难解。

　　龚先生说,一般汉奸之卖国投敌,在他们生命历程中都有轨迹可循,只有周作人这位素以冲淡闲适、飘然世外著名的人士,却是一个筋斗从天上仙境自落到人间地狱,为了什么?他的困惑符合一般人的思路。知堂,这位了解日本,1927年就在《语丝》写杂文同《顺天时报》诱降国人的舆论斗法的文化大家,后来怎么会做了伪教育总署督办?龚先生自己给出的分析偏重于用性格来解释,认为周“自小寄养性格孤傲”“文艺大家动摇多变”“没有定性、随波逐流”。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抗战爆发后知堂以国家力量考量后自己的政治判断。今天这个题目仍然是民国知识人研究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地方,可惜的是龚先生没有提供出更多的细节。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是书中记录的周佛海受审。周佛海收监之后,本以为自己早作打算,有功于国民政府,能得到宽赦。然因其情节严重,初审法庭秉公执法,并未受外界干扰。后来CC系与陈布雷念及旧情,皆在蒋面前求情,而军统当日或确有某种承诺。但根据龚先生回忆,“蒋主席”早在汉奸大审初期就签发手令,将审奸之事完全授权于法曹。

　　然而,在不得不考虑周佛海的情况后,蒋介石曾托人转消息给首都高院院长赵琛,表明自己的态度。赵当时便将其顶回,说周某叛国情节之重,远在群奸之上,无论是在法言法,或者为整饬民族风纪气节,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蒋原以为即便如此,最高法院仍可酌情改判较轻之刑,不料最高法院刑庭诸公,一样不肯屈法轻判。最后,蒋只能自行负责,发出减刑总统令。周案当时轰动全国,案情复杂,经过曲折,可见一斑。

　　龚先生这本回忆录,让人们见识了民国老报人的文笔和风度,因为这些晚年写作的文字,使人感觉几乎是完整保留了先生早年为新闻业撰稿的风格。无论从叙事、眼界还是背景资料的跟进,都显示出民国报业系统内职业训练当日所能达到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