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妓女

同盟会重要干部陈其美1909年在上海马霍路(今黄陂北路)经营秘密革命机关天宝客栈时,又以清和坊琴楼别墅和粤华楼17号为附属机关,“阳为纵情声色,以掩人耳目,所以外面只知道这是个娱乐场所,不觉其为革命机关”。每晚六时至十时,或餐于粤华,或宴客于琴楼,与王金发等主要人物讨论革命事宜。陈其美因此在上海光复后被人号为风流都督、杨梅都督。

辛亥革命前后的妓女

  革命党人与妓女的关系

  同盟会重要干部陈其美1909年在上海马霍路(今黄陂北路)经营秘密革命机关天宝客栈时,又以清和坊琴楼别墅和粤华楼17号为附属机关,“阳为纵情声色,以掩人耳目,所以外面只知道这是个娱乐场所,不觉其为革命机关”。每晚六时至十时,或餐于粤华,或宴客于琴楼,与王金发等主要人物讨论革命事宜。陈其美因此在上海光复后被人号为风流都督、杨梅都督。

  无独有偶,革命党人邓荫楠等人在广东联络绿林好汉时,亦大率在沙田附近舢板厂地方雇一紫洞艇,以招妓宴聚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

  另一方面革命党人鉴于满清贵族生活腐化,骄奢淫逸,曾经设想利用妓女进行暗杀。1910年光复会在东京重建后,其领导人陶成章与女士孙晓云密谋,想“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

  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又经常出入五马路群玉芳妓院,蒋介石也随同前往寻欢作乐。蒋在1912年纳的妾正是在该妓院中作娘姨伺候高级妓女的姚冶诚。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挥金如土”,“贪财好色”,“日走妓馆,恣情滥狎,一时有杨梅都督之号”。当陈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时,陶成章说:“我的钱要给浙江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1912年1月12日,陈其美在复徐震的公开信中承认,“鄙人昔日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为私议之场,边幅不修,无须自讳。”但陈坚决拒绝徐震来函中的“狎邪之劝”,声称“今则军事旁午,日昃不遑,风月情怀,消磨殆尽”,“至谓鄙人刻下在外冶游,实属奇异。”

  此外在参加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先烈中有一部分人“行为极其浪漫,吃喝嫖赌一类的腐化事情也不能免。但是一旦大难既发,趋事的奋勇,赴义的壮烈”,与平日很讲究个人心身修养的另一部分人“初无二致”。事后辛亥革命的元老胡汉民评论说:“凡具有革命性的人,在破坏革命之中,爱不爱玩,关系还小,在这一个时期,腐化的作用却奈何革命性不得的。如果只爱玩而原无革命性的人,他在革命事业以外去玩,只有格外玩得好些,他何必定要从拼命之中,偶尔玩一下呢?所以凡是肯走进破坏革命圈子的人,虽然一时爱玩,毕竟有希望。”很明显,他的结论是小节无碍论。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但在清王朝行将崩溃、清军与革命军停战议和期间,某些起义军新贵为及时行乐,“在武昌找土娼,或每天夕阳西下,辛苦渡过那一衣带水的扬子江到汉口去嫖妓。”由于汉口的街市被清军冯国璋用野炮轰成瓦砾,“仅在租借地有妓院,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为新贵们行乐的重心区了。”不久湖北军政府“各部全有的这样的寒蠢的行乐,便已惹出处士的横议来”了。1912年初,关外都督府的军械人员从东北买了两挺机关枪回烟台后“上岸去玩日本下女”,结果枪被上海都督府的同行顺手牵羊拿走了。

  上海光复后亦有类似情况,“军界中有身穿戎服,出入于花天酒地之中,结队成群,毫无顾忌,丧失军人资格”。为此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在1912年1月12日发出通告:“以后除通饬各军队严加约束外,凡有见军服之人在妓院、戏馆混闹者,许即扭解来府,即以军法从事。扭解之人,立予重赏。”同年4月4日陈其美为严肃军纪,发布训诫兵士文,指出某些兵士“败坏军纪”,“并非星期,常有兵士三五成群游行街市,或驼肩搭背,或沿街食物,甚有调笑土娼之事”。为此他通令“平日均不准兵士任意外出”,如仍有人“任意外出,嬉游街市”,将予以“从严责办”,“并将该官长撤差示惩”。然而上海的整个社会风气并未好转。《申报》1912年8月9日发表文章说,“从前应酬场中,酒菜之一两元而已。今上海以请客应酬,妓院之事,局菜等费,统计不下百余元。遇有住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诚敬。”王金发担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后“括民财及百万,以巨金购宅海上,额曰逸庐,要名妓花小宝贮其中,平日呼幺喝六,做牧猪奴戏,折资无算”。

