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红军从广西广南城进入湖南,经传素走至马龙,天色已晚,队伍只好在辰口宿营时,走在前头的我们与毛主席跟随部队到达双江,因此就在双江住了一晚。警卫班一到双江就忙着给毛主席找住处。
不多久,打前站的警卫班战士把毛主席带到一座漂亮的四合天井大院里。走进大院,我被眼前的情景搞懵了。整个院落里没有一块空地,摆满了丰盛的酒席,窗边门侧贴有朱红对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打前站的警卫,打前站的警卫回答说:这“是一家汉族土豪在办喜事,听说我们来就慌忙逃跑了!”接着又提醒我:“请别乱吃啊,防备中毒。”我想:这些东西是财主准备宴请宾客,不会有什么毒,再说我们到得突然,他们跑得慌张,也来不及投毒。想到这,就笑着对打前站的同志说:“我先尝尝,要是没有毒的话,我们就不必再做饭了。”
我吃了以后,没有什么反应,味道还挺不错的。于是,打前站的警卫员们把各炊事班的人找来,将一桌桌酒席领了去。吃饭的时候,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毛主席听后风趣地说:”这位财主想得真周到,知道我们行军辛苦了,特地办了 ‘接风酒’。”
十二月十二日,队伍从双江出发,翻山越岭,来到芙蓉。当天从流源来的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人带领的一纵队也到达芙蓉与毛主席等同志会合,两支军委纵队决定在芙蓉以及附近宿营。当晚,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在半山腰上的一座古庙里召开了会议。
第二天天亮了,知道队伍又该出发了,警卫班的战士过来叫我了。正在这时,队伍的集结号从四面八方响起。毛主席对我们说:根据毛主席建议计划,今天就要往贵州前进。在当地苖族老乡带路下,我们从芙蓉出发,走了一天半后,进入贵州,一举攻克黎平。在这里,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按照毛主席进军贵州的建议做了决定,队伍也进行了整编。由于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民族政策,红军在西进的路上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攻克黎平后,由于在毛主席正确指导下,红军接二连三地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江、镇远、黄平、余庆、瓮安等地,不仅甩开了尾追在我们身后的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的三个纵队,而且把王家烈、侯之旦的几个师打得狼狈逃窜,一直败到乌江北岸。因此,我们的队伍情绪大振,所向披靡。……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的一个夜晚,中央机关到达了金沙江边。这是我们突破乌江后遇上的第一条大江,水急浪大,凶龙般地翻腾着。我们船只很少,大家很着急。毛主席更是忙碌,他在和各军团的负责同志研究如何渡江。
那时候我当毛主席的警卫员,天快拂晓,我跟主席登上船渡过了金沙江。一下船,他又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研究问题去了。我去给他找房子,安排住处。江边是光秃秃的石山,没有什么房屋,只有四五个不像样的洞子。洞子里湿得很,没有木板,就连稻草也找不到。我只好在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块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给主席搭好了铺。心里真希望主席早些回来休息,因为他这几天太累了。过去一到宿营地,搭好了铺,我就和秘书黄有风同志把主席的文件、地图等办公用具都拿出来,摆在临时搭起的办公桌上。
可今天,一来没有办公桌,二来黄有风同志还没有过江,怎么办公呢?我拿出地图往墙上挂,这洞子是沙土的,根本挂不上。没有桌子,办公用具也无处摆。这时,过江已有两顿饭的工夫,主席也许快从刘总参谋长那里回来了,我连水还没有烧好呢。他累了一夜,回来一口水也喝不上,那怎么行呢!我就没管办公用品摆开没有,找地方烧水去了。天亮以后,主席回来了,派人去叫我,我一进洞口,看见主席站在洞子中间沉思。我说:“主席回来了?”主席答应了一声,接着问我说:“都弄好了吧?”我指着地下的铺说:“好了!这地方连木板也没有,铺只好搭在地下了。请您先休息一会儿,水马上就开了。”
说完,我拔腿就想出去继续烧水。还没有走出洞口,主席就把我叫住了:“办公的地方呢?”我随口答道:“黄秘书还没来,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您,您先喝点水吧!”主席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向前迈了一步,用严肃的但又是温和的语调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还有我们两三万同志在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
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主席的面前,心里怦怦直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主席又向前走了几步,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我这才恍然大悟,飞也似的跑出了洞口。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堵洞口的小木板,忙搬进了主席办公的洞子。主席亲自动手和我把它架了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具。摆好后,我突然想到烧的水一定开了,便想去取来。
我刚想迈步,就听见主席叫道:“陈昌奉!”我说:“有!”“你过来。”我走过去,站在刚架起来的“桌子”对面。主席说:“我今天要处分你呢!”虽然主席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双目还是那样慈爱,但我的心里却顿时紧张起来。这种紧张,是因失职而造成的自疚。我不知该怎么办,只是双手揉搓着衣角,呆呆地望着主席。主席接着说:“我罚你一天不睡觉,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
