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战争中的德国青年

著：罗伯特·S. 拉什

译：董旻杰 徐晓楚

（上图）对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来说，除了被历史车轮碾碎，似乎也做不了什么

胡贝特·格斯出生于1926年9月28日。1943年秋，年仅16岁的他加入了帝国劳工组织，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义务劳动。

最初的10个星期主要用于训练，内容包括使用配发的铁铲、体育运动、步枪射击和准军事训练，在那里小伙子们学会了“迅速卧倒”。

只要无人受伤，空袭有时候反倒很受小伙子们的欢迎，因为这样操练就可以中止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格斯负责所有办公室里的记录工作。

1944年5月，在帝国劳工组织的义务劳动期限已到，格斯回到家里等待安排。没过多久，格斯就收到了入伍通知，要他到帕德博恩的训练营报到。

格斯在帕德博恩被反坦克炮兵选中，部队组建完毕后他所在的连队就向西面位于亚琛的训练区域开拔。在那儿，除了正常的训练之外，新兵还要协助修复被空袭炸断的铁路。

格斯和反坦克连的其他炮兵，主要用已被淘汰的Pak 35/36型37毫米反坦克炮进行训练，还有肩扛式“坦克杀手”反坦克火箭筒和“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上图）胡贝特·格斯，他幸运地活到了战后

临近训练结束的时候，他们已能够熟练使用Pak 40型75毫米反坦克炮了。虽然训练期间的公路行军非常艰苦，但年仅17岁的格斯还是凭借坚强的意志挺了过来。

8月17日，格斯和他的反坦克连携带着所有装备进行了一次40千米的公路行军，抵达了迪伦东北部的训练场，3天之后他们的训练结束了。

虽然许多人都得到了探亲假，但格斯由于要参加军官训练课程的测试而没能回家，在 8 月的最后几天里他看到似乎无穷无尽的军用车队通过亚琛回到莱茵河畔。

9月3日，格斯与大约20名战友朝着荷兰行军，而此时美军正朝着德国推进。

这些年轻人心中并非无所畏惧，然而他们同样富有勇气，也许是因为他们还年轻，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为了祖国竭尽全力”的思想。

随后，格斯被编入第275步兵师第275燧发枪兵营2连当传令兵，11月29日他在许特根森林某处教堂的地下室里被美军俘虏。

胡贝特·格斯的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他是众多战争中的德国青年的缩影。德军中的这些年轻人在纳粹的统治中度过了自己的成长岁月，直到1944年还相信元首并认为德国将会获得最终胜利。

（上图）1938年，希特勒青年团正在焚书

1934 年，德国开始重整军备，要求在一年内将陆军师的数量增加1倍，而且1935年3 月希特勒还颁布了重新修订后的义务兵役法，以填补这些新成立的部队。

1939—1945年，大多数身体健康的德国成年男性都进入国防军服役。在此期间，年龄较大的男性训练8周后返回了原先的平民工作岗位。

每年秋天征召入伍的士兵，最初的服役时间是一年，到1936年延长至2年。德国士兵的征召是按照年龄组进行的，也就是说征召所有在同一年出生的男子。

德国当时的劳工法规要求学生离校后到劳动局报到，等待分配工作。1936—1941年，毕业于三类学校的德国男性青年共有3101408人。

德国的潜在兵员还有那些在1936年以前毕业的青年，他们此时大都已加入了劳动大军。1939年时德国的3940万从业人员中，有1120万人于1939—1944年间被征召入伍。

德军的征兵年龄底线逐年降低，从1939年的21岁降到了1943年年初的17岁，到1945年3月更是低到了只要满16岁就要入伍。

可以这么认为，德国陆军中的新兵并非毫无军事经验的新人。大部分新兵入伍前事实上都已经在纳粹党建立的准军事机构中接受过军事训练。

年龄较小的一代人，都加入过希特勒青年团和帝国劳工组织（RAD）等团体，年纪稍长的则加入过冲锋队（SA）。

（上图）帝国劳工组织海报，工人和技术人员精诚团结，军队为他们背书

根据帝国青年义务服役制的规定，10—18岁的男孩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或少年队（Jungvolk）。希特勒青年团每周3天的集训中有2天专门进行体能训练，包括投掷手榴弹，练习使用轻武器和队列操练。

