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海滩打虎记:因蒋介石包庇孔氏家族而失败

蒋经国上海滩打虎记:因蒋介石包庇孔氏家族而失败

蒋经国上海打虎时

因老虎吃人,历代人民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打虎。最久远的打虎是冯妇打虎;最津津乐道的打虎是武松打虎;最悲壮的打虎是蒋经国上海打虎。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急剧发展的巨大经济危机,将蒋经国派到上海“打虎”,实行经济管制。蒋到上海后,采取群众运动和铁腕手段,强行“限价”,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奸商”,在一段时期内颇见成效。但是由于宋美龄、蒋介石徇私包庇孔氏家族,蒋经国不得不辞去职务,黯然离开上海。

蒋介石自奉俭约,廉洁自守,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有过调查和制裁,但是,顾虑重重,下不了狠心,终于因宋美龄关系,在孔令侃和扬子公司问题上失足,失去治理“豪门”和权贵资本的一次重要机会。

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虎”,蒋经国豪气干云,决心大干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

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乃父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

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虽对上海官商勾结的严重状况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由于满意蒋经国的工作,9月19日晚,蒋介石在和宋美龄乘车到南京东郊兜风时,特别和妻子相约,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同为经儿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无败也”。

啃到了硬骨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

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儿子孔令侃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卢家湾警察局向上海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英商利喴公司汽车行囤有大量物资。当由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局前往检查,发现该处存有大量物资,均系扬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二百七十七号及虹桥路仓库中也发现该公司储存的大量物资。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资。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公司仓库被封”,副标题有“新型汽车数近百辆,零件数百箱,西药、呢绒,价值连城,何来巨额外汇,有关当局查究中”、“货主孔令侃昨晚传已赴京”等。

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曾致函蒋经国交涉,说明扬子公司营业额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会局登记,孔令侃并已于事发后乘夜车离沪赴京。孔令侃不仅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大儿子,而且和宋美龄关系密切。宋由于早年小产,后来一直没有生育,非常疼爱她的这个外甥,视同己出,精心培植、呵护。

宋美龄突飞上海,上海报纸的报道发生微妙变化

继《正言报》之后,10月3日,上海三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陆续报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有关消息,但其态度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申报》的标题是“抄获扬子建业物资,呈候经管局候示”, 这篇报道不仅标题较《正言报》平淡,其内容则一是强调“上项物资均已向主管机关呈报有案”;二是强调外传相关报道不确,声称“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则并非事实”。《新闻报》的报道根据上海警察局特别刑事处的官方文书,其内容大体与《申报》相仿,但其标题则为“扬子公司物资呈报当局有案”,说明该批查封物资“呈报”过,有案可查,意在告诉读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仅仅相隔一天,但三报与《正言报》的报道却相差很大。其故安在?推其原,当和孔令侃的紧急赴宁与宋美龄的紧急上海之行有关。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天,曾飞往南京,向宋美龄求救。《正言报》的报道则说,孔令侃系乘夜车赴宁。两说在孔令侃赴宁所用交通工具上虽不同,但9月30日确有南京之行则一致。另据中央社消息:宋美龄于10月1日晨9时乘美龄号专机抵沪。《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低调处理显然和孔令侃、宋美龄抵沪之间的紧急互动相关。

蒋经国的困难与矛盾

按蒋经国的脾气和一贯作风,在扬子公司查获了如此巨额的囤积物资,自然只有一个办法——审查、扣押、查办其主人孔令侃,然而,蒋经国感到,抓不得。

扬子公司以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属于权贵资本(当时称为“豪门资本”)。成立于1946年4月,注册资本一亿元,1947年资本增加为十亿元,分为一百万股,孔令侃占二十四万九千股。该公司长期名声极糟。1947年7月,已因套用大量外汇事引起广泛的社会反感,此次囤积大量物资一事被发现,自然更加激起各阶层人士的不满,甚至愤怒,不少人主张立即逮捕孔令侃。据蒋经国当时的亲信贾亦斌回忆,某日,他问蒋经国:“孔令侃案办不办?”蒋经国装作没有听见,不回答。贾亦斌再问:“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蒋经国便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说完便不再吭声。贾亦斌当时对蒋经国仍怀有希望,过了几天,再到蒋经国的住处,对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蒋经国本来情绪就不好,听了贾亦斌的话,便将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嚷道:“孔令侃又没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从贾亦斌胸中涌起,一拳击在桌上,大声反驳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