我听了傻笑了一声说:“好吧!”就在对面坐下来。主席的办公“桌”上摆了文件、电报,电话铃也不断地响起来。我看主席忙得一点儿空也没有,心里很难过,眼圈也湿起来。心想,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块木板,也许不致使他忙得这样。我有个爱睡觉的老毛病,平时主席工作的时候,我总好坐在旁边打盹,我也知道主席说罚我不睡觉,是一句笑话。但今天一看主席精神百倍地工作,却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了。我发现主席不时地用眼瞅我,并微微发笑,我更不知如何才好。后来我出去打来开水,给他倒了一杯,才又坐下来。
过了有两顿饭的工夫,主席站起来对我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饭、休息。记住,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他停了一下,走近我,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好了,快去睡觉吧,两个眼皮都打仗了。”听了这话,我更不愿动了。主席又说:“快睡去吧!”这时候,我原来含在眼眶里的泪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但我知道这泪并不是因为我受了主席的批评才流出来的。
当时只觉得像在家里做错了事,父母不责难我,反而说“好了,以后记住,玩去吧”一样,心里翻腾得厉害。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我躺在离主席不远的地铺上,很久没有睡着,跟毛主席几年来的生活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过。
那是一九三○年三月底,我由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调到中国革命前敌委员会,给毛主席当勤务员。那时候我们还不称他为主席,而是称他毛委员。主席的行装很简单:两床半毛半线的毯子,一条洋布被单,两套和我们战士一样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还有一把已经破了又缝起来的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灰色的九个口袋的公文包。主席用的地图、文件、书籍把这个公文包装得满满的。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公文包拿着雨伞,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
到了宿营地,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便是他的卧铺。主席晚上很少睡觉。吃过晚饭就点上小灯,打开那个九个口袋的公文包,拿出地图、文件、纸、笔就开始工作。主席看书、写字,我就在旁边坐着。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不一会儿便伏在他身边睡着了。
每到半夜,主席就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打来了水因为没有脸盆,主席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有时还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一层又是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主席就叫我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从来不准我随便倒掉。吃了饭,他又看书或写文件。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他那时吃饭还是只用一个缸子,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我们打下了福建的长汀才搞到一个三层的搪瓷饭盒。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在家念不起书,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字也不识。那时红军每到一处都要贴标语,主席就利用行军的空隙指着标语教我认字。我的名字还是主席亲手教给我写的。电话的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抬头一看,主席还在工作。
长征路上,主席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渡过金沙江,通过了彝族区,红军的铁流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抢渡大渡河,到达了花岭坪。这天我们要从花岭坪出发去水子地,据说要走一天才能到达。早上从花岭坪出发,主席有事没赶上中央直属队的队伍,就和卫生部的队伍一块前进了。
这次跟着主席的还有我们警卫班的班长胡长保。我们一行走到了一个山间,三架敌机疯狂地向我们冲来,扔下来的几颗炸弹正落在我们身旁。大家一齐往主席身边拥去,心里紧张得很,只怕他出了什么危险。我站起来一看,主席蹲在一个刚才负伤的同志身旁。过去一看,负伤的原来是我们的班长胡长保同志。他躺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一声也不响。
主席蹲在他身边,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对卫生员钟福昌同志说:“快,给他上点药。”胡长保同志向主席摆了摆手说:“主席,我不行了,你们继续前进吧!”他说话非常吃力,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似的。原来那张红润的脸,竟变得像黄纸一样。主席坐了下来,让胡长保的头枕在他的臂上,轻轻地说:“胡长保同志,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
胡长保的头在主席的怀里转动了一下,着急地对主席说:“主席,我不能让您抬着我走,我不行了,血全流在肚子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的,我牺牲了之后,如果有可能请您转告我的父母,他们住在江西吉安。只可惜我不能跟您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新根据地。”说罢又转过脸来对我说,“陈昌奉同志,你要好好地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竟至听不清楚,只看见嘴唇在微微颤动。末了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对主席和我说:“祝革命胜利!”便合上了双眼。我急促地喊着:“班长!班长!”