从1942年开始，为了弥补预备军训练遭受的压缩，国防军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推行了一套正式的准军事训练方案。1944年，有63万名男孩在希特勒青年团接受了入伍前军训。

每个德国人都要到帝国劳工组织参加为期6个月的义务劳动。帝国劳工组织的征集令与国防军的征召令同时发出。负责登记的官员随时掌握着所有帝劳工组织成员的工作情况，义务劳动一结束就会通知军方，然后他们就要去当兵了。

随着战争的持续，德军的兵力逐渐变得紧张，冲锋队作为纳粹党最庞大的准军事武装，开始训练18—65岁、未曾入伍或早已退役的德国人。其中包括那些暂缓征召的人、工厂工人，以及离开了希特勒青年团却未加入国防军的青少年。

德国军队的兵力补充和训练过程是分开进行的，德军更注重的是教育，至少认为教育与训练是同等重要的。

（上图）宣誓效忠元首

训练涉及实践、经验和技术，而教育还注重整体的人格培养，这在大战前的国防军中是重点工作。

战争期间，随着德军野战兵力的不断消耗，对兵力的需求日益紧迫，这使得补充兵力的训练时间逐渐减少。

新兵的训练时间从之前的12～16周缩短到了8～12周，而且取消了诸兵种合同演练。在某些情况下，新兵的基础训练经常只进行4～5周，还总是由于空袭而中断。

1944年 1月，德军又在已超负荷的新兵训练日程安排中，增加了3～5个小时的政治思想灌输。

完成训练后的新兵，能够在其他老兵的协助下执行单项简单任务。预备军领导层并不指望完成这些简化训练的新兵能胜任各项职务。

1943年年底和1944年年初，德军在营级（含）以上部队中设立了“国家社会主义督导员”（NSFO），对士兵实施必要的政治思想灌输，以克服德国在兵力与资源上的劣势。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是，这个国家对逃兵或犯有危害国家罪行之人的惩罚极为严酷。军事司法体系协助指挥官维持军队的秩序和纪律，从而保证指挥官能够命令部下踏上九死一生的战场，并且知道他们一定会去。

（上图）德国国防军的军事法庭

许多军官、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认为，1917—1918年间，军事司法体系未能维护指挥官的权威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信念在战壕中消失了。

当时，只有33%的死刑判决得以执行，其余的人则获得减刑，改判为远离战争的长期监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德国军事刑法中加入了一些新的法条，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军队指挥官的纪律惩戒权，同时也削弱了士兵的申诉权。

新法条中最严厉的一条是“口袋罪” ——“破坏战争动员罪”（Wehrkraftzersetzung）。暗中破坏战争动员工作或散播失败情绪蛊惑军心的人，将会被判处死刑。

军事法庭把逃跑纳入了“破坏战争动员罪”，并认为这种行为是对他们的战友和帝国元首的亵渎，一经判决即刻执行死刑。

起初，处罚的最终仲裁者是德国元首和各军种司令。可是随着大战的进行，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军纪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此一些级别较低的指挥官也被授权批准死刑。

逃跑或投降的行为不仅涉及自己，还会牵连家人。很多部队的训令都威胁说，将会对逃跑或投降者的亲属采取行动，停发他们的配给，让他们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另外，还有许多被判有罪的人被送进了惩戒营，如果他们侥幸活过了战争（且纳粹政权没有垮台的话），战后他们仍将继续服刑。

也许在任何时候一个人的性命都不完全是他自己的，但这些战争中的德国青年在国家、民族与命运面前显得格外渺小与无能为力。

本文节选自《血雾之森：炼狱般的许特根，美军不忍回顾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