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30日的晚上，一纸密令送进了位于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办公室。密令毋庸置疑来自蒋介石，此时的他正在为将来的事宜全力部署。
第二天，12月1号，年轻的水手范元健参与执行了一项神祕的任务。
范元健：我在海关缉私船上工作，晚上12点就开船了，我们就沿黄浦江一直下去，开到长江口，应该往右开，结果它往左。我们觉得奇怪，往左没有路的，结果它靠到中国银行的码头边了。
范元健工作的“海星”号是一艘美国巡防舰改装的缉私艇，吨位大约是700吨。停靠在码头边后，他发现，很多木箱被抬到了船上。
范元健：里面的工人就两个人扛一箱——都是木箱，扁扁的，很重，一箱一箱从银行里运到我们船上。运上来我们才晓得这是金子，因为箱子的颜色是装金子的，而且从银行里面运出来。
范元健没有猜错，运送上船的，正是在蒋介石指挥下紧急南迁的黄金。尽管战火尚未蔓延至上海，但及时将黄金转移到与大陆隔着海峡的台湾岛上，却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事情。
两天后，“海星”号载着大约200万两黄金抵达了台湾的基隆港2号码头，几部大卡车早在岸边等候多时，货物一到，即刻搬卸。
这只是被运走的黄金中很小的一部分。此后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在加紧将黄金往台湾运送，大陆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台湾。而在运送黄金的同时，热衷文化道统的蒋介石也将目光转向了南京总统府几里之外的朝天宫，那里存放着50万件从各地辗转而来的故宫文物。
几乎没有费多少思量，他就决定了这些文物的命运：和黄金一样，运送台湾！
但这项决议遭到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强烈反对。一时间，他与支持政府决议的学生庄严，几乎断了师徒关系。
庄灵（庄严之子）：马衡院长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的老师，我父亲对他一向非常尊敬，师生的关系也非常好。可是在文物运台这件事上，显然双方是有分歧的。马院长不赞成文物运到台湾，而且院里很多高级同人跟院长持同样的看法。而我父亲还是遵照政府教育部的指示，很忠实地执行文物运台的政策，他很愿意押运一部分故宫文物到台湾来，这样一来，师生关系就受到了影响。
这并不是这些文物的首次迁徙。当日本人的魔爪袭向神州之时，为了不让文物遭到破坏，政府已经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文物转移。庄严也是当年文物转移的负责人之一。
庄灵：九一八事变之后，明显地有武力侵略也就是战争的危险。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想到了文物的安全问题，虽然故宫博物院已经成立，文物的管理也制度化了，一切都走上轨道，但万一北平沦陷，那这一批文物会不会受到影响？当时的政府这样考量，所以把这些东西早早地往西南疏散。
为了躲避日军的战火，一万三千多箱故宫文物汇集南京之后，于1937年分三批从南京出发，向大后方迁移。一路由铁路经西安运到峨眉，一路沿长江经重庆到乐山，一路先走水路后上公路，经贵阳到巴县。这一趟流浪了大半个中国，即使在艰难的旅程中，这些文物也被精心地保护着。
庄灵：我们放假不上学的时候，父亲会带我们到华严洞（在四川省资阳市，当时存放了部分文物）去，天气好的时候就会把书画拿出来，到空敞的地方晾晒。有人担心在空敞的地方会有很多人围过来看，对文物造成损害，其实在当时不会。当时的环境非常单纯，华严洞当初也非常乡下，何况有一连的国军在守护，安全上绝对没有问题。
10年之后，久历漂泊的文物终于回到了南京。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又一次大规模的文物迁移竟然就在眼前。掌管文物的理事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决定将文物迁台，这个结果，让庄严一家人再度收起行囊。
1948年12月20日，庄严来到南京下关的码头上。他带着自己的家人，随着第一批共772箱故宫文物一起登上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派出的“中鼎”号登陆舰。
庄灵：桂永清上将没有坐这个船，可是他养的一只很大的狼狗要跟着登陆舰一起走，我记得它短毛，毛亮亮的，眼睛很大，很神气。水兵要照顾总司令的这条狗，但没想到这条狗晕船，船一开它就叫，叫得很难听，而且还吐，吐了水兵拿桶子去接，弄得我们睡觉也睡不好，所以印象非常深。
