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内讧：蒋介石弃车保帅“轰走”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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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祥熙字庸之，山西太谷人，出身地主家庭，祖辈在山西开过票号钱庄，到其父亲一辈已渐趋没落。孔祥熙就读教会学堂，参加基督教，以后到美国读书。长大成人看到清朝腐败落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横行无忌，激发了民族爱国心，要到西方学习，报效祖国。靠教会帮助在美国读书时，认识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成为反清革命党人。他还结识了在美读书的宋蔼龄，时宋任孙中山英文秘书，两人相谈，不久，宋蔼龄与孔结婚。宋乃把其妹庆龄介绍给孙接替英文秘书职务，后宋庆龄成为孙夫人。孔祥熙也成为孙的革命帮手。

　　孙中山去世，1927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成婚。此时蒋掌握国民党中央政权。替蒋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在财政经费用于抗日还是用于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发生矛盾，因而辞去财政部长之职。蒋介石遂把当时任实业部长的孔祥熙改任财政部长。

　　庸庸碌碌的孔庸之(孔祥熙字)一切听命于蒋，利用发公债，提高税率，发钞票，向国外贷款等手段为蒋介石筹反共经费，并因此而发展和巩固了孔的金融大权。抗战期间，孔在抗日大旗下大发国难财，使孔家变成了中国最有财富的大家族，宋蔼龄成为中国第一 “富婆”。

　　重庆有十多家日报、五六家晚报，除了孔家出钱办的《时事新报》外，无不抨击这位被称为“财神爷”的孔祥熙，对他家的丑闻是决不放过的。他们公开抨击，含沙射影，种种方式，种种笔调，对孔绝不留情。抗战期间不少漫画刊物以及多次巨型漫画展览，“孔财神”一家是最大的冷嘲热讽对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高龙生、汪子美的《幻想曲》。报刊对孔的讥评促成了“耗子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有些民营报纸老板对编辑部说： “除对老蒋一人外，其他的人不对就骂。”不骂蒋介石是为了保护自己。孔祥熙大家都在骂，大快人心。

　　知识界以马寅初为代表，在很多场合，公开揭露、抨击蒋介石的财政政策，矛头指向孔祥熙：“千百万将士牺牲流血，亿万人民颠沛流离”，“后方之达官贵人……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等等。在市中区黄家垭口中央实验剧场，马老发言慷慨激昂。他说：有人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就必须做到“大义灭亲”，立即杀掉孔祥熙。马老主张开“临时财产税”，征收豪门巨富的不义之财，充作抗日经费。他对恐吓者说：“所有指责，全系事实。”十天后又在重庆大学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孔祥熙十分恼怒，要求惩治马寅初，兼以马的演讲也刺痛了蒋介石，蒋遂下令逮捕马寅初。但马老的声望很高，使宪兵司令部很感为难。经反复商议后，于是以请马老去前线考察为名，将马老送到贵州息烽关押。据监狱主任周养浩说：“送马到息监，全监在押者十分激愤。”“在这种压力下，只有对马老在生活上多加照顾，如马老有冷浴的习惯，狱方极力配合。对马老在狱中发表什么言论，我也只有装着不知道。”以后辗转关押，不久还是释放。出狱后，马老对“四大家族”的揭发仍在继续。

　　国内民众与舆论对孔财神的抨击是不停的。国民党内元老派和政学系、 CC派、三青团等也伺机倒孔，首先发难的是政学系。1941年日本进攻香港，危在旦夕之时，国民党政府在港的一些要员，急电重庆政府派飞机前来香港执行撤退任务。有一张由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应接回重庆的人员的名单。计有《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教育部驻港特派员周尚，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领袖陈济棠，国民党中央委员驻港澳支部主委和政府驻港军事代表陈策和著名抗日将领方振武等。这些人都在香港启德机场等候专机。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飞机降落时身着军服马裤的孔二小姐把持飞机舱门，拿着手枪声称，谁敢上机就开枪。什么中央委员、上将、大员一律不准上飞机。还把上了飞机的“南天王”陈济棠赶了下来。方振武、陈策也被拒绝登机。而孔家副官则抬箱扛包将物品运上机，还把洋狗、奶娘、侍从，甚至高级马桶、澡盆都搬上了飞机。

　　这是最后一班飞机，日军枪声已近机场。导致以后发生的种种情况是：担任过孙中山保卫工作、海军中将、只有一只腿的陈策，为了逃出香港，冒险渡河到达广东，逃出日本占领区。陈铭枢、胡政之在九死一生后逃出香港。方振武在逃离香港途中被日军击毙(他是香港知名人士陈方安生的爷爷)。

