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定义下我们没了话语权

踏入19世纪,整个地球发生了一次巨大整合,西方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实体,不但影响世人的思想文化,甚至可以重新在广泛的领域中诠释别人的文化,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种东方主义的诠释对象。

东方主义定义下我们没了话语权

 

    踏入19世纪,整个地球发生了一次巨大整合,西方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实体,不但影响世人的思想文化,甚至可以重新在广泛的领域中诠释别人的文化,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种东方主义的诠释对象。

    早期图像加深了历史迷惑

    东方主义的形成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层面所形成话语权的时代控制有关。从18世纪中叶起,欧洲就系统地建立起有关东方的知识。在海外殖民地文化中,他们发展各种辨析科学,如民族学、比较解剖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为这个学说框架做基础。那时候西欧不少的小说家、翻译家、旅游家都为庞大的东方学作品增加厚度。这是一种以西方为世界中心的角度来观察的东方主义,而被东方主义定义下的东方国家,却没有实际的话语权。

    这段时间,是早期图像时代的萌芽阶段,一种划时代的发明,把东方主义的学说凝固在图像上——早期的摄影。过多殖民时期的图像记录,传述了大量反映亚洲现实生活的影像,这种影像大力地宣传了东方主义的学说,成为一种论证。我们就在这种影像学说中成长并认识过去。当21世纪正要进入图像时代的时候,这些影像也成为我们唯一观照的对象,加深了我们对自身历史的疑惑。

    博物馆文化支解了历史遗存

    由于19世纪早期的东方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词汇与修辞以及博物馆文化的同步发展,一切殖民文化下的事物都可以被合理地分析与归类,很多文物也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被安置。由于受到知识的限制,就必须要对各种文物资源做选择。在这种观念中进行筛选与再诠释,西方人放弃了很多不合规格的文物,结果只留下来个别实物,因而抹除了对原来生活的全面感知。真正存在的完整氛围被撕碎了,只是作为一种异质的外来文化寄存下来。

 

    在博物馆文化的支解下,每个建筑都像一件独立的工艺品,其周边相关的建设已经消失无踪,只遗留下一个陌生的论说功能。它们变成了单件展示的艺术品,而脱离了生活脉络。博物馆概念的产生,使通过筛选所得到的材料成为博物馆的展品,把活的文化放在一个被论证的空间,使它失去了原来的脉络。一种生活的遗留,往往就这样被粗糙地分离。

    有别于欧洲文化的国家都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他们被刻意安排穿着自身复杂的民族服饰,站在布置成西方油画式构图的布景前被记录下来,被储存为文化人类学的影像数据。这种在同一个背景中安置,使不同的种族文化在同一种视觉里做比较,从而产生一个抽离的角度,这种对于文化同一化的客观处理,是今天在这种标本式图像中解读从前生活的模型。那种视觉与生活之间的分歧,彻底压缩了个体记忆,使之成为一种他者的记忆,我们也渐渐地成为一个抽离于世界以外的被观察者。所谓的从前,彻彻底底地变成一种被重新定义和理解的被观看物,失去了那种曾经活着的情绪与细节。

    中国文化在历史拨弄中觉醒

    到了20世纪初,欧洲已经很自然地以自我为中心去解读东方国家。现今,当国际上提到“东方”一词,仍然难以摆脱这种以客观辩证的方式对待“第三世界”的刻板概念。我们仍然被框在“东方主义”的学说里,被当做世界文化印象的边陲地带,被认知、辨析与重组。

    不可避免地,历史的时间坐标又在塑造着这个进行中的规范。历史的变化恒久不息,不同时代、不同环境都会影响对它的解读。

    16世纪的欧洲文明率先进入了航海时代,发展突飞猛进,激扬了更广阔的探险精神。他们不断“发现”地球另一边亚洲古文化的城市,并运用强大的科技与军力建立了各个殖民地,强化了探险、挖掘与占有,掌控了这数百年历史的主导权。殖民国以好奇与猎奇的态度认识东方,又以占领与掠夺引发了战争与征服,使东方的文化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断层、扭曲与变形。

    到了今天,东方国家进入了后殖民时期,才开始反思殖民时代所带来的文化影响。近代,是一个逐渐西化的、全球性变化的进行时。

    全世界交错着不断混种的文化模式,不断有新的形式出现。多元而丰富的中国文化,与东南亚各国、印度、中东以及西伯利亚等文化,都孕育着新的反思与重生的可能,在近数百年的历史拨弄中逐渐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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