这一趟旅行很辛苦。登陆舰中间本来有装什么战车、物资之类的大统舱，装文物的箱子经过固定后，就摆在统舱里，摆得很整齐，下面用大油布包起来。我们就睡在箱子的上面，等于睡在国宝上面。而且这个船，本来有两个推进器，但是坏了一个，只有一个推进器推着船，像跛子一样瘸着腿勉强开到台湾来。
“中鼎”号在海上跛行了五天后，才蹒跚地将文物运抵基隆码头。和黄金一样，它们下船后立即被守候在岸边的卡车运走，并用火车送到北台湾的杨梅暂时存放。
在“中鼎”号运送文物的同时，更多的文物正在加速打包，彻夜不停。第一批文物运抵后不到两个星期，第二批文物共3824箱又被搬上了招商局的“海沪”号，跨越海峡向台湾而去。
而身在台湾杨梅的庄严在此时接到了老师马衡的一封信，信中说：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须好自为之。如此包含着无奈与责怪、托付与期待的一句话，让庄严心中感慨丛生。但无论如何，此时的庄严已没有了退路，第三批文物已打包好，正在等着被送上远行之路。
此时，已是1949年1月。
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全线败退，内部要求蒋介石下台的声浪越来越高。蒋介石在此情此景之下，更加快了运送黄金和文物的步伐。1月10日，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蒋经国奉命来到上海与俞鸿钧会晤；1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安排黄金运台事宜。一批又一批的黄金被秘密运出，即使1月21日蒋介石在一片责难声中宣布下野，俞鸿钧也于同时从中央银行总裁的职位上卸任，运送黄金的事情也完全不受影响，数百万两黄金源源不断地运抵台湾。
但文物的运送却在此时出了些麻烦。
索予明（故宫文物迁台押运人员）：东西运出去对于南京总是不利的，把好东西都搬走了，那些码头工人就不肯做这个事。当然这也是有人鼓动，也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我们事先跟码头工人已经约好了东西上船的价钱。但那时候正是过年，过旧历年大家都蛮隆重的，他们就觉得过年还要他们去搬这个，就不肯（去），拿这个借口来反抗。后来我们船长说加钱，反正就是要过旧历年的加班费、过年费对不对，给你钱。
加了工钱以后，装运总算顺利进行了。第三批总共1248箱文物被搬上了“昆仑”舰，其中包括抗战胜利后日本赔偿给中国的唯一一件物品：一扇翡翠屏风，这是当时中央博物院的主管杭立武坚持加上去的。而另有很多文物，则不得不被留了下来。
索予明：我们准备运2000箱，可是搬到一千多箱的时候舱位就满了，怎么办？结果我们把楼上的甲板都打开，医务室、餐厅、检务官的饭舱都不要了，通通塞箱子。这样把箱子塞上去了，后来一算，岸边还剩下七百多箱。
1月30号，“昆仑”舰在炮火声中驶离南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运送的途中又出现了意外，“昆仑”舰突然转向。
索予明：舰长把船开出长江口后，就往北开。船上有些人看情况不对，我们是要往台湾去，不应该往北开，要往南才对，所以他们感觉不对。副舰长就把舰长抓起来，等于实际控制了这个船，于是就掉头开到台湾去。开到台湾后，他们就把舰长抓起来，不久之后这个舰长就被枪毙了。
一路波折，第三批故宫文物整整花了3个星期，才在1949年2月22日抵达台湾。随后，它们也被送到了杨梅——前两批文物已在此地汇集，之后这三批文物被集中转运至台中，存放在一家糖厂里，后来再送往中台湾的雾峰北沟落脚。这批漂洋过海的故宫文物，历经抗战和内战共12年的颠簸，终于暂时有了安身之处。但笼罩在运送人员头上的阴云，却并没有因此而消散。
庄灵：我还记得那年冬天听收音机，上面有“点名”，就是点哪些人带着文物到台湾来，当然讲得也很难听，把带文物到台湾来的人叫做“蒋介石卖国集团”。这些护送文物一起来的人都榜上有名，我父亲也在内。
这样的“荣誉”让所有人备感沮丧，但他们对国宝的热爱和工作的精细却丝毫不会因此而有所减退。运送到北沟后，这批文物展开了首次清点工作，其中的细致让所有见证人都叹为观止。
索予明：外国人看到我们把箱子打开，把包包拿起来，每个包包都用绳子捆着，把绳子解开，打开纸包，东西才拿出来。东西拿出来是完完整整的，外国人看到这么好又这么脆弱的东西，以为箱子里的设备一定很好，没想到一打开来是这么简陋的设备，所以觉得这个工程简直是奇迹。
文物的运送至此告一段落，此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文物的清点和保存上；而另一边，黄金的运送还在持续着——尽管蒋介石已经宣告下野，但他仍是国民党事务决策的核心人物，他的意旨仍在被良好地执行着。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虽然接管政权的代总统李宗仁后来曾要求行政院将运往台湾的黄金、银元再运回大陆备用，但这道命令却被送进了档案馆，丝毫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
