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清朝的轿子

　　轿子作为清代等级秩序的重要标志和主要交通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情况与变迁。

　　京中官员乘轿与乘车也多有变迁，颇能体现时代与生活的情况。康熙时著名文人王士�G曾在一首诗中说到京中官员清晨坐轿进入内城的情况：“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清入关后，将北京的内城部分全部分配给了八旗人口居住，原来内城(正阳门以内)所居住的汉人，不论是百姓还是官员一律迁出到外城部分居住。清承明制，皇帝上早朝大约是在六点，而清制京官四品以上，就需要上早朝了。这样，大批居住在外城的官员需要在凌晨三、四点钟起床赶往内城，早晨五点左右正阳门开门，官员们鱼贯而入，六点以前，他们进入宫中并排好整齐的队伍上朝。于是就出现了官员早早出门坐轿在城门口等待进城的情形了。王士�G康熙时一度官至尚书，所以也得早早入朝，诗人气质，来早了进不了城，坐在轿子里吃槟榔、赋诗，才有了“行到前门门未启，安坐轿中吃槟榔”的句子。嘉庆朝以前，京官一般都要坐轿，很少有坐马车或牛车的情况，所以记载中说“时正阳门五更启钥，专许轿入，京官无坐车者也。”蒙笼的夜色中，一排排急忙赶着入城的轿子，正是当时北京社会生活中的景象。

　　京官按例都要自己配备一顶轿子，但轿子费用颇昂，很多人置办不起。乾隆末年，和�|权倾一时，曾以某官员配不起轿子为理由来阻止一位官员进入权力中枢系统。传说，嘉庆帝初政时，乾隆帝已经是太上皇了，但还管着政务。一日，有事于夜间召见臣下，军机大臣们都不在，只有军机章京吴熊光在，办事得力，乾隆帝于是下令叫这个吴熊光“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就是说给他个军机大臣头衔。不一会，和�|来了，和�|与乾隆时名臣阿桂不和，他认为这个吴光熊是阿桂那边的人，这时虽然阿桂已死，和�|还是不满意让吴光熊担任军机，于是对乾隆帝说，这个吴光熊只是个“通政司参议”，官居五品，让他入朝不合体制。哪知乾隆看准了这人，非要用他，当即命给吴加“三品卿衔”。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说吴光熊这人，家里很穷，京官惯例要用轿子，只怕他是置办不起的，乾隆爷当即命赏给吴户部银一千两。和�|还想争，说另一个大臣戴衢亨出身状元，学问比熊要好，而且早就是四品官，用吴不如用戴。乾隆说这里用人又不是考状元。和�|无计可施，只好按乾隆的意思去办了(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508-509页)。这个故事能说明不少问题，我们不去多说，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臣“例开轿”是京官中的一种惯例，清代一顶轿子花费不小，一般贫穷一点的官员是置办不起的。想想也是，一顶轿子，正常情况下要养四个轿夫，如路程较远则需八人，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吴光熊碰巧得到乾隆欣赏，赏了他一千两，算是能坐上轿子了，而京官们贫困一点的想办法也要养几个轿夫，弄上一顶轿子来坐，因为轿子已经是一种身份和富裕的标志了。

　　正是因为这样，京城还出现了针对乘轿官员的索诈行为。有这么一个故事：道光时，工部尚书王广荫有一天乘轿入朝，快到正阳门时，看见前面有个世爵贵族家的车子挡住了去路，那车由一头老病的骡子拉着，也没几个人跟着，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王广荫的仆从挥动了一下马鞭，喊了一声，我们要急着上朝，能不能让一下道。不想，马鞭碰到了骡车一个仆人，那人大怒，说你们仗着官威，敢打世家仆人？眼看着一场争端就要发生了。这时，那骡车帘子半开，露出一个戴珊瑚顶穿八团补服的身影，挥退手下，说道：工部王大人，当朝红人也，你们别惹事，赶快让路。王广荫知道京中不少世家子不好惹，急忙上前陪罪，对方也和颜悦色，互致问候，分手而行。下午王回家后，那世家叫人送了一个仆人来，说是早晨在路上被王的马夫用鞭子抽了，现在送来领罪，他这仆人身体向来不好，被抽了后吐了不少血，望王大人给点药，可保无事。王知道这帮世家子不好应付，只好送了二十两银子，并叫下人前去道歉，总算是把这事了结了。这个故事有点象今天专门拦私家车“碰瓷”的情况，也可从中看出，能办得起轿子如同前些年能有一辆私家车，也成了当时索诈的对象。