　　政学系不仅向蒋介石告状，还利用《大公报》等报揭发和抨击，并要监察院派员调查。此事未了，“半甘半晋”、人称卫大法师的卫聚贤拜访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卫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作为“山西人才”，被“收容”于孔家 “人才库”，以高薪放在中央银行研究室。卫借机长期研究历史，颇多建树。卫找到于院长说：“去年中行结算，不多不少结余一元法币。岂非怪事？”

　　中行乃国库，当年经费已被“皇亲国戚”鲸吞。经手人员有所不平，因分赃不均而互相攻讦。卫虽是吃孔家饭的人，但他毕竟还有几分文人正气，听见中行之事不平则鸣，他不敢公开抨击孔，故把有关情况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透露。

　　孙中山先生创国民党，并予国民政府五院制，乃一民主规范，五院平行，独立执权，相互制约。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蒋介石执行独裁政治，抗战期间，以军事第一为需要，设国防最高委员会自任主席，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因此一切要服从于他，由此监察院徒有虚名，形同虚设，不过是高级养老院而已。此次卫聚贤据实揭发检举，监察院不能不管，经会议认为卫的检举材料有根有据，来自中央银行内部，决定由鄂籍监委刘禺生执笔写就《弹劾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贪污渎职、祸国殃民一案》。监察院秘书长程沧波，在监察院承上启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原是CC重要骨干，曾担任过中央日报社长，他认为可以“舆论先行”。于是由程签署把新闻稿送 “中央社”。殊不知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陈布雷打电话说，蒋介石 “命”撤回新闻稿。

　　次日仅有一家《益世报》刊出，原因是参加监察会的委员范争波是该报主笔，他返报社以本报讯发出此稿。范本身又属中统，从他的立场，不仅要刊出，还要放在显著地位。结果《益世报》被勒令当天报纸收回，罚停刊一月。这种惩罚算是很轻，虽是中宣部下的条子，实际是陈布雷所为。程沧波也被停职，隔了一段时间，才被派到中宣部当副部长。

　　“弹劾一案”流产。于右任身为国民党元老，素来就看不起蒋介石“不学无术”，声称不干了，打算离开重庆。这个消息立即为蒋介石所知，行政院送来汽油三桶，是作于院长远行之用。于去蓉不再返，并正式提出辞呈。

　　蒋又派四川省主席张群前去劝留。于返重庆。以后于院长坐车，途中车轮飞脱；坐飞机，空中漏油。死里逃生，总算命长有惊无险。在朝野各个方面的声讨孔财神劣迹时，四大家族也爆发了内哄。出现了震惊陪都的两大件大事：  一、枪决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处长林世良

　　军统头子戴笠的特务组织从“十人团”起家发展到数百人，又扩充数千人至数万人，以后包括武装在内号称十万人，蒋介石拨的经费远远养不起这个庞大特务集团。戴笠知道老蒋的脾气，为了讨好老蒋，从不向老蒋伸手要预算以外的钱。初期在上海只有百余人时，经费不够，杜月笙还可以补助。到了重庆上万人了，戴就找孔祥熙。军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的简称)为了保卫蒋介石，在侍从室设了一个“特别警卫组”。戴为了向孔开口，也为孔加设一“特警组”。孔心中也明白，未等到戴开口，孔就给戴在财政部下添设一个“货运局”，意思是利用这块招牌找钱。由于各种因素，势必要在财政部下设一个缉私总署，署长人选孔提几个人由蒋圈定。这个缉私总署是一个油水最大的机构，戴笠认为必须握在手中。这不仅使他权力增强，更重要的是这个“油水”可以养活百万特务，因此势在必得。没有想到，孔祥熙提的几个人中就是没有戴，名单送到老蒋那里，老蒋在批示一栏写了戴笠的名字。戴虽然得到了缉私总署署长位置，但对孔极为不满。

　　蒋介石最早是拉老舅宋子文当财政部长，孔祥熙利用机会夺了这个职务之后，又把持了“中中交农”四大银行，控制了整个金融界，严重伤及宋的利益。伺机反攻的宋子文听说戴笠不满孔，于是拉拢戴，并对戴说： “以后我掌了财权，军统经费我全包了。”于是联合倒孔。

