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朝科举制创新中的完善

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960)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为什么要录取19人呢?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

浅谈宋朝科举制创新中的完善

 

宋朝《科举考试图》

 

    宋朝是科举承前启后的朝代,也是臻于成熟的朝代。宋朝以后直到清末宣统年间,科举制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宋朝科举怎么考

    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960)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为什么要录取19人呢?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宋朝的首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为了笼络士子,开宝三年(970),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

    说完“恩科”这个特殊现象,还回到常规性科考上来。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

    “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次年开春,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b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关于“进士”和“明经”,则需要多说几句。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如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再如苏轼、苏辙兄弟,嘉�v二年(1057)已经中了进士,还不甘心,又双双参加了嘉�v六年(1061)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据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

    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所谓“帖”,全称为“帖经”,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所谓“墨义”,即笔答经义,规定为十条。默写经书为什么叫“帖”呢,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补齐。除“帖经”、“墨义”外,还有回答“时务策”三条。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宋朝科举新在哪儿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

    这方面最该肯定的,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平时声名狼藉,考试成绩上佳,你录取他不录取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主考官是欧阳修。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拿到苏轼考卷一看,眉飞色舞,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定为状头。等到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苏轼。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总之他当主考时,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儿也很难做到了。

    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为三年一大比。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没有任何改变。小说中提到的“大比之年”,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要出状元了。

    其三是文风的转变。嘉�v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

    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赋、论,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他给神宗上书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意思是不要设那么多科,什么明经、明法,统统取消,只留进士一科。还有,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儿,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由此开始,后世科举不再考诗、赋而专考经义。

    什么叫“甲科”“乙科”

    我们读古书时,经常能见到“进士甲科”、“进士乙科”之类的词语,总有种似懂非懂的感觉。唐朝的科举,最初并没有甲、乙科的区别,从高祖李渊到唐明皇前期,所有进士都称为“乙科”。唐明皇为彰显文德,下了道诏旨说:“近世没有甲科,从朕开始,就要打开甲科大门,让最优秀的人才成为天下人的表率。”终唐一代,“甲科”成为进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称。

    宋朝发生了很大变化,前期的进士考试,甲科、乙科还都是指进士而言,且甲科一定是优于乙科的。如名臣张咏,本传就明确记载他是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乙科”。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大文豪苏轼中的都是乙科。直到北宋后期,甲、乙科还都是进士分档的概念,即甲科为一档,乙科为二档,甚至出现了第三档。

    到了南宋,明确规定进士考试共分五甲。如理宗宝�v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录取了六百零一人,其中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谢枋得为二甲第一,其余为三甲、四甲、五甲。《宋史·谢枋得传》则说他宝�v中参加进士考试,“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抚州司户参军,即弃去”。意思是谢氏本想登一甲高第,结果仅仅“中乙科”,内心不服,干脆不要了。这两个材料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南宋的“二甲”和“乙科”是等同的概念,所以说南宋以后已经没有官方的“乙科”,只是民间还把二档进士叫做“乙科”而已。

    到了明、清,又出现甲、乙科之称,就比较容易区别了:凡经过殿试的正规进士都叫甲科,未经殿试的举人都叫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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