　　所以京官中不仅以品秩为乘轿与否的标志，可能与经济上是否能承受有关。义和团运动时，李鸿章奉命与八国联军议和，住在京郊某寺中，当时直隶布政使周馥作为随员住在东院，周时不时乘坐一顶大轿出入，引得官员们议论纷纷，“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也”，甚至有人专门写诗来讽刺他。(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二，中华书局，1988年10月版，80-81页)这里的周某为从二品文官，从官品上来看，应该绝对有资格坐轿子了，但为什么会令人侧目呢？疑其特别突出，与京官中很多人置办不起轿子有关。

　　也正因为一顶轿子费用不菲，所以嘉庆以后，京中渐渐流行用畜力车，有从车的前后开门的，后来也有把车轮移至后部，而从中间开门上下的车子。传说这种旁边开门的车子也是纪晓岚发明的，这种车子，车轴离乘坐者远些，些颠簸得轻些罢了。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开始流行西式马车，风气又为之一变。

　　但从制度而言，该坐轿子的时候还是不少，道光时也有改车为轿的情况，而京中“轿贵车廉”往往被人们遗忘。到咸、同时期，小京官们备不起轿子的已经很多了。

　　实际上，轿子也的确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贫富状态：康熙时著名文臣汤斌，当过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为当时有名清官，传说汤斌奉命去江苏任职时，老百姓看见他的夫人乘坐的轿子很破，甚至有“败絮”坠在轿前，令观者唏嘘不已。入京为官时，贫穷更甚，隆冬时只有一件羊皮衣，宫中的卫士老远就看见他穿的破羊皮袄，悄悄说，“那个穿羊皮衣的就是汤尚书了”。

　　而在各地民间，轿子在清代也是十分普及的，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经济上富裕的表现，江苏等地，轿子十分盛行，一旦科举登第，首先报告家中准备轿子，因为身份变了，“甚者仆从如云，夸耀乡里，以为固然。”有的人拿钱捐了个官，也要备一顶轿子以供出入，正统士大夫对此颇不以为然。居乡绅缙亦多用轿子，以至于演戏的优伶戏子，也乘轿出行，时人认为“僭滥之极”。

　　其实不满归不满，轿子作为清代社会一种最普及的交通工具，长期在各地使用，出现各种变化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号称“九省通衡”的汉口来看，清代已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大商业城镇。全镇商贾云集，市场繁荣，街巷纵横，但公共交通却极其落后。光绪二十年(1901年)之前，汉口公共交通以人力、兽力的车轿为主。

　　轿子是大汉口的主要交通工具，除了官轿和有钱人家的私轿外，民间有出租轿，当时“轿码头”(轿子出租点)及轿行遍布街头、巷口及渡口附近。清代《汉口竹枝词》描绘了当时乘轿的情况：“人面赛花还赛雪，广藤轿子揭帘游”。“磋务家来迥绝尘，玻璃轿子去游春。”不仅有钱人家如此，官吏上衙门办公也乘轿，“轿后跟班跳似猴，轿前护勇壮如牛。”从清初直到民国初年，当年汉口“乘舆直上山山径，不是商家即宦家”，汉口交通几乎是轿子的一统天下。

　　而在清代官场、民间，各种奇特轿子亦时有所见，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官场亦有奇轿：“大床为舆”：顾名思义，这个轿子是由一张大床做成的。相传，康熙时，皇四子胤�G，就是后来的雍正帝，十分推崇大学问家阎若璩，曾亲笔写聘书请他到府中，后来阎到了京中，胤�G与他执手并坐，称呼他为先生而不喊名字。在这位雍亲王府中，阎先生的饮食起居，衣服药饵，都是当时最好的。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偶感风寒，即命太医朝夕看视。后来阎病得严重了，请求出府，胤�G苦留不住，叫人作了一个特殊的大轿子。这个轿子由一张阔大的床做成，上面用青纱帐，用二十人抬着行走，走出城外十五里，象一张卧床，觉察不到在行走。算是历史上轿子的一个特例。(清•陈康祺《郎��纪闻二笔》卷十四，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594-595页)后来阎若璩去世，胤�G还亲自写了祭文和挽联。

　　雍亲王为阎若璩作的这个特殊的轿床，与清代流行的眠轿类似，只不过规模远远超过了“眠轿”。所谓眠轿是清代专门用于出远门的一种特殊轿子，“长途跋涉之肩舆”，比普通轿子宽大，长途旅行容易疲倦，人可以睡在其中，里面也可以少量地放一些日用物品，民间俗称为“眠轿”。

　　除了宫中皇帝的玉辇而外，清代最大的轿子恐怕要属乾隆时福康安的大轿了。福康安在乾隆中以平定台湾等战事名重一时。他出行所坐的大轿子，用三十六名轿夫轮流抬行，速度极快。出师打仗，这位福大帅也坐轿，轿夫每人要备几匹好马，轮换时就骑着马跟着大轿行进。关于福康安的传说在清代有很多，但他敢用这么大轿子是公然违制的行为，而且按清制，武官也不许坐轿，但竟未受到处罚，也算一件奇事了。

