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的故事：回望凭票生活的年代

这是一段辛酸的往事。

75岁的李长生老人，在年轻时候曾经参与过社会治安管理工作。据李长生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天津一名擅长工笔画的工人，妻子户口在农村，城里没有她的粮份，两口子只好吃一人份口粮。情急之中，他耍小聪明打了一个歪注意：画粮票。于是，他向同事借来一个面额5市斤的天津市地方粮票，施展全身解数，惟妙惟肖地画出了一张粮票。当天晚上，他怀着忐忑而兴奋的心情跑到家门口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借着店内灯光昏暗，拿着画好的“粮票”，准备和老婆饱餐一顿。

已经成为收藏品的粮票

谁料想，当年人们对粮票的敏感程度，不亚于如今人们对于假钞的敏感度，更何况饭店收款员整天摆弄粮票，只要粮票一上手，便知真假。结果，这名工人才子不但饭没有吃上，还被当场扭送到派出所。不久，他被宣判为“伪造粮票罪”，被判刑5年。据说在其他省市，犯下“伪造粮票罪”的人还不止一个。

因为一张粮票而犯罪，这在今天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正常。

今天，对于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粮票是只有在博物馆里面才能见到的物品；对于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童年时期在家中的某个角落或者父母的钱包里还曾经看到过粮票的影子，但早已经没有印象了；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刻板而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唯一的记忆，就剩粮票了。而对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人来说，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粮票的价值比冰箱、彩电这些东西更重要，在六七十年代物质贫乏的历史时期，五六十斤全国粮票说不定就是一个人的命。

一提起粮票，家住老北京城南已到花甲之年的王先生立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说，那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没有粮票注定挨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烧饼2两粮票、7分钱；一碗大米饭4两粮票、8分钱；一碗素汤面4两粮票、1角4分钱；一个面包4两粮票、1角7分钱。到商店买点心、饼干，统统要粮票。

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粮食作物的红薯，是不准随意买卖的。那时每年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想要吃红薯，还需要到指定粮站里，凭一斤地方粮票购买3斤红薯。再后来，街市里巷悄悄出现了农村来的“鸡蛋换粮票”的商贩，记得10市斤地方粮票能换一斤鸡蛋；而一市斤地方粮票能卖两三角钱。

粮票和票证制度的兴起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产物。

1950年，新成立的中国政府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很多老人都清楚地记得，许多票证都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当年还有一些特殊的“粮票”——购买短缺工业品（如手表、自行车）的“工业券”和购买布料、衣服的“布票”，甚至在湖南，还曾经有过“香干子票”。当年，人们想买一些短缺商品，不管是衣食住行哪一方面的东西，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

“看到现在商店里的自行车和手表泛滥成灾，像是卖玩具似的，真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北京通州东阁雅舍小区的梁大爷在回忆粮票往事时感慨颇多，他说，“现在的孩子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粮票，确实是幸福的。不过，看到机关食堂里被浪费的粮食，以及餐馆里吃不完而倒掉的山珍海味，又常常觉得他们幸福得过了头。”

粮票从人们的生活走进博物馆，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刘先生还记得，在他的生活中粮票带来的一段小插曲。1979年6月，住在北方的他和对象商量好，不操办婚礼，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旅行结婚，到南方旅游一圈儿度蜜月。旅行结婚之前，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必须准备足够的全国粮票，否则出门就要挨饿。因为，实行粮票的年代，河北省粮票只限于在河北省内使用，跨省便作废。所以，走出河北省后，到外地饭店吃饭时，光有钱而没有全国粮票，饭店是不会卖给顾客主食吃的。

刘先生与妻子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旅行结婚，一晃10多天过去，仍游兴未尽。但是，他们携带的全国粮票已经用完，只剩下3市斤河北省粮票、2市斤江苏省粮票。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用2市斤江苏省粮票，在南京买了10个馒头，然后与爱妻一路回返。途中，他们在饭店只能买菜肴、菜汤吃，然后将珍贵的馒头掰开，浸泡在菜汤中省着吃，勉强回到了北京。

刘先生回忆说，那时候，到外地出门使用大面额全国粮票时，各地饭店找零时一律用当地粮票，而绝对不给找回全国粮票。所以，出门起开始使用全国粮票之前，一定要计算好日期，精打细算每天能吃多少粮食，否则，不是在外挨饿，就是铺张浪费。因为，对于百姓居家过日子，全国粮票算得上是“奢侈品”了。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家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家家户户粮票基本上都有所盈余。

当时，富余的粮票是可以用来兑换鸡蛋或是其他生活用品的，比如说，十斤粮票换一斤鸡蛋，100斤粮票换一个不锈钢锅。当时市民张建华家中厨房里用的一个多层塑料三角架，就是用200斤粮票换的。

其实早在1985年，中国政府就规定“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可以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

很多时候，变化来得急促又没有声息。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物资慢慢丰富起来，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粮票“生命之本”的宝座开始逐渐发生动摇，有的饭店、商店出售食品时，由必须使用粮票，转变为“没粮票可多花点钱替代”；“某某吃食不要粮票，可选择”；乘坐火车、轮船、飞机吃饭时，不再用“全国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等等。

直到20世纪后半叶至90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依然是粮食(主食)多于副食，粗粮玉米、小米、高粱米(灾害时期包括薯类)多于细粮(大米、面粉)，蔬菜类多于肉禽鱼蛋。一顿饭往往需要半斤到1斤主食方可填饱肚子。大城市每人每月油的消耗量是半斤，肉的消耗量是一斤，吃上一顿的饺子、包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但那时候，老百姓的餐桌已经越来越丰富了，老百姓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多了。

终于在1993年，一直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货币”——粮票，在完成自己38年的神圣使命后，终于在这一年“光荣退休”了。粮票的正式废止，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