蒋介石自北平赶到上海

东北战局逐渐转向有利于中共。林彪实行“关门打狗”方针,先围锦州,企图卡断东北国民党军退往关内的通道。由于锦州危急,蒋介石于9月30日自南京飞北平。10月8日上午,蒋介石先后与侯镜如、陈铁、傅作义等将领研究东北作战计划,但是,当日下午,蒋介石却突然乘中美号专机,飞抵上海,住进东平路官邸。

当时宋美龄到上海后,即乘中秋节之机召见蒋经国、孔令侃,企图调解这两个表兄弟之间的矛盾,蒋要孔“顾全大局”,孔则大吼:“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两人大吵起来。蒋经国临走时表示:“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则回答:“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当即气得宋美龄面色煞白,手脚发抖,急忙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是上海出了大事,要蒋介石火速乘飞机南下。蒋介石到上海后,当夜与宋美龄“月下谈心”。同晚见到上海出版的《大众夜报》,其第一版报道为《扬子囤货案,监委进行彻查,必要时并将传讯孔令侃》。该报并配发一篇社评:《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中云:“政府究竟是要豪门呢?还是要人民?将此处决定。”

蒋介石阻止监察院调查

扬子公司案件发生后,在南京的监察院迅速注意到此案,决议派员调查。院长于右任将这一任务指派给了监察委员熊在渭与金越光。二人于10月7日抵沪,自12日起,先后访问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经济督导员办公处、上海警察局、上海社会局等处,会见蒋经国,并且询问了孔令侃本人。

10月18日,蒋介石自北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云:,以保护“商民”和“商营事业”为盾牌,批评监察院超出其职责范围,对于如何处理孔令侃及扬子公司,无一语涉及,相反,却严厉批评监察院“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要吴国桢转嘱孔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实际上是在鼓励孔令侃抗拒调查。

扬子公司的囤积物资履行过“登记”,不好随意逮捕,但是封存、查核,以便判明其罪或非罪,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需的,蒋介石反对、制止监察委员的调查,而又不下令其他机构调查,其包庇行为就十分明显了。11月4日,蒋经国将孔令侃的囤积清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很生气,日记云:“本日经国报告,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故今日情绪更觉抑郁矣。”然而,蒋介石也仅止于“痛愤”而已。

扬子公司案激起了监察委员们对宋子文、孔祥熙家族的声讨热情,蒋介石本来认为,中国国情和西方不同,“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只能“自讨苦痛”。早在10月16日,他就在日记中批评立法院、监察院的委员们不守纪律,和党,和政府,包括他这个“领袖”矛盾、对立。10月23日,立法院举行时局谈话会,有立委激烈地批判政府,发言说:“人事破坏法统,贪污无法惩办。如宋子文套购外汇,扬子公司的囤积嫌疑,至今也莫奈何。其次,例如豪门问题,至今没有办法。试问现在政府的权贵哪个不是豪门?哪个不是老虎?号称打虎的蒋经国,又有什么办法!”

