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运动之间

　　2011年，在席卷全球的“占领”浪潮中，智利涌现出了一位“世界上最美丽的革命者”卡米拉•巴列霍(Camila Vallejo)。智利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样板和典范，从1973年的军事政变起，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通过屠杀和镇压在智利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最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智利不仅在经济领域完成了私有化，而且对教育医疗等领域也进行了私有化。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国度，仍然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回顾一下智利的过去。

　　和其余拉丁美洲国家相似，由于智利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智利的大土地所有者因此保留了强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同时，和他们在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同侪们一样，智利的大土地所有者和智利的天主教会紧密结合。智利的政治格局因此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意识形态上则是老式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在这个时期，智利的政治还是有产者的游戏，无论是智利的工人阶级还是智利的底层农民，都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进入智利的政治舞台。

　　智利在国际上的主要出口物资是铜，在智利的经济命脉中工作的铜矿工人也因此成了智利工人运动的主要力量。在这个方面，智利特尼恩特(El Teniente)铜矿工人运动是一个典范。这个铜矿的工人首先通过“男性气质”成功地抵抗了矿方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规训和管制的企图；其次，铜矿工人们借助共同的历史记忆成功地建立了“英雄化了的”工人运动的传统，并建立了强大的工人社区，从而为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社会主义政党，也就是智利共产党和智利社会党的建立，这两个政党反过来也为智利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大量支持。毫无疑问，智利的资本家们是不会欢迎工人运动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们就不断地求助于智利“国家”通过各种直接的和间接的手段进行镇压。

　　不幸的是，和世界大多数地区一样，智利的共产党是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根据苏联的指令确定自己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虽然智利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比同期世界其它地区弱得多，智利共产党仍然按照苏联的指令和智利社会党，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政党“激进党”结盟，奉行“人民阵线”政策。但是，“人民阵线”制定的各项政策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与实施，而是受到了右翼政党及其背后的社会力量的强烈抵制。而由于苏联方面在二战过程中的妥协与退让，智利共产党和“人民阵线”也没有真正触动智利大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的权力基础，不用说，对他们的政治代表亦即智利右翼和自由主义政治力量也没有丝毫实质性触及。事实上，从“人民阵线”和相应的进口替代战略中获益的主要是智利的中产阶层，而智利工人所得甚少。智利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也威胁到了“激进党”尤其是该党右翼的社会基础。就在此时，冷战开始了，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不再激进的“激进党”顺水推舟地发生了转向，对智利工人挥起了屠刀，智利左翼和智利工人阶级自然猝不及防——我们将要看到，在不到三十年之后，这段历史几乎原封不动地又重复了一次。

　　不过，20世纪50年代智利当局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并没有使得智利工人退却，相反，智利的社会冲突加剧了——其中也有智利当局奉行的紧缩政策的“功劳”。虽然这一波镇压并未伤及智利共产党的元气，但是他们继续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而行动，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智利共产党事实上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满足于进行改良，事实上扮演了西欧各个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有趣的是，智利社会党和他们的欧洲同侪相比要激进得多，他们的理论和路线在大多数时候比智利共产党更加倾向于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实际政治中他们和智利共产党并没有根本区别。大家应该记得，阿连德就是来自这个政党的，皮诺切特政变之后，这个党的阿尔梅达派还和智利共产党一到在苏联东欧的支持下对皮诺切特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在这个时期，智利的右翼也步他们的欧美同伴后尘，从老式保守主义转向“现代”右翼，开始从事政治动员，建立右翼的群众运动。具体完成这个任务的是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和智利天主教民主党——这不仅和西欧的天主教运动在二战之后发生的转型一致，而且和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政策调整一致。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考迪罗”和教会结合的政治遭遇到了拉丁美洲地区社会运动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这些社会运动还得到了苏联，以及之后的古巴的大力支持。这些社会运动一直是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统治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尤其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这类运动更加是严防死守。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 方面主要通过直接的政变——例如针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政变——等手段镇压这些运动的话，到了20世纪60年代，面对着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与抗争，尤其是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各国社会运动的激励，美国方面转而采取一些改良性质的措施，比如组织了所谓“进步”联盟，并鼓励包括智利在内的拉丁美洲统治阶级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只不过，美国和智利的统治阶级事与愿违，弗雷的有限改良措施不仅没有让智利人民放弃斗争和社会运动，恰恰相反，智利人民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些要求已经不可能在智利的现行制度内得到满足。智利社会党的激进派阿连德在这种形势下成了智利的总统，他执政之后，这个形势进一步发展。例如，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部分底层无房民众无法等待智利政府的漫长处理过程，在大学生们、政治家们、要人们、以及激进运动MIR(智利左派革命运动)的支持下，于1970年1月采取直接行动占领了圣地亚哥郊区的一块农场，建立了一个名为“班德拉”(La Bandera)的社区。在阿连德政府执政时期，这个社区得到了智利知识分子们的直接支援，成了政治活动的温床，建构出了某种“穷人的公共领域”，甚至拥有了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潜力。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尽管智利的局势已经到了临界点，阿连德始终没有跨出最后一步，也是决定性的这一步。于是，我们都知道，在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作为智利统治阶级的代表，在美国方面的全力支援下发动了政变。

　　政变之后，皮诺切特政权不仅在所谓“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的支持下，在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了非常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而且在政治领域也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这些“改革”在智利推翻军政权之后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了。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切断智利社会，尤其是智利社会底层和政治活动的联系，具体的措施主要有(1)通过严格限制集体谈判，赋予雇主在工人罢工时雇佣代替者的权力，设立工会之外的所谓“谈判团体”(bargaining group)等办法分化、削弱智利工会和工人阶级，并通过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工作不安全状态，使智利的工人阶级去组织化、去阶级化、原子化，从而失去通过集体行动影响政治，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2)切断智利各主要政党与社会基层的联系，并且通过集中财权于中央，强制对贫困人口进行隔离，在一个地区设立多个“相互竞争”的代表机构以及(3)对智利原有的社会福利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等方式尽可能地使底层群众碎片化、原子化，使他们失去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智利的资产阶级空前严密地组织起来，并且空前地与智利政府结合起来。这样一种情况显然只会进一步强化智利资产阶级已有的权力，进一步削弱智利群众的反抗。智利人民并没有真正从市场化“改革”以及相应的政治措施中获益，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7%的智利群众认为社会平等比个人自由更重要，只是皮诺切特政权的措施剥夺了他们通过政治手段改善生活的权利。

　　正如本文开始指出的，智利人民并不是真的认同和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相反，他们一直努力地通过社会运动表达自身的诉求。智利的历史决不仅仅是是智利新老自由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智利人民不断抗争的历史。路漫漫其修远兮，巴列霍和她的战友们将和世界其它地区的人民一起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