  1912年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正式开学上课,校内“常有教官前往桂林的‘花区’所在地訾州的妓院内宴客和‘吃花酒’。……同学中也有于假期内易服狎游的。”学员李宗仁认为“速成学校的管教远不若陆小的严肃”,这种现象的出现既与办学人的作风有关,又是民国初年广西“整个社会政治风气的颓废”所致。1913年秋冬之交,李宗仁到南宁广西将校讲习所报到后,又看到里面“也有抽鸦片、逛妓寮的腐败分子”。被省政府派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的所长林秉彝到十里洋场后“为声色犬马所诱惑”,不数月就把巨额公款挥霍一空,讲习所也因此停办。

  清末以革命入清苑县狱的民党人士唐继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始释出,寓所天津,任国民党支部负责人。二次革命爆发前,时局紧张,但唐依然“日作狎邪游,昵一妓,寝食必于是”。后与唐结交的袁克文探悉官方正在密捕唐继星,好几次有意掩护。某晚袁克文在天津南市妓家宴客,得消息有警兵前来捕唐,即对应邀出席的唐说:“有要事与君筹议,今夕必偕至德义楼一谈,此间嚣庞,非宜也。”不料唐以预有妓约为词执意要袁明夕再谈。袁克文坚持不可,并招唐所狎妓同往,唐始与之同赴德义楼避难。

  有人是这样评论“革命伟人之放浪”的。他说:“现在操政权的,都是首先发难的革命伟人,这班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以前的革命时候,吃了很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有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方便的莫如嫖娼了。……但这种现象,仅民元二年间,多数伟人如此。民三以后,此种风气亦已衰熄了。”

  冯玉祥对民国初年有些立志献身革命的青年,“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大有感慨。他在写回忆录时说:“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了。这真叫人看着太可痛心了。”

  当然,辛亥革命前后也有一些青年革命党人怀着崇高的理想,坚持洁身自好,并企图以此改造社会风气的。

  1903年陈独秀等人在拒俄运动中“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准备成立安徽爱国会。在该会拟章中有社员戒约一章,内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之条文。

  民国建立后,唐绍仪、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人于1912年2月23日在上海发起社会改良会,“总旨在以人道主义及科学认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入会条件共有36条。第一条即“不狎妓”,其次为“不置婢妾”。第三十六条是“戒除有碍风化之广告(如卖春药、打胎等)及各种印刷品(如卖春画、淫书等)。”“其后为政潮所激荡”,该会发起人“次第星散,未及进行”。

  妓女与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人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女同盟会会员战斗的身影,而在她们的行列中妓女郭莲花赫然在目。此人在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曾租屋放火予以配合,后被捕。1911年镇江人马贡芳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妓女黄碧泉为他“奔走省港,泣吁营救”。辛亥革命后,个别参加广东女子北伐队的队员由于生活无着,甚至沦为妓女。

  上海光复后,张侠琴、唐天琴等青楼妓女在革命风潮的激荡下创办了中华女子侦探团养成所,准备为革命军收集情报而培养间谍。入团的条件是年龄在16岁以上30岁以下,粗通文字者。计划先在养成所训练侦探知识三个月,养成侦探人才,再赴前敌,探取行军时之敌情及国际上之秘密。该团发起通告如下:

  窃闻女子从戎,佳人杀敌,播为美谈。因不仅梦里关山,闺中刀尺,为尽吾人之天职也。然挟红粉为行军之饵,借美人为诱救之谋,必牺牲躯壳,始克为此。中国风俗所囿,礼教为防,名誉观念,重于死生,是以日本虽有女子侦探之设,而我中国良家妇女所不能为不肯为也。

  琴等托身微末,未读诗书,然观剧至胭脂虎等出,往往心窃慕之。方今满清未灭,沧海横流,慨战祸之方殷,赋同仇之敌忾。凡有血气,莫不奋发。琴等不幸女子,又不幸而为妓女。自怜身世,纵堕青楼。远溯渊源,莫非黄裔。生而无益于人,死而不可无益于世。因择我中国良家妇女所不能为不肯为之事,发起女子侦探团,冀稍尽国民之一分子义务。远师梁红玉之援桴,近法费宫之刺虎,天下之重,匹妇有责,义务所在,营业何关。尚祈海内明公,悯其遇而嘉其志,扶掖而赞成之,中国幸甚,女界幸甚。