　　1941年底，中国与英美苏结成反法西斯的“同盟国”，美国救济总署支援中国数百辆道奇卡车，主要是运输抗日战争中急需的医疗用品，前线所需食品罐头、军队御寒用品等军用物资。当时戴笠在昆明西南运输管制局设有监察处，凡通过车辆由他检查，持有把关大权。听说这些车辆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派人接收后进行分配，戴笠认为从公从私 (为他所属货运局和缉私总署)都应该分配一部分车辆。戴笠向人要东西，只要开了口，没有说要不到的，何况本就应分一点给他。没有想到，肥水不流外人田，孔祥熙大笔一挥全部交给中信局运输处处长林士良，林此时在孔家大走红运，与孔二小姐打得火热。孔为了培养未来的女婿，也十分信任他，所以将这数百辆大卡车全部交给他了。戴笠再也忍不住了，加上宋子文背后鼓动，于是立即撤回保卫孔公馆的特别警卫，但孔仍然不买账。不久，军统接到昆明拍来情报，林世良的运输大队一半的车子不是运输军事物资，而是大批重庆市场缺俏物资，如进口的化妆品、美国尼龙袜、法国香水、女用衣料、男用毛呢、美国香烟、欧洲洋货和咖啡、名牌烟酒等等。那时抗战陪都物资缺乏，连牙膏本地都造不出，外面没有进。这样一批外国进口货，运到重庆真是黄金万两。戴笠不放过此一机会，下令立即扣留林世良，并由监察处将全部车辆送至重庆。车到重庆后抵达海棠溪站前二公里半的地方，这是蒋介石上黄山(蒋住黄山)必经之路。戴笠一切安排妥当，蒋由曾家岩到黄山公馆，戴陪同到达二公里半的地方，戴向蒋报告他扣留了 50辆运私货的军用大卡车的事，并请蒋下车后亲自查阅。蒋一看大怒，问是谁干的，并令戴笠将主犯林世良送交军法总监。戴趁热打铁，乘蒋盛怒之际，把写好的案情报告和查扣物资清单连主犯林世良亲交军法总监何成浚。在戴笠陪同下，军法官审讯口供，林士良有恃无恐，一一承认。军统办公室主任毛人凤立即向报界透露，尤其是《商务日报》半版报导这个消息，并写评论。有的报纸说：“中外古今，朝朝代代都有贪官污吏，故不足奇，关键是当局对贪污能不能依法自治。”并主张乱世重刑等等。此时，孔二小姐不仅损失了百万金条的私货，而且至交好友林世良的性命也危在旦夕。她跑到宋美龄那里哭诉，致使蒋介石夫妇为此发生争吵。听说蒋介石生气用手杖打死一条宋美龄心爱的洋犬。戴笠拿着林的口供和《商务日报》以及驻重庆外国记者向国外，主要是发往美国的电讯，呈送蒋介石。蒋此时正在向美国求援贷款，为了表白他依法严惩的态度，不得不在戴拿来的口供上批“枪毙，以肃官箴”等字。戴笠怕变，又亲持批文到军法总监要何总监立即执行。这种速度是孔家没有预想得到的，他们还在计划援救林世良时，中央社的消息已在各报刊出：“昨日枪毙走私贪污犯林世良。”尽管他只是替罪羊，但对孔财神不可能打垮的神话，是一次大大的动摇。

　　二、财政部直接税局局长高秉坊判无期徒刑

　　四大家族的陈果夫、陈立夫与孔祥熙的斗争，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45年 2月，重庆各报以显著位置刊载了“中央社讯”题为《高秉坊渎职贪污，法院昨逮捕法办》的新闻。消息传出，朝野上下一片惊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高秉坊是山东博兴县人，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林业系。在上世纪 20年代，孔祥熙任工商部长和实业部长时，高在实业部因为办事干练、勤勤恳恳，深得孔的信任。

　　30年代，孔出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兼财政部长，高出任税务司司长。

　　高到职之后，以整理地方税务为名，发起了一次全国税务会议，邀请各省、市财政厅长、财政局长及有关人员，到南京开了一次十分热闹的大会，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解决了地方一些不合理的财税问题。会议以后，他决定筹办直接税，创民国以来赋税的崭新局面，既使中央财政增加财源，也有利于地方财政的收入。高秉坊的税务改革颇有成效，自恃有才，凡事独断专行，飞扬跋扈。

　　国民党内部派系很多，搞党务的也想在税务方面占一席之地。高秉坊提出“新税新人新精神”的“三新”政策，迫切需要有一批新骨干来执行，于是就在财政部下首先破例开办了一个税务人员训练班。这就与搞党务的CC头子陈果夫发生了矛盾。陈认为，训练税务干部，要么由中央政校直接训练，要么由财政部委托中央政校办理。高都不采用，而是在财政部下他自己主持训练。高为了抵制 CC，还请出全国学生军训教导总队长桂永清兼任训练班教导长。桂为复兴社高干，这明显是对付 CC，使陈果夫火冒三丈，却又不便得罪复兴社，只得暂时忍耐，伺机报复。

