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妻子帮丈夫付嫖资很正常

　　平安贵族的生活方式早就被日本武士阶级所仰慕，等到武士们夺取了政权之后，他们不仅模仿公卿贵族的风流韵事，而且改造了社会的婚姻和风俗，武士们的风流追求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文化。有句俗语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进入幕府时代的日本男人来说另有所指，新的婚姻制度埋葬了他们过去的那种浪漫爱情。因为幕府主张用“嫁娶婚”取代了此前的“走访婚”，使武士的多情受到限制，走访女人的自由因而受影响。

　　一般认为嫁娶婚在日本流行是在室町时代以后，到室町时代中期，父权制的嫁娶婚逐渐确定，男方的家长开始为儿子和家仆娶亲，在庭院里为新婚夫妇建造新房。由于是为娶亲而建造的新房，人们因此开始称新娘为“新造”。这样一来，男人虽然可以垄断他们的妻子，但也失去了沾染他人妻子的机会和权力，但是还有不少日本男人非常追怀昔日的性自由，不喜欢固定的一夫一妻制，所以婚礼仍以秘密进行的为多。

　　这种嫁娶婚对于女子的约束最严格，因为新婚夫妇和男方的父母住在一起，最难处理的婆媳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出现了。当然这种婚姻是由武士阶级确立的，并在武士社会取得支配地位，使女子在这种家庭中经济地位日益低下，必须依赖男子。一般市民和农民虽在慢慢仿效，但在最下层的农民和渔民之中，由于女子是维持家计的主要人物，所以和男子具有同等的权力，因此仍然保留着原始的走访婚姻形式。

　　然而毕竟日本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主张禁欲，幕府通过法律制度和道德教育维持的主要是家庭关系而不是性关系。尽管武士道是严格的禁欲主义，但武士在性方面追求的是满足而不是克制，奉行的是不受压抑的享乐主义，只要他们能够为主君保持战斗力，结婚生子培养新的战士，性爱和婚姻往往是可以分离的。武士的妻子与其说是武士的配偶，不如说是他的一个固定性伙伴，他们的性生活也只是为家族生殖后代，是责任之性、生产之性。而武士的另一个重要性伙伴就是艺伎，与艺伎之间的性则是为满足浪漫情调的性、情色的性。有人说，做爱是江户时代武士们的必修课，一点不假。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出征，便不知是死是活，因而要及时行乐，享受性爱之乐，同时又要用性爱来激励斗志。艺伎因此也成了武士们的知音，她们也同样是只管现在快活无论明天死活的人。武士在出征前后找艺伎，也是在准备牺牲生命的同时，寻找自己存在的感觉，此刻的性生活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在武家社会，武士的妻子给丈夫支付嫖资是非常寻常的事，而且看起来是毫无怨言的，从这一点看来，上古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女子“不妒”的印象是准确的。武家妻子的这种“美德”对近现代日本主妇也很有影响，一个现代艺伎曾经这样回忆过她的一次经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告辞的时候，一位主人的妻子站在门口分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笔很慷慨的小费。她给了真羽美两份，请她把其中的一份转交给名叫富枝的艺伎，据她说是“因为头疼早些时回家了”。事实上，她同我们一样明白，富枝是她丈夫的情妇，他们到另外一个房间睡觉去了。

　　因此结婚对于武士来说并不意味着爱情走向坟墓，但对于他们的妻子来说确实如此。江户时代的日本性爱道德要求妻子不许对丈夫的婚外恋、玩艺伎等产生嫉妒之心，这是对女性情感和性欲要求的否定，“现在仍有新娘子在婚礼中戴白帽子的风俗。那帽子看上去像是用布单松松地在头上扎成的。这在日文中叫做‘角隐’，即遮掩‘嫉妒’这个角”，这就是要求妻子不许批评丈夫，嫉妒丈夫的其他性伙伴。

　　自进入武家时代这一重视阶级的社会以来，贞操观念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影响越来越深，为防止下属染指自己的姬妾，将军以及一般的大名、武士在这方面也是一点都不马虎的。

　　在日本，不同阶级的男子，因为道德和法律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要求不同，在性生活上的占有欲望也不同。武士阶级之所以有相对强烈的占有欲，因为他们最早实行嫁娶婚，最早建立父权家长制家庭。江户幕府制定的严酷家法《御定书百个条》中，将秘密通奸的妻子处以死罪，通奸的男子也处以死罪，这是为了保障武士家庭的稳定，为他们的冲锋陷阵解除后顾之忧。武士不仅对于通奸的妻子和她的奸夫有斩杀的特权，在调情的现场将不检点的妻子斩杀也无罪。因此江户人将偷情比做吃河豚，因为河豚虽然是美味但往往有毒，要想品尝美味就得提心吊胆。所以，当时流行有这样的歌：“偷人家的妻子，惊心动魄有美味，有如尝河豚。”