  虽然北伐战争不久因南北议和迅速了结,该团未能正式启用,但上海妓女们的一片爱国热忱实在令人钦佩。

  此外,祝如椿于1912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青楼进化团,为“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之预备,为艺妓之模型”。祝如椿等人认为妓女之所以“沉沦黑海”主要是由于没有文化和在经济上不能自立,因此主张先办学校,组织妓女学习文化,为以后以艺谋生经济自立作准备。至于开办学校所需的资金,她们是用发动和组织妓女以义演募捐的方式来筹集的。该团募捐筹款小启称: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之窟,三生孽障,花残月缺之悲,薄幸青楼,沉沦黑海。共和国体,阶级须除,同人发起青楼进化团,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之预备,为艺妓之模型。顾填海有心,补天无术,爰效现身之说法,冀得援手之多金,务乞文人学士,闺阁名媛,惠然肯来,乐为赞助,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5月30日进化团的名妓柳如是在五马路(今广东路)丹桂戏院串演《梅龙镇》一出,结束时祝如椿、张曼君等九人登台高唱:“姐姐妹妹大家来献计,为今日兮提倡青楼进化计,愿我姐妹努力进行休自弃,他日达到完美地,大家多欢喜。”此次演出,即筹得l000多元。大家选举出来以柳如是、张曼君为正副理事长的理事会,由理事会租赁校舍,聘请教师。该校自8月19日开学,共有50余名妓女入学。可惜只办了半年多就因种种原因而停办了。特别要指出的是青楼进化团还积极倡导使用国货,抵制外货,规定“青楼中人,凡服御一切,禁用舶来品”。

  刺宋案中的妓女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三天以后上海租界巡捕房根据一个古董商人的报告,逮捕了上海青帮大字辈、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桂馨。次日凶手武士英也被缉拿归案。此案的政治背景是袁世凯授意国务总理赵秉钧遥控应桂馨干的。应桂馨,浙江宁波,1895年前后在上海拜道台黄祖络为义父,从此依仗有官府的庇护,赌博嫖娼,过着十足的流氓生涯。他接纳妓女翁梅倩为妾,后来又在风月场中看上了雏妓花旦小喜凤,不惜出重金为她赎身,然后命令小喜凤在他开设的桂仙戏馆演出有伤风化的剧目。不久应桂馨因此遭到了上海会审公廨的查处,戏馆被关闭,应本人被逐出上海租界。不久他通过亲戚关系,巴结上江苏臬司朱家宝,被朱任命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但他把领到的开办费5000两银子中的1400两,用于纳名叫老四的妓女为妾,其他用于嫖妓,没几天就花销完了,因而被撤职,老四又因为吃醋纷争,吞烟陨命。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应桂馨与同盟会干部陈其美搭上了关系,参加了上海的辛亥革命,曾经担任上海军政府谍报科长、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1913年2月已经暗中投靠袁世凯的应桂馨在上海把山西人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拉进共进会,两人交换兰谱后,由应请客在同春坊妓女胡翡云处热热闹闹地玩了好几天。应桂馨此时似乎胜券在握,成竹在胸,得意洋洋地对胡翡云夸下海口,承诺过节后将带她进京“做他家小”,共享清福。应桂馨心里明白进京寻欢作乐的前提是必须干掉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出任下一届内阁总理呼声最高的宋教仁。

  刺宋案发生后,应桂馨若无其事地又去迎春坊三弄的妓女李桂玉家赴宴应酬,结果在李的妓院中被抓获。在此之前,上海租界的巡捕去西门文元坊应桂馨住宅,在那里发现了几天前武士英在五马路六野旅馆托卖的花瓶,次日当胡翡云与武士英同至应家送信时,被巡捕双双拿下。不久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后来捕房认为,“妓女胡翡云,查系妓院娼寮,非应之家属可比,准予揽妥保保出”。27日胡对人谈及此事,称“我与应大人倒运一齐来,前年应大人在都督府(任)谍报科长,我刚初挂牌,同时任事。今应被拘,我亦吃冤枉苦一夜。幸亏我的客人多是官场,为我设法,否则不得了。令应事一出,我此节少弄5000金。不然,应大人许我每夜在我处摆酒,渠之朋友均是阔大爷,酒菜亦必不断”。最后她哀叹道,“我命真苦哉。”

