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化流入对东北地域文化开发的贡献

文化流人,是清代从中原流入东北为官吏或士子、掌握有较高文化或某些专长的人。因其原有的地位和特长,他们在流放地或者被聘用从事某些文化活动,或者自由从事某些文化教育职业,多半受到当地人的礼遇和尊重。文化流人不仅开拓了北疆文化新风,而且在东北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清初文化流入对东北地域文化开发的贡献

  文化流人,是清代从中原流入东北为官吏或士子、掌握有较高文化或某些专长的人。因其原有的地位和特长,他们在流放地或者被聘用从事某些文化活动,或者自由从事某些文化教育职业,多半受到当地人的礼遇和尊重。文化流人不仅开拓了北疆文化新风,而且在东北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清初,随着文化流人不断被放逐到东北,这里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当时以函可和“冰天诗社”、吴兆骞和“七子之会”为代表的文化流人,面对凄苦的边塞生活,常以诗歌创作的形式,发出对时世的感叹和对流放生活的感触,也包括对边疆风习、人民生活的介绍、赞美和对历史的记载。这种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再现了清初特定历史环境下东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掀开了东北地域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函可是东北诗歌创作的开拓者、奠基者,他于顺治五年四月被流放到沈阳。在长达12年的流放生活中,他广泛结交文化流人、隐逸之士,组织诗社,互相酬唱,写下许多感叹时世、抒发情怀、怀念故土的诗篇。他所创办的“冰天诗社”,以“聊借雪窖之余生,用续东林之胜事”,“尽东西南北之冰魂,洒古往今来之热血”为宗旨,首开东北文化史上文人结社之风,加强了辽东诗人之间的联系,推动了清初东北地区文化的发展。

  吴兆骞于顺治十四年十一月被流放宁古塔。他谪居宁古塔23年,壮丽的边塞风光、穷苦的流放生活、奇异的边疆民族、烽烟涌动的抗俄斗争,使其视野更加开阔,生活更加充实,也赋予其创作以更新的素材。康熙四年,他联络张缙彦、姚琢之、钱威、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等结成诗社,即所谓的“七子之会”。他们“分题角韵,月凡三集”。与同时代诗人所不同的是,吴兆骞不仅赞美边塞的风光,记述边疆各族人民独特的风习、生活,还真实地记述了抗俄斗争的情况,他所留下的与抗俄斗争有关的诗篇有50多首。

  此外,在东北诗坛上还有诸如方拱乾、方孝标、方亨咸、张贲、杨越、戴梓、戴亨、方登峄、方式济、方观承、陈梦雷等人。他们的诗歌特点是对下层人民的生活以及东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观察较细,反映比较充分。其中张贲的《宁古塔杂诗二十二首》,以诗的形式,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宁古塔地区的民族、风习、山水、古迹、狩猎以及抗俄斗争等内容,开此后同类纪事诗之先河。

  文化流人还广泛参与方志与笔记的撰述,丰富了东北地域文化的底蕴,为后人研究东北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明以前有关东北边疆地区的历史沿革、山川地理、民族风貌、社会经济等的专门记述一直比较少见。至清前期,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善,不仅撰写了一批官方志书,而且出现了一批私家笔记,为研究东北历史和地理提供了史料。

  康熙十一年,清政府通令全国普修志书。由于在东北方志编纂中遇到“文献两阙”和撰志人手缺乏等问题,因此,在文化流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官员便发动他们利用自己的文化特长对地方志书进行编纂。截止到康熙二十一年大约完成了八部志书的初稿。其中,《铁岭县志》是清代在东北文化流人的努力下完成的第一部地方志书。全书分上下两卷,包括建置等9志,志下又分29个细目。当时铁岭知县贾弘文谓全书“纂辑率出董子,搜集、校正诸绅士咸与有力”。所谓董子指董国祥,诸绅士指孙�F、罗继谟、邢为枢、左玮生、左昕生等五人,他们都是徙居铁岭的文化流人。康熙二十一年,清政府为编修《大清一统志》,再次“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志》”。《盛京通志》是清代前期东北地区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备的一部地方总志。在《盛京通志》的修订过程中,被贬谪沈阳的原翰林院编修陈梦雷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前期,还出现了一批与东北地方史事有关的私家笔记与纪行之作,流传至今的十几部著作中,大部分都是文化流人所作,诸如《宁古塔纪略》、《宁古塔山水记》、《龙沙纪略》、《绝域纪略》、《天东小纪》、《东行风俗记》、《卜魁集》、《珂雪集》等等皆是。在这些著作中,文化流人以其实地所见所闻,从不同角度,真实地、生动地记述了当时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史实,展现了一幅广阔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图景,极大充实了由正史、实录等文献所构筑的东北历史框架。如方拱乾的《绝域纪略》是清代东北笔记中的早期著作,全书虽不到20条记事,约3200字,但内容广泛涉及宁古塔的沿革、抗俄、气候、城池、居室、古迹、农业、山川、物产、风俗、贸易等方面情况。流人张缙彦所撰的《宁古塔山水记》,围绕宁古塔之山水,考其源流,记其形胜,其“杂记”一则留下对宁古塔民族、风俗习惯、物产、贸易、宗教等情况的记载,为他书所鲜见。

  清代前期,东北的学校教育有官学和民办两种。由于官办学校数量较少,规模也不大,且主要集中在盛京、吉林、黑龙江以及东三盟等地。因此,民办私塾就成为当时东北学校教育的一种重要补充,并广泛分布于黑龙江中上游以南各主要城镇,特别是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在私塾教育中,文化流人作为一支中坚力量,在改善东北教育状况、促进东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东北的私塾教育,与文化流人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史载:“流人通文墨,类以教书自给。”这些文化流人以教授生徒维持生计,同时也以其丰富的学识、特有的教授风格和方式,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陈梦雷曾在沈阳设馆授徒,以“才敏妙,能国书(满文),在塞外十余年,公卿子弟受业者众。”宁远人李延龄“攻公羊学,尤精三礼”,授徒以“学规严肃”,“与生徒讲论,纯以白话达之”,在辽西地区影响很大。浙江山阴人杨越在1662年被遣戍宁古塔,当时“宁古塔书籍最少”,只有杨越有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历代古文选》等书,这使他成为宁古塔地区文化知识的重要传播者之一。这些文化流人富有特色的教学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东北传播,同时也大大加快了东北与内地文化的交流,而文化流人则是这种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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