　　无独有偶，四川有个总督也用了十六人抬的大轿子。“其轿甚大”，只有用这么多人才抬得起来，轿子中还有两个小童子，为他装烟斟茶，并有冷热点心数十百种，以便随时食用。任何时代都有违制现象，清代京中规矩最严，出了京城，山高皇帝远，违制情况就多了。与之类似，清末湘军中也有武将坐轿子打仗的。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本来就是以文臣上阵打仗为特点的，王�g为湘军中儒将，此人上阵打仗，不骑马而坐轿子，每每端坐于轿中，指挥将士上阵。

　　武将的轿子中最有特色的当属乾隆时额驸拉旺多尔济，此人为蒙古亲王，娶了乾隆帝的固伦和静公主，授固伦额驸，就是民间俗称的驸马爷了。他膂力过人，善于骑射，百发百中。有次围猎，一只“四不象”逃出了围场，乾隆帝给了他一支箭，不一会，他就射死那只逃跑的四不象。每次跟着皇帝车驾出行，拉旺多尔济乘一顶极特殊的“四马轿”。这轿子用四匹马驮在马背上，四个仆人另外乘四匹马驾御这顶轿子，马鞭一挥，转瞬之间，马轿已在数里之外了。(清•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中华书局2001年3月版，第120页)

　　这位驸马用的这种马轿，清代官、民都有人用，流行于北方一些省份，有的用马驮，也有用骡子驮的。不过一般人用一匹、两匹马或骡子，而驸马用的是四匹马，比一般的马轿更大，更难把握一些罢了。马轿或骡轿一般长四尺，宽仅一尺许，高三尺左右，用二根长杠子架在前后两匹马的背上，轿子放在杠上，在道路崎岖的地区，比人抬轿子稳定，还可以带些行李物品。北方数省常以此轿为长途旅行之用。乾隆时人秦�D游山西，就是坐的这种马轿，马轿高坐于马背，观看沿途风景，秦�D还赋了一首诗：“轻雷小雨涨山泉，净洗桃花彻骨妍。一枕软舆蝴蝶梦，春魂飞铙绿杨烟。”写的就是当时细雨蒙蒙、桃花盛开，他乘马轿行进的情景。而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仓皇出逃，在路途中也用过骡轿，却是另外一番情形了。据跟随她出逃的宫女后来回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慈禧太后带着一行人仓皇出逃，随行只有三辆大车，其中还有两辆是由京中的车行中雇来，为的就是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出行的队伍不要太引人注意，但这种车辆在崎岖的道路上行走就多有不便了。夜宿京西北的小镇西贯后，“西贯市街里的大户人家一气奉献了三乘骡轿，是很可观的了：这要有六匹骡子，三个脚夫，当这兵马荒乱的年景，总算是很豪气的了。”在向怀来古长城方向前进时，太后就坐上了这样的骡轿：“是骡子背上驮着的一种轿。只是不用人抬，是由两匹骡子一前一后、在两个骡子中间的背上搭成一种轿。前面的骡子等于辕骡，是管掌握方向、择选道路的，后面的一个叫跟骡，紧跟辕骡后面，不许脱节、保持稳定的。这两个骡子都是老搭档，驯练有素的。平常没有驯练的骡子是不行的。这种驮轿，没有畜拉轿车那种颠簸之苦，又比人力抬轿走的速度快，能上坡下坡走窄路，最巧妙的是，当头骡拐弯的时候，轿下面有个圆盘，能随着旋转，叫转盘，使驮轿保持平稳。骡驮轿在西北地方是大户人家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宫女的观察，逃跑的太后坐的这种骡轿肯定不舒服，“因为它太高。轿车的辕子和马的肩膀平行，轱辘上的车轴也不过离地二尺高，但驮轿不是这样，它是用一个架子搭在前后的马背上，架子呈井字形，井字上头高高的有一个小屋，比轿车约高出二尺多。山路崎岖，马一高一低地走着，小屋也随着晃荡，人坐在里边也跟着一俯一仰的摇动”。(金易 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42页)当然，仓皇出逃的老太后是不会有秦�D当年坐马轿时观景赋诗的心境的。

