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史上最佳新闻编辑:司马光

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记录。古代史官,拿着笔,抱着本子,在朝廷做记录,这也有点像记者的工作;记录堆积起来,成为“实录”,历史讲究的是“实”,新闻讲究的也是“实”。

司马光:史上最佳新闻编辑

司马光

  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记录。古代史官,拿着笔,抱着本子,在朝廷做记录,这也有点像记者的工作;记录堆积起来,成为“实录”,历史讲究的是“实”,新闻讲究的也是“实”。

  一个时代过去后,专门有帮人负责将这些实录等资料编纂起来,这种史官就是新闻编辑。

  这些编辑当中,最了不起的是司马光,他编纂了中国史上最了不起的新闻作品集:《资治通鉴》。

  手法娴熟:

  能将不同新闻风格的作品实施无缝对接

  司马光老师二十岁中进士,然后为去世的父母守孝一段时间,再出来参加工作,到68岁去世,而这当中,有15年是待在洛阳,待在洛阳干吗呢?名义上当西京御史台,其实干的是编辑的活,就是在一大堆过去的新闻材料当中编辑整理出《资治通鉴》。可以说,在司马老师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时间是做编辑工作,因此也可以冒昧地称他为“司马编辑”。

司马光:史上最佳新闻编辑

《资治通鉴》其实也是一部跨度上千年的新闻作品集

  整合一千三百多年的新闻

  别以为编辑就是拷贝和剪切而已,其实编辑往往是在重新写作。司马编辑在整这个活之前,先有一个资料整理小组,这个小组的三位编辑是刘颁、刘恕和范祖禹。二刘编辑和范编辑将整理好的资料,足足几千万字,一股脑儿交给司马编辑,由司马编辑在洛阳的编辑室独自操作。当然,这些都是动用了相当强大的行政资源进行操作的,所以说,要当好一个编辑,强大的平台是少不了的。

  本人从事编辑工作已经十多年,对整理资料之苦大有感慨:写稿固然辛苦,合稿也不轻松。要将几个甚至十几个记者的文字合成一条稿,合成之后,线索不能紊乱,报道不能重复,不能矛盾,将十几个人合成一个人,一张嘴巴说话。

  司马编辑干的就是这种活,不过,我们是将二十四小时之内的报道整合起来,而司马编辑是将一千三百多年的新闻整合起来。

  他老人家经手的记者编辑文字繁复纷乱,例如汉朝记者兼编辑司马迁的《史记》,文字汪洋恣肆,极爱渲染,很有文学青年的作风;《三国志》的记者是陈寿,他见过阿斗,也和诸葛亮的儿子是同事,按道理讲,他在报道历史方面更有优势,但是陈记者对文字很吝啬,喜欢写短讯,不爱写长篇报道,和司马迁记者完全两码事。

  除了文学青年和文字吝啬鬼的风格不搭配之外,还有重复报道的问题。例如关于刘邦项羽陈胜吴广等人的先进事迹,司马迁记者有报道,班固记者也有报道,例如武艺高强的吕布,范晔有报道,陈寿也有报道。还有其他麻烦,像《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大牌机构报道过的事情,坊间却有许多相反的说法。

  冶于一炉,创为新作

  司马编辑要对这些林林总总的报道实施无缝对接,要混搭得浑然一体,这当中有起承转合和文字润色的功夫,有材料取舍和事实判断的功夫,将上百个史官和记者组装成一个人,且功能是兼容的,而不会排斥。金毓黼先生说《资治通鉴》“冶于一炉,创为新作”,其实就是说司马编辑将零乱繁杂的材料熔为一个整体,然后进行再创造,形成新的文字产品,在编辑中显示出写作的功底来。

  因此,司马编辑是一位神一般的编辑,熔铸千年历史文字于一炉,铸造得流畅优美,借他人的笔,显示自己的写作功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好编辑应该也是好写手。

  编辑原则:剪裁中突出细节,突出现场感

  为什么说我们的史书是新闻书呢?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重细节,有现场感。很多年以后,人们回头读过去的新闻,关注的肯定是细节和现场感。

  中国的史书,就有这个优良传统。例如《左传》中写军队在水上溃退,败兵争相爬上船只,船上的人刀砍正在攀援上船的人,惨成什么样子呢?左丘明编辑就用了一个“掬”字,说船上被砍断的手指可以一把把地捧起来,这就是细节,就是现场感。

  司马编辑在取舍新闻材料的时候,就是本着留取细节,突出现场感的原则。在他的眼中,历史就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的,例如报道南朝梁武帝之死,司马编辑就截取了这么一个细节:临死前因为饥饿而上火,可能导致咽喉中有痰,于是口中发出“荷荷”声。这么一个场面,似乎让我们听到了历史的呼吸,其实,新闻也是有呼吸声的。而新闻的呼吸声也就在细节当中。

  再例如在《资治通鉴》第198卷中,写唐太宗的宽容,司马编辑突出了这么一个细节:有侍卫失误,将打扫工具扫到了太宗的龙袍上,侍卫大惊失色,李世民却轻描淡写:“此间无御史,吾不汝罪也。”这里没有监督的人,我不会检举你的。这个历史的细节,一个细节彰显的历史人物性格,胜过千万字的论述。

  史书文字要有现场感

  可以这么说,《资治通鉴》是由一段段的细节和现场报道组成的,按照现在的理解,就是由一段段视频构成的。这个功夫不容易,对比一下后来的《续资治通鉴》就明白了,作者毕沅是清朝状元,固然有才,但他编的《续资治通鉴》实在没法看下去,为什么?因为缺乏细节,经常有大堆模糊抽象的文字充斥其间。可见编辑不是那么好当的,状元来当都未必合格。

  新闻从业者,是不是要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做过的报道,我编过的新闻,将来能不能入新闻史?而入史的标准之一就是有没有细节,有没有现场感。

  司马光也有编者按:

  重在理性引导,注重历史正能量

  有人说《资治通鉴》是一部渲染阴谋权谋的大汇编,我个人是反对这种说法的。要说关于权谋和诡计的记载,《史记》比《资治通鉴》多,司马光不是八卦杂志的编辑,他是一位有历史使命感的编辑,司马编辑的使命就是采编千年以来的新闻,然后有资于治。

  诚然,《资治通鉴》本着实录的原则,记载了史上很多暴力、血腥和阴谋诡计,但司马编辑没有沉溺在史实中,他还很重视对受众的引导。

  他不会将史上的负能量当成真理售卖,《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其实就是编辑手记或者编者按,司马编辑通过这些长则一千多字,短则几十个字的文字告诉受众,什么是史上的负能量,而这种负能量是可以避免的,怎样操作,才转换成正能量。读史书,不光是知道已有的史实,了解几个故事而已,还要知道有所趋避,有所坚持,有所不为。也就是说,不光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还要告诉你该怎么面对,该怎么处理。

  因此,如果读通了《资治通鉴》,应该有着乐观的人生观,坚强的世界观,而不是沉溺在材料当中。这就是引导的功夫了,而在引导方面,司马编辑那118处“臣光曰”是功不可没的。其实,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是很乐观的,认为历史是可为的,重视人的修养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介入。而西方有一些学派则认为历史发展的负能量是无法阻挡和化解的,人再怎么积极作为,也不会有乐观的结果。更有一些写史评的人,则把历史上的负能量当成正能量售卖,宣扬所谓负面的做人秘诀,对社会伦理的杀伤性不小。

  因此,读一读《资治通鉴》,有助于建立健康良性的历史观和社会感,当然,司马编辑的儒家论史观点也有过时的地方,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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