但他已经再也不能答应了。主席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缓慢地站起来,对我说:“夹被!”我顺手将挂在身上的一床夹被递给了他,主席将夹被打开,亲手盖在了胡长保同志的身上。这天,一丝风也没有,山上的乱草一动也不动,它们也像我们一样在向这位烈士致哀。
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长征队伍到达了离腊子口很近的一个村庄。我给主席搭好了铺,准备请他来休息一下。但到另一个屋里一看,桌上布满了地图,主席正和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刘亚楼等首长在谈话。听说腊子口是甘肃、四川两省“天险门户”,也是我们到陕北路上的重要的一关,我想主席一定在和这些首长研究打腊子口的问题,因此没吭声就退了出来。果然,第二天拂晓,我们就打下了腊子口。九月下旬,我们又通过了渭水封锁线,继续向六盘山前进。
六盘山是陇山山脉的支峰,也是我们到达陕北的最后一个高山。翻越六盘山那天,出发的时候,天空就布满了黑云。走了不一会儿,疾风一阵紧似一阵,雨也“哗啦啦”地下起来。当我们来到六盘山下,主席全身都被淋湿了。六盘山和我们以前走过的雪山相比,虽然不是最大的,但一上一下也有六十里地。刚上山还有点树扶着,快到山顶时树也没有了,只有一些快要枯死的小草,行走起来更加艰难。
从过了夹金山我就发疟疾。前几天不知怎么腿又忽然肿了起来,这两天虽然消了肿,但身体还很虚弱,当我快要到达六盘山顶的时候,只觉得头昏眼花,一步也挪不动了。主席见我这样,就问我是怎么了。我说:“主席,这座山恐怕我过不去了。”说着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主席把我扶起来,以为我又犯了疟疾,便叫警卫员曾先基把卫生员钟福昌找来,拿药给我吃。其实我并不是犯了疟疾,只是长时间的行军把身体搞得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我要主席先走,我休息一会儿就走。主席见我这样,便说:“陈昌奉,这里空气稀薄,又在下雨,你不能在这里休息,无论如何要坚持翻过这座山。”
说着便要和曾先基架着我走。我见主席对我这样关心,也想快走,谁知浑身颤抖个不停,一步也迈不开。主席又问我:“你是不是冷呀?”我说:“冷,全身直哆嗦,骨头缝里也发凉!”主席看了看我说:“来,你把我的皮大衣穿上,再喝上一点热水,暖和暖和就好了。”说着就脱大衣。我一把抓住了主席的手说:“不,我不穿,我能走。”我知道,主席要是脱下大衣,身上就只剩下在遵义做的一条灰夹裤和一件灰军装上衣了,而且昨天晚上他还忙到很晚没有睡觉。我坚持不穿,挣扎着想走,但终因我身体太弱,刚一迈步又昏倒在地上。当我醒来睁眼一看,曾先基同志端着一碗水在我面前。
我身上已经穿上了主席的皮大衣。主席站在旁边,秋风吹动着他那单薄的灰色军装。一股奇异的力量使我“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呆呆地望着主席,他那慈爱的双眼显得更加可亲。主席对我说:“好些了吗?”我说:“好了!走吧!”主席说:“好样的!这才是红军的战士。走!”傍晚的时候,我们走下了六盘山,宿营在一个小村子里。我躺在铺上想:如果没有主席的关怀,我今天一定要牺牲在六盘山上了。想着想着泪水又涌出了眼眶。
翻过了六盘山,便进入了甘肃回族区,离陕北越来越近了。一天,我们从甘肃环县出发,走了几十里路,刚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便遇上了刘志丹同志派来给主席送信的人。主席看过信,站在山顶上,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北苏区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派人来接我们了!”主席的话还没讲完,山坡上立刻欢腾起来。同志们高兴地笑着、跳着、互相搂抱着、欢呼着,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得大哭起来。不几天,我们便胜利地到达了陕北苏区,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了。
【陈昌奉 出生于1915年,江西宁都人。1929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毛泽东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队山东、江西总队总队长,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86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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