  妓女与逆境中的革命党人的交往

  湖南醴陵妇女黄玉娇,所寓玲珑馆。1913年秋天脱籍家居,闭门谢客。当湖南革命党人傅熙湘一个人因二次革命失败,从省城长沙悄然回乡时,她毅然收留,使之免遭汤芗铭的杀害。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傅熙湘重新主持《长沙日报》。傅事后追忆说,“于时,秦焰尤张,楚氛甚恶。清湘百里,动成赤流;……飞章期播,志士魂惊;警电夕传,壮夫胆碎。……静言思之,慨其叹矣!则有倾城艳质施弱腕以扶将;绝世佳人,矢素心而熏沐。斫断枇杷之树,门闭车迷;歌残杨柳之枝,泥沾絮定。”1917年玉娇嫁人,傅熙湘整理两人往还所作诗篇集成《江薇感旧记》。1919年南社负责人柳亚子为《江薇感旧记题咏集》作序刊印,风尘女子黄玉娇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志士的事迹才广为流传。

  1913年革命党人、原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追捕,躲入上海清和坊一家妓院避风。夏对在该妓院中学唱戏的董竹君一见倾心。董也对长得风度翩翩的夏有爱慕之意。董是被其父母以300元押入上海广东路清和坊妓院的。董发现夏之时“他们到堂子里来似乎不是为玩乐的。每次来,不是二人坐在炕床、茶几两边,面对面,便是三五人围着茶桌或是七八人围着圆桌,边吃边喝谈论国事。有时大概是谈什么机密吧,声音很低,还不时掉头瞅瞅周围……”直到有天夏对董说,“袁世凯下通缉令逮捕革命党人,因此我们借堂子掩护,开会商议……”,董才明白了这帮30岁左右的人常来妓院的真正原因。但她不愿夏为自己出钱赎身,设计自己跳出火坑。董竹君先是装病罢唱,老鸨无计可施,只好将董送到一处僻静的地方软禁起来,派了两个看守。过了一段日子董假装想回心转意,重操旧业,麻痹看守,乘其不备,跳上一辆黄包车,直往夏之时住的旅馆而去。夏马上带她到虹口一家日本人开的松田旅馆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两人一道乘船流亡日本。1934年,接连生了两个女孩的董竹君不满丈夫夏之时的专横、霸道,毅然提出离婚。她在此前后开办了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今上海锦江饭店之前身)、锦江茶室等实业,成了上海滩上的女强人。

  曾经担任汉口《大江报》记者发表短评《亡中国者即和平也》、武昌起义后任汉口军政分府参谋长、二次革命时在南京自任讨袁军总司令的何海鸣,二次革命失败后东渡亡命日本。他自称“予流落江湖二十年,惟妓中尚遇有好人”,因此当政治矛盾纠结难解时“乃又复纵情北里”。他扬言“人生不能作拿破仑,便当作贾宝玉”。

  不过何海鸣对妓女还是有些同情的。早在1916年何海鸣在新出版的《求幸福斋随笔》中提出,“在世界上作人已是一件苦事,而作中国人更苦,中国人固然苦,而中国人中之女子为妓女者乃苦益无可伦比。予每一涉足花从,必闻见许多凄惨之事,扫兴而退,遂以是为畏途。嗟乎!安得黄金千百万,尽超脱千百万可怜之女子出火坑哉!”他还愤怒驳斥了毫无人性的鸨母领家。照她们的说法“我之妓女因我之金钱所购来者,我为资本家而彼为劳动者,是当服从命令与人交接勿厌,以饱我囊橐”。他指责“斯言也违背人道极矣!以美国解放黑奴之例言之,文明国之人尚不以异种人为奴,而自国之人乃反以同胞为贩卖品,此应受死刑者也。若言资本家与劳动者之地位,则资本家应保护劳动者,工作尚有时间,应接岂无限制?似彼鸨所为惨无人理,固法律所不能许者也”。1926年何海鸣的《老琴师》、《娼门之母》、《嫖客》、《从良的教训》、《温文派》等五篇小说收入周瘦鹃编辑出版的《娼门小说集》,被人称为“娼门小说家”。在小说中他喊出了“妓女也是一个人”的呼声,提出了不能蔑视她们的人格,“还妓女以自由意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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