　　1942年，在赋税的改造中，直属税局人员一律要经过考核使用。这个消息传出，很多县分局重要官员感到恐慌。过去 CC曾派了一批人员进入税局，有六人都担任县分局局长。因此陈果夫要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去拜访高秉坊，向高打一个招呼，要保留这六个县分局局长。高对此答复，他说：“税务人员不能兼任其他职务；任何干部，尤其是分局长一定要严格考核，不称职的就淘汰。”经过考核后，这六个县分局长两名被淘汰出局，另外四名调职使用。

　　这件事更使陈果夫大为不满，指示徐恩曾立即成立“高秉坊专案小组”。徐兼组长，两个被撤职的分局局长为主要成员。经过一段时间，专案小组写了一份高贪污渎职的调查报告。陈果夫以侍从室主任看也不看就批交法院严惩不贷，并以军委会名义将高逮捕，陈果夫还向法院指示判高极刑。法院调查认为不足判刑，推来推去，在陈果夫压力下，其以所谓的“模糊审判”判决高以极刑。法院抗不过 CC，采取“初判”方式判高秉坊死刑，暗下嘱高向高院上诉，用推的办法对付 CC。

　　高不服，请名律师章士钊、戴修瓒为他辩护。加上法律的支持依法更审，复发重庆地院，于 1946年1月20日作出更审，改判：“高秉坊连续对于主管事务，直接图利，处以无期徒刑，剥夺权利终身。”

　　高秉坊被关在重庆石板坡监狱中，也是别开生面的。监狱同意高的家属及同僚，在大墙之内砌一栋一房一厅的私房，高就在里面服刑。他伙食自理，配一名厨师也是自费。各报记者通过监狱长就可以采访。这在国民党的司法监狱史上，由犯人在狱中自建公馆坐牢，也是唯一特殊的例子。

　　高秉坊一案对倒孔是火上加油，还没有等到官司打完，孔财神在众怒之下已经垮台了。CC为了要让孔永不能翻身，原是要置高于死地，虽未达到目的，但以高压手段判了高无期，也算是一记重拳。倒台的孔祥熙与其老婆宋蔼龄早已将巨额的公家所有美金、金条从巴西转到瑞士，虽然乌纱帽丢了，但还是一个拥有 10亿美元的中国首富。

　　从“反孔”的战略上看，四大家族内部的派系斗争，杀了林士良之后又抓了高，加速了孔财神倒台。“四大家族”内讧，孔、宋、陈几家矛盾并没有完全让蒋介石失去“保孔”信心。岌岌欲堕的孔氏财阀，最后更疯狂，一方面在转移吞蚀的黄金、美元，又发生吞蚀了美元贷款，接着发生黄金涨价消息外泄案。这些使舆论沸腾。监察院插手调查，公布购买黄金的大户。

　　重庆是陪都，外国报纸和通讯派了不少记者，又以美国为多。他们向外发新闻不受任何检查。国民党中宣部以一个副部长专门与他们打交道，同时还设了一个“驻外记者招待所”，不仅要为他们提供通讯方便，对生活也派专人侍候。美国记者中虽有的为蒋说几句好话，他们可都是自由主义者，有闻必录，把孔祥熙一家丑闻都发到美国去了。国内见不到的新闻在外国报刊上反而有报道。如 1943年，孔祥熙想为财政开一条邪路，四川是产鸦片烟大省，重庆又是川、云、贵三省毒品集散地，孔投资，指定由川西最大毒品贩子、大袍哥冷开泰和重庆袍哥少壮派领袖石孝先合办公司。这件事美国记者知道了，在一次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发布会上，美记者提出这条新闻，以求证实，中宣部发言人矢口否认，此公司因而流产。

　　孔祥熙的丑闻避免外扬，蒋介石过去保孔为的是保己，现在到了非换马不可的时候，弃孔也是为保蒋自己。陈布雷提醒老蒋必要时还得弃车保帅。

　　在免去孔的职务时，蒋介石采取的是暧昧手法。1942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抗战是有利的。成立了美、英、苏、中同盟国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消灭法西斯。此时外交比军事还重要。蒋介石委他舅兄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后以特使身份要去美、英签约，故提高“档次”以宋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孔祥熙则于 1945年 5月才正式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的辞呈。可见其中内幕之微妙。

　　在“四大家族”内斗失意的孔祥熙，仍然是“孔财神”。1947年四川水灾，上海市长吴国桢主持为水灾募捐大会，邀了孔出席。与会者满以为这个中国第一富豪，会乐善好施，结果孔却一毛不拔。慷慨捐献的竟是杜月笙。吴国桢对左右说：“你看这个家伙还不如一个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