　　清代，在道路崎岖不平的地方，人们发明了多种不同适应地区的环境的轿子。在云南，有一种“三丁拐轿”，专门用于道路不平的情况：这种轿子用竹片编成，前面用两人抬，后面用一人抬。苏州地方也有一种三人抬的轿子，但却不是为了地势不平，而是由于乘坐者的刻意要求。坐这种三人抬的，是当地从官场上退休回乡的绅士，他们认为，四人抬的大轿，在地方上只应是督抚等一二品大员乘坐的，自己已经退休还乡，只能坐三人抬的轿子了。(刘声森《苌楚斋在笔》卷2，中华书局，1998年版，505页)扬州有一种“飞轿”，专用于妇女上山拜寺庙时乘坐，也是用竹子编成，轿夫抬起来“步碎而软”，行走若飞，轿夫被称为“楼儿”，随轿侍候的丫头叫做“跑楼儿”。在名山大川，清代就有“矫健”的轿夫，如同今日各大名山的轿夫。衡山轿夫，矫健冠天下，行走如奔马。最奇特的是，走陡峭的山地和独木危桥，轿子置于肩侧，两脚并排向前逡行，两脚有二分已在独木桥之外，他们不仅保持轿子平衡，毫不倾斜，而且速度也不稍减。(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清代笔记史料丛刊本，1957年7月版，第60页)在山东泰山，轿子上半部分保留，下半部分去掉，坐轿者两脚下垂，用一块木板托住。坐椅两旁用木杠，木杠两端系上皮带，轿夫肩挎这两条皮带。登山时，两名轿夫不是一前一后，而是同时面向前方，所以坐轿者是侧坐，而轿夫有点象横行。在云南贵州等山区，官员所乘的轿子，也有用纤夫在拉行的。由于地多高山，道路难行，官员们的轿子上山时，除了抬轿子的轿夫外，另外设一名拉纤。纤绳一般有彩色的布制成，如果是接待上级官员，往往用帛制的纤绳。(清•赵翼《�曝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72页)

　　大抵各地都有一些适应当地风土人情的轿子。如广西有八卦轿，当地有很多妇女以抬轿谋生。清初时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游广西，就曾坐过妇女抬的轿子。妇女们抬轿时常常根据坐客是男是女而采取不同的抬法，被当地人比喻为 “八卦”，成为当地的一种风俗。长沙地区有一种“响轿”，在轿子的接口处�{上油，行走时发出声响，走得越快，响声越大，当地时尚青年往往喜欢坐着这种轿子招摇过市。宣统时，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藤轿”，用藤编成，前后左右都没有屏障，重量较轻，速度较快，价值也低廉。

　　清代小康以上人家的女性，一般以不见外人为规矩，上面说到的扬州所谓“飞轿”即为一例。轿子在这时的作用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也是妇女用以遮挡，不见外人的工具了。我们在地方志中也见到类似的例子：如地方志中说：“好个清流县，家家挂竹片，做了几年官，不见妇人面”，说的就是做了几年的官，连一个当地妇女的面也没见过的情况。富裕人家的老人也多有乘轿出行的情况，扬州姚姓的百岁老人，就曾“乘肩舆于市”。一般民间常见的还有一种封闭的轿子，就是人们俗称的“花轿”了。这种轿子与一般开窗的轿子不同在于，四周都绘上人物花鸟等图案，然后用布帏遮盖起来，新媳妇坐上轿子后，前面用垂帘关上。轿上有小灯，虽然是白天也要点灯。轿用四名轿夫抬行，前后有童子和奏乐队伍随行。

　　从清至近代的舆轿情形中，我们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进一步的认识，舆轿是一种极普遍的交通工具，也清晰地打上了等级社会的烙印，从帝后至各级官员，在轿乘方面，有着极严格的规定。轿与车在当时都是常用的工具，但在理论上，轿子的规制更为严格，且在费用方面，轿子也要比车马费用高很多。近代以后，礼法中关于轿顶与装饰方面的规定，多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所打破，一般乡绅、士大夫多有逾制乘轿者，也只是为正统文人所抨击，并未受到违制的惩治。民间，老人、妇女，亦多以轿为出行工具者，当然，多数人并不一定是家中养了一群轿夫，而是临时租用为多。一些地方妇女出门必雇轿以遮挡，实际上就是租用轿子出门，其遮蔽的意义可能还超越了代步的意义。至于我们所说奇轿，在官场，只是一种特例，在民间，如在衡山这样的名山大川，轿夫用类似于今天四川的“滑杆”抬游人上山，是下层人民的发明创造，也体现了轿子的变异和在实际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民国以后，在一些地方，如重庆，就出现的轿夫帮，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职业，此时，轿子的交通作用就大于礼法的所谓地位与级别作用了。

　　在清前期，交通工具除了轿子，还有船和车，近代以后，各地都市中陆续出现了近代的马车、人力车、摩托车、汽车等，水上还出现了汽船，甚至于轮船，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铁路和火车，表现出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出行、交通与运输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