行政院取消“限价”,蒋经国辞职离沪

蒋介石阻止调查,扬子公司的案子办不下去,其他事情自然也难于推动。10月16日,蒋经国在《反省录》中承认:“扬子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蒋介石下令阻止监察院调查的当日,蒋经国约吴国桢、宣铁吾等讨论目前经济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支持政府政策的”。蒋经国在日记中自称:“今日在精神上受到极严重的压迫,未安睡。”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蒋经国既感到行政院方面的动摇,也感到自己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10月27日日记云:“在前半个月我的话是不会打折扣的,而现在则不如前了。”

10月28日,蒋经国到南京参加经济管制会议,“大家都主张让步”。会议决定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工资可以调整,百物都可以照成本定价。11月1日,行政院宣布取消限价,粮食按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纱布、煤、糖、盐,由中央主管机关核本定价,统筹调节。蒋经国原来主张坚决守住“八一九”的限价防线,至此,彻底崩溃。当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人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在若干地方,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应向政府自请处分。11月6日,正式发布消息,辞去督导员职务。从即日起,蒋经国可以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11月15日,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告,孔令侃和扬子公司无罪。

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危机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蒋介石、宋美龄包庇孔令侃的情节迅速在社会流传、发酵,蒋介石父子和宋美龄都受到社会,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广泛批评,它使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危机。当时守卫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就曾为此事对杜聿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此事成为傅对蒋“失去信仰”的重要原因。贾亦斌在向蒋经国劝谏不成后也对他最后失望,“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 1949年4月,在浙江嘉兴起义,投向中共。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报》曾发表殷海光执笔写作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孔祥熙当时在美国,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也经香港去了美国。社论指认“豪门”为“人民公敌”,斥责国民党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在扬子公司问题上,人们对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孔令侃以及蒋经国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掌控当时社会、国家的“豪门”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容易转化为打倒“豪门”、推翻“豪门”的革命情绪的。

平心而论,蒋介石自奉俭约,大体清廉,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也有过制裁。例如:1942年12月,枪毙与孔祥熙家族关系密切的林世良。1945年,亲自审查孔祥熙涉案的美金公债舞弊事件,迫使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多项职务。但是,蒋介石顾全国民政府和孔氏家族的体面,担心“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最终还是只能以大事化小,后台结案的方式了断。到了扬子公司问题上,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孔令侃之间的关系,压制调查,窒息言论,徇私包庇,终于毁灭了国民党和政府拥戴者的最后一点希望,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局面。

豪门越“豪”,处理其贪腐,就应该越坚决、果断、及时,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尾声

熊在渭、金越光在《纠举书》中提出,扬子建业公司的“侵犯司法部分,并应移送法院,依法究办”。其后,该案交上海地检处侦查,由游鸿翔检察官承办。1949年1月9日,地检处传孔令侃及扬子建业公司副总经理于钟声到庭说明。二人不到。1月18日,再传,28日,三传,仍然不到。其间,上海社会局拟定对该公司查封货品处理办法,建议将其中工业原料及日用品两部分由政府收购出售,其盈余之数,半供全市公教人员福利基金,半充救济难民之用。12日,上海市政府第一百五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这一办法。15日,孔令侃呈文反对,声称“所存货品并无违法,不服处理,声明异议,请予取消原处理办法,发还货品”。上海社会局审核后,于2月24日报告吴国桢,认为该公司存货大多系1946年、1947年购进,储存均在一年以上,当限价期内工业原料恐慌之时,该公司仍不应市,实属囤积居奇之作为。2月26日,吴国桢批交上海参事室核议。4月12日,孔令侃再次递状。声称现因病在穗,不能来沪,一俟病愈,即行投案。4月30日,参事室复核,认为扬子公司“违法囤积”一案,经监察院金、熊二委员调查属实,孔令侃所称毫无囤积居奇意图之说,“自难采信”,原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将其货物予以查封,以利处理,于法尚非无据”,按照限价,供应市场的决定“亦无不合”。参事室并提出,将扬子建业公司的货品分为三类:日用品部分,待法院判决后再行处理;无关法令部分,带征自卫捐后发还;工业原料部分则收购出售。同年5月27日,中共领导的解放军攻入上海,实行军管,扬子建业公司案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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