　　而对于同时代的町人（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和农民来说，他们的婚姻还接近于走访，对于新婚妻子是否为处女，妻子结婚后是否偷情，以及捉奸之后怎样对待都很实惠，他们宁愿罚取金钱而不愿失去妻子。

　　由于武士家庭的特殊文化，武士夫妇之间除了生育的需要之外，常常没有性生活，这可苦了武家的女人们。尽管武士的妻女们被妇道所约束，但她们还是有办法追求性享受，而且社会上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当时的旅馆等场所像现代的“情人旅馆”一样，也为她们提供了特殊的性服务。下面介绍的若干服务方式令人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细致和想象力。

　　所谓“四条通道相互贯通厕所”……有身份的寡妇，她们总有女佣、侍女及其他随从相伴，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贵妇人一进入这种内设叉道的厕所，便可匆匆进行男女欢会。

　　所谓“隐蔽柜橱”，是里面设有一条暗道的设施。事先让男人偷偷进去，再让女人去与他约会。

　　所谓“活动草席”，是在木条地板下面建有一条暗道的房间。如果见事不妙，就让男人从席下暗道逃跑。

　　所谓“装睡的恋爱外衣”，即放在隔壁的小房间柜子里的大棉帽子、带穗的念珠和白地上绘有水墨画图案的适合寡妇穿的和服等物。把这些东西事先放好，然后，让男人先于女人进入房间，首先让他换上放在柜内的服装睡在那里，谎称是某位隐士的夫人，使用人麻痹大意，男女便在室内偷偷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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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称做“男女情交隔板”的玩意儿。在小房间的角落里，事先铺好一块擦得干净平滑的隔板，女人若要寻欢乐，则在板上留有一个可使男人的阴茎通过的小孔，在薄板的一面只要留出能让男人仰面躺着的一尺左右的空隙就可以了。

　　还有所谓“洗澡间折叠梯”的设备，这种设备事先进行了严密的伪装，从外面看，连一只带提梁的水桶也无法通过，但是，待女人脱光了衣服进去之后，从里面把门锁上，从天花板上便垂下一个细绳软梯，女人爬上去，享受完毕之后，再顺软梯下来回到洗澡间。这些幽会的方法算在一起，大概有四十八种。

　　原来，精明的日本人把忍者的隐身术活用到这里了。日本建筑是一种“高床式”的架子屋，制作“活动草席”、“男女情交隔板”这类的机关很方便。中国偷情的经典《金瓶梅》所载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那一套伎俩简直无法和他们比，要是在日本，他们俩的行为怎会被郓哥这个小男孩看穿呢？

　　到了20世纪晚期，日本的“人妻”（已婚的家庭妇女）偷情就方便多了，先生早出晚归，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接纳情人，可以纵情欢娱而无所顾虑。

　　对于那些偷情的男子来说，同样也不需要担当江户时代那样的风险，现在的男人即使戴上了绿帽子也能够忍受，不会轻易找奸夫拼命，“这些年来，这种情绪激昂型的丈夫逐渐减少，有些丈夫只是一个人暗地里伤心叹气，更有甚者会因此变得阳痿，那种自卑自虐内功型的丈夫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有些丈夫即使察觉到妻子有外遇的迹象，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弄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日本女性越来越大胆的原因。丈夫即使发现了妻子“不伦”（偷情）的蛛丝马迹，做妻子的也绝不会坦白交待。“就如同过去丈夫即便被妻子当场捉奸，也硬要说自己和那个女性没有发生关系一样，现在不管丈夫出示了什么证据，做妻子的也坚持强调，我只是和对方在一起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的关系。丈夫原本就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有外遇，所以不久也就会接受妻子那种牵强附会的辩解”。

　　日本传统宗教和习俗文化等的沉淀除了形成日本“耻的文化”外，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秽的文化”，这是日本神道清洁观在现代社会的反映，在日本男人心目中，“丈夫的外遇是排出体外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只要释放出去就结束了。与之相对，妻子的外遇是从外面迎进体内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只有纳入和接受，这一点相当重要，一想到妻子身体（阴道）里是否还残存第三者的东西，就会让丈夫产生一种无比厌恶的感觉”。

　　这是生理上的原因，还有一点也是日本的丈夫们非常在乎的，那就是“妻子把自己的身体给了其他的男性，那么说明妻子在精神上也非常热爱这个男人”。这与其说是男人的自私任性，不如说是日本男人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所获得的认识，因为他们没有爱也可以和女性发生关系，“但是，女性不大可能和不爱的男人发生关系，除了那种把自己的性作为商品买卖的女性，男人对于一般的良家妇女或者他人的妻子等，只要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好感的女性，心中就不允许她们有外遇。”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女人养成了依赖男性的心理，在经济生活上的依赖加强了精神上的依赖。“妻子的外遇精神上的因素很强，这样更会使做丈夫的深陷于抑郁的情绪当中，而且会使他们感到一种异常的屈辱和愤怒”，“妻敌讨”（杀死奸夫）就是出于这样的占有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