战火也冲破他们的意愿，向着广阔的南方蔓延。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长江下游的上海陷入一片混乱；5月中旬，已卸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在蒋介石的密令下秘密从香港飞到上海，与驻守上海的汤恩伯会面。会面后，汤恩伯亲笔留下字条，要中央银行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两之外，其余存于指定的安全地点——所谓的安全地点，指的正是台湾。
很快，任职于上海招商局的江源接到了驶往台湾的任务。此去匆匆，他赶在出发之前与年轻的女友结了婚，随后便匆忙踏上旅途。
米绳祖（江源之妻）：当天十五，（他）讲十六晚上就请客吃饭，然后十六还是十七我们就上船了，那艘船是叫汉民轮。
匆忙结婚的米绳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其实另有一重身份。
米绳祖：一个是军统局的身份，一个是黄伯韬部队的身份，都是上校。一个是上校参谋，一个是这个，事先我都不知道。
运送人员从海关缉私队变为高级军官和特务，足见当时蒋介石等人心情之急迫。解放军不断扩大的战果让他们必须采用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将黄金运送出去。于是，命令也送到了空军第十大队队长衣复恩手上，要他带领部属从上海红湾机场驾机飞往台湾。
衣复恩：我们当时接到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将军的命令，说有一批东西要从上海运到台湾，大概要七八架飞机，那就派了七八架飞机到上海。他后来当面说是黄金，（但当时）我们飞行员都不知道，而且飞行员都很天真，对这个事也没兴趣，黄金也好，白银也好，运过来就好了。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把任务完成。
舰船与飞机并用，大陆的黄金、银元源源流向台湾。从1948年年底到蒋介石父子离开大陆为止，到底运了多少黄金？确切的数字没有人知道。不过据李宗仁回忆，在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院的秘密报告显示，单单黄金部分就有390万盎司被送到台湾，价值5亿美元。
这些黄金后来一直被存放在北台湾山区的金库里。它们的到来，为台湾经济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让急需安顿下来的人们得到了喘息，也为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运抵台湾的故宫文物也为蒋介石在战乱中取得统治的正统地位提供了最好的支持。在战争离去后，它们于1965年迁入了位于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存放在博物院后山的山洞内。
这些中华瑰宝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流连忘返，而那些残留在装运箱上的迁徙痕迹，则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发缄默了。随同文物迁台的故宫人员也在历史的夹缝中慢慢老去，当年蒋介石的一个决定，让他们从此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庄灵：他（庄严）是在北方出生、长大的，特别对北京有非常深厚的情感。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婚姻都是在北京完成的，抗战胜利的时候他也以为文物当然还是会回到北京故宫去，可没想到国共内战之后，从此变成另外一条路，往东南到台湾来了。1980年还没有解严，所以跟大陆连通信都困难，这是他很大的一个遗憾。一直到临终他还在念“北平、北平”，很希望能带着这批东西回到故都去，但这个愿望（他）永远没办法实现了。
庄严的遗憾是故宫文物迁徙故事的缩影，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透过时空的变迁，正静静地诉说着一九四九年的那一段迁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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